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论文化研究的范例

———主持人语

符号学与符号叙述学，是形式论在当代最集中的代表。对于形式论，从古代起就有不少误会，至今有不少“理论家”还在反反复复说那几句指责，说是形式论不关心社会，不关心历史。因此，首先要说清楚的是：形式论并不是只关注形式，弃内容于不顾，认为形式可以解决有关文学艺术的一切问题。恰恰相反，形式论只是指出：许多文化问题，内容问题，“从形式出发”，往往更可以击中要害。因为任何表达意义的符号文本，其内容必须寄于一定的形式。形式论恰恰是最关注内容的，只是发现（至少某些作品）从形式出发进行讨论更为有效。可以说，优秀的形式论论文，必然是找到形式规律背后的文化规律。本专辑的几篇论文，都是文化论，就是很好的说明。

打有文学起，就有关于形式的讨论：儒家文献论“赋比兴”；《文心雕龙》主张“风骨”与辞采的完美统一；柏拉图《对话录》讨论模仿的本质；亚里斯多德的《诗学》对悲剧情节构成的精彩看法。这些“形式论”观点至今是我们汲取营养的源泉。现代形式论认为文学艺术的与其他文体最大的区别，是其形式，而不是内容：一篇小说与一篇社会调查，主题或内容可以相同，形式区分二者。

形式文论重新回到中国，是有阻隔的，这是因为我们忘记了祖先的思想方式。《周易》提出了全世界第一个解释世界的符号体系；先秦墨家名家的分析探微；儒家对仪礼形式的高度重视；汉代对世界和身体的高度抽象理解；唐初传进中国的佛教唯识宗逻辑，也没有能持久发展；宋明理学中的“心学”，对意义问题的哲学基础，有极其深刻的思考。在某些文论史家看来，中国传统批评应当注重直觉，“尚象”思维重感悟，“境界”之说重体验，小说评点家的文字重在敏悟，而非现代哲学那种周密细致的分析。我们多年对中国符号学遗产的探索，证明这种结论至少是粗率的。形式论的成果，与中国固有思想直接对接，却在现代中国显得隔膜，这只能说是中国学界没有完全读懂我们祖先的思维方式。

有不少学者试图超越形式分析层次，直接进入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探究，这是深入的批评必然采取的方向，但是这不等于说可以跳过形式分析。解构主义理论家哈特曼有名言：“有很多路子超越形式论，最无用的路子是不学形式 论。”可以说，排除形式论，现代批评理论已经不可能运作。

回顾二十世纪中国文艺思想的变迁，形式论只是在最近三十年才开始在中国学界产生一些影响。某些分支，例如符号学与叙述学，开始有了繁荣景象，但是展开的阻碍还是比较大。相当重要的原因，是形式论需要稍微动动脑筋，而文科学子甚至学者，始终不习惯在思索中展开思想。中国学界不重视分析的弱点，至今没有完全克服。因此，我们有必要重视现代形式论批评的成果。

《当代文坛》创建这个专辑，将一批好文章推荐给读者，这些文章讨论的是应用于中国当今文学、艺术、文化实践的形式理论。四篇都是深思熟虑，广征博引，用了心力写出的佳作。彭佳的文章“艺术的三性论：像似、指示、规约”，指出把艺术看成基本上是像似的模仿，绝对是一种简单化，规约性与指示性起了很大的作用；王强的文章“‘数码受众’与‘数字受众’：新媒体叙述范式的建构”，对网络文学这个多面多变的魔兽，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指出了其中的形式规律；贾佳的文章“从符号叙述学角度看当代文学中女性身体美学的演变”，看起来是文学史与社会史，却从中找出了形式意义变化的规律；谭光辉的论文“情感直观：情感符号现象学的起点”，创造性地对最不容易进行形式分析的情感，做出了理论上的突破，详细分析了情感的先验特征，指出情感直观的对象必定变成一个叙述，情感才能被认可。

这几篇论文的视野开阔，分析到位，应当说是符号学－叙述学应用于文化研究的范例之作。而且，从这几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到另一个问题：很多人认为形式论只是一种方法论。符号学难道真的只是一种研究文化和艺术问题的工具吗？符号学能不能思考“形而上”的哲学本体问题？笔者个人认为：符号学的根基必须立足在一系列哲学思考中。至少，符号学作为意义形式的哲学，必须回答某些重要的（当然远不是所有的）哲学根本问题。本专辑的几篇论文，就开始触及哲学符号学的根本问题。

希望更多的读者从这些文章中得益，而得益的最好的方法是提出质疑，提出论辩：我们，包括每位作者，都在静等大家挑战质疑的声音。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责任编辑 刘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