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晚报》“晚会”副刊与通俗文艺传统

《新民晚报·晚会》副刊空间中刊载的文艺作品呈现出新旧杂糅的面貌：它一方面延续了民族集体无意识中亘古流传的、具有超越性审美形态的神话传说与民间故事；另一方面，充满传奇色彩的古典章回说部始终在市民文学消费中占有重要位置，它们与“人民文艺”一起，共同构造“十七年”时期市民的阅读和消费版图。在通俗文艺创作中，革命叙事在文本中居于主导地位，但是旧的写作经验常常漫溢出主流话语的疆界，形成别具一格的“逸笔”。《新民晚报》；副刊；“十七年”；民间文艺

摘 要： 关键词：

相比“日报”而言，“晚报”是民众茶余饭后的“灯下读物”，无论在阅读时间还是阅读空间上皆与前者存在差异，如果说日报占据的是民众的“公共—职业时空”，那么晚报则主要面向“私人—业余时空”，因而相对而言蕴含着更多的民间性、休闲性和趣味性，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民众日常生活的丰富表情。就副刊而言，晚报副刊文章大多活泼短小，而且在话语空间上也更具弹性。但是，在厘清二者之间差异的同时，必须注意到，“十七年”时期的“晚报”和其他传媒的“根本任务是相同的，它们都是当地党委的有力的宣传工具。都是当地日报（党委机关报）的辅助和补充力量。” 随着意识形态功能的强化，晚报的休闲娱乐功能逐步淡化，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功能渐趋增强，可以说，“十七年”时期的“晚报”“除了反映人民的八小时的生产、工作和学习之外，还应该担负指导人们另外八小时业余生活的责任，帮助人们过好八小时的休息生活，珍视这三分之一的宝贵生命。” 本文以 １９４９ 年后创刊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市民晚报 《新民晚报》为样本，着重探究了晚报副刊空间中复杂的文艺构成，以及通俗文艺与“新的人民的文艺” （或称之为“人民文学”、“社会主义文学”、“革命文学”、“工农兵文学”）的合作与变化。

一

１９４９ 年５ 月 ２５ 日，上海《新民报·晚刊》（ １９５８ 年 ４ 月１ 日《新民报晚刊》更名为《新民晚报》，后文为表述方便，一律称之为《新民晚报》，仅在注释中区别标示）出版，成为建国后留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民营报纸。１９４９ 年后报纸实行分工，不仅划分为全国性报纸和地方性报纸，而且规定不同的报纸服务于不同的对象。以上海各报为例，《新闻日报》是以中小工商业者为对象；《大公报》是以民族资产阶级、高级知识分子为对象；《文汇报》是以文教界和青年群 众为对象的报纸，注重辅导学习的内容；《解放日报》以工农大众、政府机关和一般的工作干部为对象 。１９５０ 年 ６月９ 日，夏衍在关于《新民晚报》的读者对象和内容问题上，指出“新民报的对象，我认为除去你们革新计划上所选定的以中小工商业者，广大店员、里弄居民为对象外，还要加上家庭妇女”，并着重强调“晚报的读者是在一天工作之后，精神疲倦，茶余饭后看的，所以内容必须要轻松，即使要讲大道理，也要用各种不同的深入浅出的方式来讲。” 这种“调门比较低”的身份定位，使《新民晚报》在文章刊选上易于建构更加宽容、弹性的话语空间。

《新民晚报》的《晚会》副刊创办于１９４９ 年８ 月１ 日，由《夜店》与《虹彩》合并而成，编辑人员主要有张慧剑、程大千、姚苏凤、唐大郎、陈亮、吴承惠、乐小英、董天野等。１９６０年５ 月１ 日，《新民晚报》副刊改版，《晚会》副刊改名为《繁花》。《晚会》副刊空间中的文艺以中篇小说连载为主，几乎天天见报，很少间断。这些文艺大多与当时上映的电影、戏曲、话剧等存在“互文关系”，题材多为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古典小说、苏联当代小说等，并配以精致的插图，叙述多采取中国传统小说笔调，以曲折有致的故事情节取胜。报纸上刊载的通俗文艺不同于精英写作，它的创作信条是运用常规程式，叙事模式化，人物类型化，这就导致研究者从艺术形式等审美层面对其进行文本细读常常是“缘木求鱼”式的无效。基于此种考量，笔者尝试从宏观层面入手，侧重考察这些文本究竟提供了哪些知识和想象，以及这些知识和想象中所包含的不同话语、不同文学成分、不同文学传统之间的复调对话和摩擦互动。由于报纸文本数量庞大，笔者选取１９５２ 年 １１ 月至 １９５９ 年 １１ 月这一时段的《新民晚报》副刊作为考察对象，从题材方面对这些小说进行了简单的归类，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五种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