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文学生态的隐性叙述

——以《茅盾日记（ 1953-1966）》为例

摘要：收入《茅盾全集》中的《茅盾日记》共有两册，是依据他的手稿校订而成，后期修改加工的可能性较小。其对“十七年”时期的记述虽然是零星的、片段的，却真实地反映了茅盾这一时期的内心世界和日常生活。在理性、节制的文字背后，也隐含了关于“十七年”文学生态的丰富信息。关键词：十七年；文学生态；隐性叙述；茅盾日记

在茅盾亲撰的回忆录和后来由韦韬著述的《茅盾回忆录》《父亲茅盾的晚年生活》里，对茅盾本人1950年代到1964年的生活都没有充分、详实的记述，这十几年恰好是茅盾连任三届共和国文化部长的时期，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特殊时期，无论对于茅盾研究还是当代文学研究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讨论。目前公开出版的也是仅存的两册《茅盾日记》，虽然只是时断时续的记载，但却以私人化的言说方式和视野呈现了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生态的复杂面貌。

一 安眠药：茅盾“十七年”生活的日常 1949年元月，茅盾乘船离开香港取道大连回国，抵 达大连港时他曾情不自禁地呼唤：“我们来到了！我们终于胜利地来到了！” 时隔半年，在第一次文代会上，茅盾做了《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报告，在详细总结了十年来国统区革命文艺取得的成果之后，茅盾宣称：“中国的全土很快都要成为自由解放的地区，全国的一切文艺工作者都要在人民民主的新中国从事新的工作了。在我们面前展开着一个和过去完全不同的崭新的人民的时代。过去我们在反动政府压迫下，没有写作自由与发表自由，很少可能和群众建立密切联系；从此以后，我们将生活在自由的天地中，我们将有一切机会和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空前伟大的人民革命的胜利，与正在开始着的全国生产建设的事业，供给了

我们文艺工作者以无限丰富的题材，觉醒了的战斗着的工作着的人民大众中间的英雄与模范，将是我们的文艺作品内的主人翁。” 这番充满自信和激情的讲话，不仅对即将到来的新中国充满展望，也表达了国统区作家们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学新天地的美好憧憬。共和国成立不久，茅盾成为第一任文化部长，茅盾之子韦韬对此有如下记述：

主席亲自出面找爸爸谈话，说文化部长这把交椅是好多人想坐的，只是我们不放心，所以想请你出来。爸爸问：“为何不请郭老担任？”毛主席说：“郭老是可以的，但他已经担任了两个职务，一个是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一个是中国科学院院长，再要他兼文化部长，别人更有意见了。”又说：“听说你不愿意做官，这好解决，你可以挂个名，我们给你配个得力的助手，实际工作由他去做。”

果然，毛泽东为茅盾配备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周扬，担任文化部第一任党组书记和常务副部长， “在 1950 年代中国大陆的文艺界，周扬作为党在文艺战线的代表，其名字中所含有的官方意味是不言而喻的。” 毋庸讳言，文化部作为负责文化工作的主要部门，被茅盾看好也被毛泽东认可的诗人郭沫若，虽然在文艺界享有极高的声望，但和茅盾一样，缺少必需的政治身份。郭沫若自1928年脱党后，一直以党外人士身份出现。也只有领导过上海左翼文艺运动、又身体力行宣传和贯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周扬，才可能成为正在发展中的新中国文艺事业的领军人物。事实上，当茅盾半推半就坐上共和国第一任文化部长的位子后，他作为“五四”新文学以来的杰出作家和批评家的立场和身份也已经受到影响。1950年代的茅盾刚刚年过半百，以他的资历和经验，非常渴望在年轻的共和国里有所作为。但茅盾日记中的茅盾却表现得越来越衰弱无力，身体如此，精神状态亦如此。究其原因，一是失眠症日益顽固，发展到每日必服安眠药才能勉强入睡，直接影响了他的日常工作；另一方面，出任文化部长后的茅盾被繁杂的事务性活动占据了大部分时间，在日复一日的会议、出访、接待、讲话中，他与文学创作渐行渐远。在为作协提交的《我的规划》中，茅盾写道：“来自主观方面的，大致不 外乎个人精力日益衰颓，用脑不能持久，特别不习惯于一会儿须看公文，一会儿又要开冗长的会—-这样的‘疲劳轰炸’，并由此引起的神经的衰弱状态。来自客观方面的，主要是无法控制时间。比如说，很难做到每天抽三、四小时来写作，也很难做到每天经常有二小时，或者每周能经常有三四个工作日可以用于写作。在这样情况下，构思是时断时续的，写也是时断时续的，这便引起了厌倦和苦闷，至于想促此搁笔。”

