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符号叙述学角度看当代文学中女性身体美学的流变

“身体美学”是西方哲学和文学命题中的关键性问题，而符号叙述学则为该讨论提供了新的切入点。当代文学中女性身体美学的演变呈现了从“十七年”文学和“文革”革命样板戏的绝对政治话语权，到新时期的更加自我和艺术化的倾向。女性身体美学的呈现方式也从“男性化”的强标出性，转变为“女性化”的标出状态。而整个当代文学中女性身体美学的流变过程也反映了女性对自身主体性认知的过程，外在的环境和个体内在的自我是塑造主体的主要因素，随着女性主体对自身内在女性气质的发掘，女性身体美学的表现也逐渐呈现由外向内的指向性变化特点，而主体性也随着自我与身份的多样性表现出不确定性。当代文学；标出性；身体美学；主体性

摘 要： 关键词：

人类所有的活动无外乎是通过身体这一基本符号进行意义的传播，而这些行为也无一直接或间接地与身体的审美活动相关。对身体意识的发现使得人们对身体美学的研究产生极大兴趣，“身体美学”（ Ｓｏｍ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作为一类专门的研究，最初是被美国学者理查德·舒斯特曼（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ｈｕｓｔｅｒｍａｎ）所提出的，身体美学可以被定义为，通过将身体作为审美欣赏和创造性自我塑造的所在地，对主体经验的批判改良性的研究。按照建构的方式的不同，舒斯特曼将身体美学分为三个维度：分析的身体美学、实用主义的身体美学和实践的身体美学，其中对实用主义和实践的身体美学的发现是舒斯特曼美学研究的特色。中国当代文学中对女性身体的书写状况侧面也反映了女性主体性的变化，从女性身体的缺失或者残缺的表现到女性特质完全的呈现，当代文学中女性身体实践了一轮又一轮的标出，女性的主体性地位则在标出的过程中不断被强化。

一 被压制的女性身体的主体性

对身体美学关注，将人们自我意识由最初对形而上的道德美学的关注，转向于个体本真的、更加真实的“身体”，而且对这个自我“身体”的发现恰恰是对个体主体性发现的一个过程。而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有一段时期，女性似乎刚刚从绝对男权社会的盘剥下剥离出来，却又以另一种极端的方式将身体贡献于政治活动。因而，看似刚刚获得的属于女性的主体性，却又滑落到时代的政治话语之中。

“主体性”问题是西方哲学和文学中经常讨论的命题， 笛卡尔之后的哲学，大多围绕着“主体性”问题展开，符号学则为分析和研究“主体性”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入口。将复杂的主体问题用以形式化的元素进行分解研究，并从单一的元素中找到它们之间的联系与规律，并以“一个全新的视角重新认识表意实践活动” ，将意义的建构方式和解释过程细致地“解剖”开来，提供了一个意义重新被打开和被全面、深刻认知的可能。

“五四”之后，传统男权话语的封建枷锁被撼动，在“十七年”文学中，旧时的家庭妇女成为了新的劳动成员。她们褪去了传统主妇的家居之服，穿上了工装、制服、白大褂，而她们对自己的身份认知也从男人的附属品转变为新时代的主人公，在新中国的土地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岗位，女性的主体性是在生产劳动中得以实现的。样板戏延续了“十七年”文学中女性的“雄强”形象，但正因为女性在历史上长久被男性霸权所压制的现实，只有当“意义不在的时候，才需要符号”，这一时期从某种程度是对女性在历史上主体性地位缺失的反拨，彰显了女性的主体性地位。与“十七年”和“文革”时期死板、单一、政治化倾向的身体表现不同，新时期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开始逐渐脱离政治话语下的主体性建构，转而对自我个体化主体的摸索阶段。

从符号学观点出发讨论“主体性”问题，需要首先明确符号学的表意模式，“一个理想的符号表意行为，必须发生在两个充分的主体之间，即一个发送主体，发出一个符号文本，给一个接收主体。” “交互主体性”（ 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是胡塞尔（ Ｈｕｓｓｅｒｌ）的主要哲学观点，在胡塞尔看来，主体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