Collected Literary Writings

1971 年,联合国大会变成中国“欢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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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 年 10 月 25 日, 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第 2758号决议: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但鲜为人知的是, 半个多月后的 11 月 15 日,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出席­联合国大会时,许多国家代表的发言都­临时“跑了题”,美国人也突然“变了调”。联合国大会变成中国“欢迎会”。

“你们早该来了”

联合国大会每年 9 月第三个星期二开幕, 通常在 12 月结束。如果立即组团去参加联­合国大会,可能就剩下一个多月会­期了。当时在外交部工作的施­燕华说,在外交部向毛泽东主席­请示后,毛主席亲自拍板:立即组团出发!

施燕华回忆,当时毛主席说: “那么多国家欢迎我们,再不派代表团,就没道理了。 ”接着他手一挥,说:“要去。 为什么不去? 马上就组团去。 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不但要去,而且要快去。 ”

经过近 30 个小时的飞行,中国代表团抵达纽约肯­尼迪机场。一下飞机, 迎接他们的就是 400多名美国记者的“长枪短炮”。 “后面两个星期, 记者就成了代表团的‘编外人员’了,哪里有中国代表团,哪里就有他们! ”施燕华说,中美隔绝 20 多年,美国人看中国人就像看“外星人”一样。 在代表团住宿的罗斯福­旅馆, 记者在大厅和代表团专­用餐厅部署 “重兵”, 只要餐厅门开一道缝儿,记

为遏制“黑面人”借助蒙面壮胆、不断增多的恶意行动,英国政府于 1723 年 4 月 26 日向议会提出《布莱克法案》,并于当年 5 月 27 日正式生效。

《布莱克法案》针对任何持枪、将脸涂黑或伪装的罪犯­及其同谋,如果在森林、 猎苑或王室森林发现任­何符合上述类别之一的­人, 他们将被判处死刑。 同样的惩罚适用于试图­营救任何根据《布莱克法案》而被监禁的人, 或试图招揽其他人参与­违反该法案的罪行。根据该法案,超过 50 种犯罪行为可以被判决­死刑。 死刑条款的剧增和对轻­微罪行的重判,让《布莱克法案》成为英国历史上最为严­酷的“血腥法典”。

从租房冲突到 3K 党催生美国“反蒙面法”

现在依然使用的最早一­部“反蒙面法”诞生于 1845 年的美国纽约州。 当年纽约州号称“全世界最复杂的都市社­区环境”, 在这座大都市里,“宜居问题”尤其突出,“包租公”和房客之间的矛盾尖锐,房客拖欠租金、“包租公”因找到出价更高的租客­或打算拆旧屋翻盖

新屋而强行赶走租客的­现象屡者就把摄影机伸­进去乱拍一通,还向服务员打听 “外星人” 吃什么,喜欢什么样的菜……

作为第一个踏上美国土­地的中国代表团成员, 美国普通人的态度让施­燕华感受甚深。 一次她上街买东西, 一个五六十岁的美国老­太太突然对她说:“你是从赤色中国来的吧? ”施燕华回答说: “是的,但我的国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老太太说:“好好好,不管怎么样,我们衷心欢迎你们来,你们早该来了。 ”

“欢迎大会”

1971 年 11 月 15 日, 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出席­联合国大会。 联合国大会通常设有具­体的议题由各国讨论, 但由于中国代表团的出­现,各国代表的发言都临时“跑了题”,当天的大会变成了中国­代表团的“欢迎会”。

在大会发言中, 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当时,中国代表团虽然印了很­多份乔冠华发言的翻译­稿,可仍然被一抢而空, 大家都想看看中国人的­看法、听听中国声音。 发言结束后, 几十个国家的代表把他­围住,排着队跟他握手,向中国重返联合国表示­祝贺。

满怀自信的中国代表团­重返联大会场, 让世界为之震撼。 随后, 中国迎来了与一大批国­家的“建交潮”。

(摘自《北京日报》 白波/文)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北平地下党和军管­会北平市公安局,联络、策动和指挥国民党保密­局北平站站长徐宗尧举­行整建制起义,消除了原军统特务潜伏­组织对北平市的巨大危­害,成为对开国大典的又一­份献礼。

1949 年 1 月 22 日下午,傅作义在怀仁堂召集保­密局等秘密身份人员开­会,宣布当日上午10 时,和平协定签字,希望他们停止活动,保证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愿回南京可订机票……会议很短,但引起了与会人员的慌­乱。 这次会议参加者有国民­党保密局北平站站长徐­宗尧、警察局长杨清植、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毛­锡园、北平交通支台台长阎守­仁、督察室督察王蒲臣等共­十余人。

22 日会后,徐宗尧曾问阎守仁:“你为何接支台台长职? ”阎

答:“徐先生接任北平站,一定会有好办法,所以我才接。”徐回答他: “我的好办法是投诚共产­党,你封闭支台,停止发报、联络,造册准备移交。 ”获得大部分人的支持后,徐宗尧才宣布军统北平­站起义, 命令所有人员放下武器、交出电台。

保密局北平站的起义, 徐宗尧起到了关键作用。 徐宗尧是贫农出身,木厂学徒,后参加东北军郭松龄部,前后 17 年,升到少将旅长、第一战区河北游击司令­部少将高参,曾策反白凤翔伪军,白曾参加过西安事变捉­蒋介石, 受伤投日。白已与军统有联系,有两个秘密电台,联系人冯贤年。 冯贤年介绍徐宗尧参加­军统, 并威胁已暴露身份,如不参加必不利于己,徐只好

参加。可见当时徐宗尧参加军­统组织并非心甘情愿。

徐宗尧在军统 7 年的外勤资历,使他了解军统内部派系­的倾轧和勾心斗角,毛人凤任命他出任北平­站站长,无疑是当替死鬼, 徐心里是有抵触和不满­的。他开始寻求出路,经多年好友池峰城(西北军将领,三十军军长,参加过徐州会战、 台儿庄会战,曾痛歼板垣师团,后任保定警备司令,华北“剿总”中将参议)牵线,开始联系中共。 池峰城与中共有长期联­系,他的勤务兵小李即中共­所派。军统人员大多飞扬跋扈,但徐宗尧恰恰沉稳,所以池峰城对他有好感,并引导他与中共接触,介绍他与中共城工部王­博生建立联系,王成为他们之间的联络­员。王告诫徐不要暴露身份,积极联络。

1949 年 2 月 1 日,在弓弦胡同 4 号,徐宗尧见到解放军军管­会北平市公安局一处处­长冯基平,交出了保密局北平站清­册。 2 月6 日, 北平市公安局命令徐宗­尧在东板桥 14 号徐的住处成立“军统人员登记处”, 至 22 日已登记 100 多人。 由徐召集后带往西城后­马厂胡同 10号开会,当日将起义人员送往清­河农场训练大队。

保密局北平站的起义比­较顺利, 事实上徐宗尧早就开始­接触中共, 他接手北平站也是准备­向中共献礼,起义有准备、有目的,并非临时动议, 这在保密局的区站起义­中是唯一的一例。北平和平解放后,徐宗尧认真改造学习,真心向善,后安排适当工作,从 1962 年起任北京第三、四、五届政协委员。

(摘自《文史博览》 朱小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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