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美育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脱离本土美学史背景探讨本土美育史问题，是当下中国传统美育研究领域存在的显著问题。它一方面导致了当下美育史叙述对中国传统美育“在世”品格的遮蔽，另一方面使得传统美育史叙事成为德国古典美学家的美育范畴、理论思维的中国翻版。其根源在于未能充分考虑美育观念本身的启蒙现代性身份，进而在历史建构过程中制造了传统与现代的紧张关系。中国美育史；本土语境；现代性

摘 要： 关键词：

在中国语境下，谈论“美育”似乎比“美学”更容易些。因为在中国学人初识美学之际，就将后者定位成一门“中土向所未有”的“科学” 即便在其原发地欧洲，也仅有百余年历史的“年轻的学问”。这一“科学”的面目，对于 ２０世纪初叶的多数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是异常陌生的，可谓“茫然不知其所指”。而美育则不然，尽管它也是源出西洋、在西风东渐中舶来，中国知识界却可以轻而易举地从本土传统中找到类似的对应物，比如“诗教”和“乐教”传统。王国维在 １９０４ 年发表的《孔子之美育主义》一文就颇具代表性。在这篇幅短小的文章中，他简要勾勒了西方美育理论的渊源之后，未经任何铺垫，就自然而然地将笔锋转向了孔子： “今转而观我孔子之学说。其审美学上之理论虽不可得而知，然其教人也，则始于美育，终于美育”。

王国维所言的“审美学”即美学。在他看来，孔子没有什么美学理论，但这丝毫不妨碍他将孔子的施教方式和教育主张称之为“美育”与“美育主义”。类似的情形亦见于被誉为“中国近代美育之父”的蔡元培。他在 １９１２ 年发表的《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中，也未假批判，直接将孔门“六艺”中的乐教与美育相提并论 王国维之论断的前半句，即孔子的美学理论“不可得而知”，早已被不断深入的中国美学史研究所证伪。这自然是中国美学学科进展的创获：美学作为一门西方近代“科学”，契合了近代东亚对西方知识的同步需要，故而必然要为中国知识界所熟悉。但这需要一段时间的消化和吸收。直到民国初年，人们对美学及其主要概念的理解，才开始“进入对西方美学的全面消化阶段”，其认识“比王国维更专业、更系统”，并且“露出与中国传统美学思想进行交融的苗头”。

其实在今天看来，王国维的后半句论断，即孔子之教育“始于美育，终于美育”，与蔡元培的观点一样，也显露着学科草创阶段的轻率，这自然很难避免，也毋需苛责。但这些观点，连同其脱离本土美学史背景来探讨本土美育史问题 的方式，却被后世的学者原原本本地继承下来，不断发扬光大。由此也在中国传统美育史研究领域引发了诸多延续至今的观念误区与认识错位，这自然而然地成为当下学术史讨论中不得不关注的问题。

一

众所周知，不论是王国维、蔡元培还是其他中国近现代美学家，其美育观念大都直接来自于席勒的启迪。而席勒的美学思想，又是对康德哲学“远为细致，更富才华，更有独创性”的发挥 后者向来被视为“倾向于从考虑理性本身出发而不从理解事物出发”的超验哲学的典范。就此而言，超验性和抽象性乃是席勒美育理论的基本内在规定性。席勒认为经验世界并不能够为人性的改善提供任何有效的借鉴，不仅如此，他甚至声称“任何建立在这（引者注：经验世界）上面的希望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基于这样的观念，他“通过对抽象的人性的先验分析，从而把实现自由理想的使命交给了艺术和美，把维护和争取人的尊严的职责托付给了艺术家们”，进而推演出一种经验世界中从未存在过的“审美的‘假象王国’”的未来可能性。

对于自身理论的超验性和抽象性，席勒毫不讳言，甚至津津乐道，宣称在自己建构的理论大厦中，“经验并不是可以判决这样一个问题的法庭”；他也坦诚地交待了“审美的‘假象王国’”仅仅是一种未来可能性：即便自己的论证合理、有效，若将美育诉诸实践，也是一项“要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的任务……在此期间有一些尝试可能在个别情况下获得成功，但在整体上绝不会因此而有所改进”。也正因此， “一个多世纪的时间”过去以后，西方哲学和教育界纷纷开始反思、检讨席勒这一未能兑现的承诺。１９１３ 年，美国教育理论家查尔斯·德加默（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ＤｅＧａｒｍｏ）在其著作《美育》（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中说，自从席勒提出美育一百余年来，西方学术和教育界“尽管有大量文献讨论如何实施专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