这种状态显然无法构思出新作品，就连续写1942年完成了一半的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的计划也终究搁浅，导致茅盾“夜里一想到，就很难过，就睡不着觉。”在1953年、1954年的18则日记里，连续出现“昨晚睡眠不好”的记载，但只有一次“服了医生给的安眠药及其他药。今晨七时半醒来，尚觉头重脚轻。” 在出访布拉格、莫斯科的日子里，他的日记还有这样的记载：“十五日（星期天，天晴）今日究为阴历何日，只好到后天再证明了。因为，在莫斯科时，大使馆人认为阴历月小，而工会方面有人认为月大，如果月大，今天应是初二。”

他的心情很放松甚至显得兴致勃勃，接下来的日记还披露了1952年中国影片《人民的战士》在捷克卡罗维法利国际电影节获奖的情况：“当时苏、捷及其他代表赞成《翠岗红旗》给奖，而我代表坚持应给《人民的战士》……捷文化部长对于《翠》片评价甚高，在评选会开会前，已有明显表示，苏方亦然，谭大使（中国驻捷克大使谭希林——引者注）曾告我代表。但我方代表既不与谭讨论（谭谓：且不向国内请示），即在评选会上坚持国内所定之主张，谭对此甚为不满。”

在当时，《人民的战士》和《翠岗红旗》都属于革命主流文艺范畴。前者由东北电影制片厂1952年拍摄，以1946年冬东北人民解放军挺进江南为背景，颂扬了普通战士身上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人物质朴，情感真挚；后者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讲述了发生在江西老苏区翠岗的故事，时间线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延续到解放战争时期，讴歌了老区人民在白色恐怖岁月中对红军的深情和对革命的坚定信念。这两部影片在当时能够脱颖而出，在于它们“不仅表达着获得解放后的中国普通民众的乐观、积极、向上的生活热情，而且亦表达着中国整个民族勇毅、奋发、蓬勃的民族精神，同时，更表达着国家民族危亡之际，中华儿女的那种敢于挽狂澜于既倒的气壮山河的国家民族凝聚力。” 二者在艺术上

