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批评中的“生态和谐”意识

———以达真的《康巴》为例

藏族作家达真的长篇小说《康巴》蕴含着深刻的生态和谐思想，反映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和谐相处的生态哲学理念。笔者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三个方面入手，对美丽壮观的藏区高原景观、多元共生的康巴社会生活以及乐观虔诚的藏族精神信仰进行剖析，从而实现构建生态整体观的愿景，而这种愿景恰好对当下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有益的探索，为世界提供了和平与发展的蓝本，为人类发展提供了共同的价值理念。达真；《康巴》；生态批评；生态和谐；生态哲学

关键词：

生态批评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兴起，成熟于 ９０ 年代中期，是在全球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和生态危机日益显现的状况下，文学批评流派中掀起的一股“绿色”批评浪潮。从生态批评的概念提出至今，学界对其作出了不同的界定。１９７４ 年，美国生态评论家约瑟夫·米克（ Ｊｏｓｅｐｈ Ｗ． Ｍｅｅ ｋｅｒ）对生态批评做了首次界定，指出生态批评旨在“揭示人类与其他物种间的关系，审视和发掘人类的行为对自然环境的影响” 。另一位美国历史学家、生态评论家林恩·怀特（ Ｌｙｎｎｅ Ｗｈｉｔｅ）在《我们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中提出， “犹太—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是造成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它是构成我们一切价值和信念的基石，引领着我们的科学和技术的发展，鼓舞着人类以统治者的态度对待大自然” 。１９８９ 年，美国的生态评论家彻丽尔·格罗费尔蒂提出，“生态批评的根本宗旨是探讨文学作品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如果女权主义是通过考察文学与语言的关系来探讨性别意识，马克思主义批评将生产、经济、阶级意识纳入文本解读，那么生态文学批评则是将以地球为中心的思想运用到文学研究领域，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

在中国，生态批评理论正式诞生于 １９９０ 年代中期，特别以陈清硕的《生态美学的意义和作用》、佘正荣的《关于生态美的哲学思考》以及李欣复的《论生态美学》等文章的发表为标志，拉开了中国生态批评理论的学术探讨和理论建构的序幕。１９９０ 年代末期，由鲁枢元担任主编的《精神生态通讯》更是为生态批评理论的建构做出了有益的探讨，成为当时中国生态文学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出版物。 ２００３ 年，曾繁仁和王诺分别出版了《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和《欧美生态文学》两部生态批评的重要著作，标志着中国生态文学批评研究进入了更深的层次。２００６ 年，鲁枢元撰写的《生态批评的空间》问世，此书的出版拓展了生态批评研究的领域，将仅限于研究文学文本中人类与自然纯然二分的两个外在的客体关系，延伸到了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生态和人与自我的精神生态。在该书中，鲁枢元首次提出了生态批评的三分法：“以相对独立的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生态学 ，以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生态学 ，以及人的内在情感生活与精神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精神生态学” 。梁漱溟在论及人的复杂性时，也曾列出人与自然 、人与人和人与自我的三重关系。苗福光认同并接受了这三重关系，因此，在他的博士论文《生态批评视角下的劳伦斯》中对自然、社会和精神生态做了详尽的论述，他认为：“生态批评不应该忽略对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的关注，作为生物链上的一环，人与人之间、人与自我之间也存在生态失衡的问题；人类通常是以破坏自然生态来换取文明的进步，面对遭到严重破坏的大自然，人际间的关系也因为互相争胜而导致异化；面对环境的破坏和社会生态失去平衡自然而然会招致人类精神层面的异化，故而生态批评的研究范畴应该包括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 。

笔者综合以上生态评论家的观点后认为，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三者既有密切的联系，又绝不完全等同，既是互为独立，又不能相互取代，它们是一个整体的三个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