各有其独特的品格，《翠岗红旗》最终在本届电影节获得了摄影大奖，也算实至名归。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在次年1月17日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再次肯定了“双百”方针的意义。同年二月，“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专门到茅盾寓所，向茅盾传达毛泽东同志1月17日、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部分内容，即有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内容。” 身为文化部长和作协主席的茅盾，显然受到了“双百”方针的鼓舞，在1956年6月召开的全国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开幕式上，茅盾做了题为《文学艺术工作中的关键性问题》的发言，他指出“应当允许文艺上有不同派别”，主张作家们对创作方法有选择自由，文艺批评不能“简单”“粗暴”和运用“庸俗社会学观点”。 在针对长诗《什卡和玛娅》的回函中，他更是明确指出，对水平低的作品不予发表“和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是两件事。” 然而，随着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等先后受到批判，茅盾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在1957年10月8日写给富米切夫的信中，他直言自己“常常生病，短期内不能执笔写稿。” 从1957年11月开始的日记中，茅盾不间断地记载道：“服‘寐底拿’一片就寝” “昨夜服安眠药后即睡”“昨晚睡前服安眠药”“昨晚九时服药一枚就寝。”严重的睡眠障碍和繁忙的事务性工作，不能不让茅盾心生抱怨：“上午有不少杂务，除了阅报、《参资》外，简直没有时间了。” 在一次招待苏、捷、德专家的联欢会后，茅盾写道：“联欢晚会直至十二时散场，十分疲劳，客人们也勉强坐着……联欢成为疲劳轰炸。” 几乎每天的日记里都充满精神的焦虑和对失眠的无奈，甚至发展到一夜之间既服用水剂药又服用片剂药催眠的地步：“晚阅电视至九时半，服水药（安眠） 10cc，至十时半仍无睡意，乃加服M.一枚，十余分钟后入睡。” 根据日记的记载，茅盾即使服用了当时最强效的安眠药，也只能勉强睡三四个小时，经常半夜醒来后不能再入睡，羸弱的体质和压抑的情绪在日记的字里行间展露无遗。本来，在精神、情感和想象力高度运转的作家群中，失眠是很常见的现象。处于1950年代的作家们，失眠则又意味着个人与时代的双重焦虑和困境。诗人郭小川也是一个长期失眠者，他在1957年的日记里又记录了什么？1月10日：“四时至六时又醒来，其余的时间也睡不好，为恶梦折磨着。……头昏，一直到四时都 在不安中度过。这实在是咬紧牙关的时候，我必须在几天内把陈企霞的结论初稿写出来。”1月11日：“八时起，就为眼前这件事煎熬着，弄（得）心情非常之坏，似乎感到这文艺界的混乱状况是没有希望改变的。中午睡了一会，一直到四时没有工作。一种厌烦和不安的情绪占有着我，情绪有时像气流一样，是这样地压人。”1月12日：“时间越拖越久，陈的结论实在该写出来了。一想到这，不安就折磨着我，夜间，极力摆脱这种念头。想了一些写东西的事。” 时任作协党组副书记、作协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的郭小川正被“丁陈反党集团案”所困扰，联系郭小川这一段时期的日记来看，让他颇为踌躇的是如何为复查后的陈启霞事件做出结论。郭小川在日记中如是说：“契诃夫的《普里希别叶夫中士》，写了一个清规戒律极多而又好事的退伍士兵，我倒感到他很像陈企霞。” 在关涉到一个作家政治命运的难题面前，郭小川不可能释然，只有服用安眠药之后，他才能“这一夜睡得非常好，第一觉就睡到六时，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与茅盾服药而不得眠相比，郭小川的精神状态或者说他的抗压能力要明显高于茅盾。所以，一些敏感的作家们，在特定时期个人所感受的压力更大更重，比如诗人田间。1962年2月8日，茅盾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赴开罗出席第二届亚非作家会议，他14号的日记就颇耐人寻味：“闻夏衍、王汶石、田间都病了。田间为老病（过分紧张后神经稍稍失常），他觉得到处都有人对他进行谋害或监视。（日前曾谣传有四千特务布置在会场和旅馆，代表团曾通知各团员提高警惕：此项所谓特务，说是美国派出的，但也有其他方面派出的。）他不敢喝旅馆内的水（恐有人放毒），甚至不敢服自己带来的药（安眠药之类），谓此药放在他所住的房间，难保他离开房间时有人进去掉了包，变为毒药。因此不得不将他从旅馆迁出，移住大使馆。”

上述历史细节在今天看来，无疑提供了观察“十七年”文学生态的一个视角。

二 “参考资料”：茅盾 望世界风云的窗口

颇有意味的是，除了每日必服的安眠药，《参考资料》在茅盾日记里出现得最为频繁。被茅盾简称为《参资》的《参考资料》，是由新华社编印的内部资料，主要刊载国外媒体的国际热点问题报道、涉华言论等等，只有国家高层干部才能看到。自1957年11月起，《参资》成为茅盾每日的必修功课，至于从《参资》中获得了什

么信息，茅盾在日记里只字未提。显然，阅读《参资》不仅是文化部长茅盾关注国际事务的重要窗口，它也是一种政治待遇的象征。作家赵树理就在1950年代主动放弃了文艺2级和270元月薪的待遇，选择了行政10级和218元的月薪，“理由是：选择行政级的政治待遇高些，可以按级别看文件、听报告，甚至决定能否阅读《参考消息》”。 茅盾身为文化部长，享受的是行政4级的待遇，阅读的是《参考资料》（俗称大参考），而赵树理的行政10级就只能阅读《参考消息》（俗称小参考）了。这里不妨摘录几段茅盾日记：“睡了三小时即醒，以后即未能熟睡，时时惊觉……阅《参资》，甚感疲倦，中午却不能入睡。” “阅报、《参资》，起草作协扩大会上的报告初稿，然而头晕，写稿如在梦中” “上午阅《参资》，极倦，而且忽感双目昏眊” 有时还要多次阅读： “下午阅报、《参资》。晚阅《参资》。” 茅盾对《参资》的倚重，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切入“十七年”文化生态的新视角。“十七年”文学生态是在严峻的“冷战”背景下形成的，其时，在资本主义（西方）和社会主义（东方）两大阵营构成的两极化的国际格局中，“冷战”既是权力之争，也是意识形态的斗争，它必然导致冷战双方在思想文化上的对立。在中国思想文化界，与“五四”时期向往西方、从西方汲取现代性资源的强烈的民族诉求截然不同，这一时期“作为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中国文学首先被要求与西方划清界线，成为反西方、抗拒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武器。那些曾经催促五四新文学滋长的人道主义、个性解放、思想启蒙等，此时成为必须坚决摒弃和批判的东西，建设一种不同于西方又能与西方文学相抗衡的文学，成了1949年后中国文学实践最迫切的任务。” 这种特定背景下亟待确立的新的文学规范与“五四”以来已经形成的文学基本价值诉求在某些方面形成了某种张力；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中国的封锁以及中苏交恶之后来自苏联的压力，都直接刺激了中国作家、中国文学与世界对话交流的渴望。因为肇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过程实质上是东西的两种异质文学的嫁接或融合过程”， “十七年”的文学生态在这种特定的大背景下就显得异常复杂。作为“五四”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开放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作家和批评家，茅盾很早就意识到：“各民族的文学希图在一个自我封闭系统中循规蹈矩地演进是不可能的，它们只有在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和相互竞争中才能得以 生存和发展，各民族文学只有兼具民族性与世界性才能进入世界文学之林。” 1949年以后茅盾的文化部长职务肩负着建立以集体主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文学形态的重任；但同时茅盾的社会影响和文化身份，又使他具备了寻找和开辟中外文学交流的眼光和机会。在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十年，茅盾也确实多次走出国门访问交流，在当时的中国作家中可谓见过大世面的。日记中的茅盾，曾在1953年赴波兰出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理事会期间，与巴西知名左翼作家阿玛有过交流；他在国内也多次接见来访的日本作家中岛健藏夫妇、以江口涣为团长的日本作家代表团、以色列作家露丝·乌尔等等，彼时，中国与巴西、日本、以色列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这种民间性质的文化交流就显得弥足珍贵。1967年7月25日，茅盾在日记郑重写道：“今日未能收到《参资》。”他的《参资》阅读生涯就此终止了。《参考资料》在茅盾政治文化生活中占据的位置十分重要，近乎于他听世界看世界的耳目。吴秀明先生曾经指出，对“十七年”文学的研究，要回到历史和经验本身，寻找或整合同时涵盖一体与异质两种声音的整体逻辑框架和评价体系。事实确实如此，在政治和文学高度一体化的“十七年”，一直存在着异质的“他者”的声音。在茅盾日记中，作为“十七年”文学批判对象的西方艺术，包括电影、摄影、美术作品，就表现出潜在的“他者”视角，传递了异质的声音。身为文化部长，茅盾在文化封闭的年代里可以享受高级干部的文化权利，比如每周在文化部放映室观看外国电影，主要“选佳片及有参考意义之外国片专为少数人看的”， 还有机会参观供内部人士参考的抽象派画展。

以下是茅盾1960年到1963年间在文化部小放映室和礼堂所观内部影片：（见下页）

茅盾在文化部放映室看过的外国影片远不止表中所列的这26部，凡日记中未记片名者都没有列入。这些影片主要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日本、墨西哥、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也有苏联、波兰等社会主义国家。从茅盾日记来看，进入1963年下半年后，内部影片逐渐被国产新片如《野火春风斗古城》《金沙江畔》等所取代。一惯谨言慎行的茅盾看完电影后一般不多作评论，只是中规中矩记上几笔，偶尔出现的评点，在今天看来就很有意味。例如在观看了法国影片《长别离》后，茅盾在日记里批评说：“此盖以狡猾隐蔽的手法，宣扬资产阶级的和平者也。” 对《青年的恋人》观影后的点评更加具体： “此为反共片，但手法高明，一般政治嗅觉不灵敏的观众

还以为它态度公平，因为它对美、苏各打二十大板也。”其高明之处还在于“片中无一反共、反苏之言。” 让茅盾感慨良多的是英国电影《女英烈传》：“事先竟传此片为反动影片，但观后觉得陈义未高则有之，反动则未必。” 茅盾在日记中详细记述了这部影片的故事情节，交代了女主人公（英国间谍）先后两次赴法国德占区工作的经历和最终被德国人枪决的悲剧结局。他这样写道：“我以为此片值得我国电影工作者参考学习，因其全片没有一句口号，而政治性极强，倾向性极为鲜明，全片亦无演说，主观者交代任务，扼要数语，没有那一套“有信心没有？”“有，保证完成任务”等等俗不可耐的公式话，而且全片亦没有故作险笔以吸引观众。总之，这 不是用口号等等来博取观众的鼓掌，而是通过女主角的坚强性格（但她仍然是个女性）而深深感动观众的……我们听到国际友人说……只怕我们的作品简单而公式，这句话可做我们文艺工作者的座右铭。”

这是茅盾日记中评价最高的一部西方电影，他赞赏《女英烈传》的女主人公为了国家和平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坚定信仰和坚强性格以及她作为母亲、作为女性的特质和魅力。《女英烈传》给予茅盾极大的心灵震撼，让他清楚地看到了中国电影的不足。由此也说明，从接纳世界文学新潮走上文坛的茅盾，始终坚持“把人作为艺术思维的中心，确立人在整个文学创作中的主体地位”，显示了他艺术思维观的鲜明的现代品格。

三 “卧薪尝胆”：茅盾文艺批评一瞥

“十七年”时期，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文学批评曾出现模式化和狭隘化的倾向。茅盾曾明确支持邵荃麟的“中间人物论”，就是出于对当时文学创作与批评现状的不满和担忧，他指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典型，有正面的典型，也有反面的典型，还可能有一种中间状态的典型… …典型人物却不一定是英雄人物。” 以茅盾的习惯，他的日记像是备忘录或流水账，很少议论时事，即便是牵涉人事，大多也是客观记录，非常节制和简略。但涉及文学问题时，他又会毫不掩饰，褒贬分明，比如：“阅电视一小时，没有好节目。阅杜鹏程之短篇《飞跃》，架子虽大而内容单薄。虽有风骨峻 之概而亦露斧凿之痕”； “昨夜阅剧本《武则天》，觉得有跟《蔡文姬》相似的，武身上乃至上官婉儿身上有郭自己的气质。而且，人物台词没有个性，今人之词汇用得太多，有些实在容易避免……剧中强调武之出身寒微，颇有划阶级成分之味，大可不必。” 寥寥数语，却一针见血指出两位作家创作的不足。杜鹏程是作家队伍中的新秀，郭沫若是资深戏剧家，但都感染了时代风气，从概念出发而不是从生活出发。这一时期，为了给作协扩大会议起草报告，茅盾花费大量时间阅读了近千万字的作品和论文，从日记的语气中可以断定，他明知“‘报告’总是总结（空洞无味）性质”， 但出于批评家的理性自觉，还是打算“是从分析作品入手，不取空谈。” 在4月7日至5月21日的日记里，茅盾详细记载了他起草报告的过程，“至此计共写了十小时，仅成三千字左右，速度不能满意，此因写时常常要翻阅作品”。 特别是报告第五部分民族形式与个人风格，茅盾感觉“如畅所欲言，可写一本十万字的书”， 但实际写作中，却远非他设想的那样顺利，“盖要品评具有个人风格之作家，指出其不同之风格，往往提笔难下，推敲再三。” 报告最终在5月21日止笔，总共4万字，写了两个月，“平均每小时只写成三百字而已”。显然，不单是因为报告本身的乏味，真正让茅盾欲言又止的恐怕还是这一时期个性化作家和作品的稀缺。1961年，针对历史剧《卧薪尝胆》在全国范围内各剧种的改编、上演热潮，茅盾计划写一篇长文，对这场波及全国的历史剧热潮做一次总结性的讨论。为此，他持续不断地阅读了五十多种各类剧本，并在日记中记下了他的点滴观感：

1月13日：“下午阅粤剧《卧薪尝胆》油印稿（梧州 实践粤剧团编，拟充国庆十一周年献礼剧目）。”

1月14日：“下午阅重庆京剧团改编之《卧薪尝胆》剧本”。

1月19日：“上午阅上海川沙越剧团所编《卧薪尝胆》。晚阅电视至九时，又阅上海春泥越剧团所编之《卧薪尝胆》”。

1月20日“下午阅上海飞鸣越剧团所编之《卧薪尝胆》油印稿本”。

1月23日：“下午阅上海市合作越剧团所编的《卧薪尝胆》，此为上海各越剧团所编各本中最坏者。”

1月26日：“下午阅晋江专区越剧团所编之《卧薪尝胆》（此与上海春泥越剧团所编者，基本上一样而较为简短，大概是‘移植’了春泥本的）。”

2月7日：“下午阅第九个《卧薪尝胆》的越剧脚本。”

2月8日：“下午阅越剧的《卧薪尝胆》稿本（此为同类者之第十本） ”。

2月10日：“下午阅马少波、范钧宏、吕瑞明三人所写的京剧《卧薪尝胆》。此剧比已阅之越剧《卧薪尝胆》八、九种着眼点不同，而且，因其为最后写成者（尚未演出），可以吸人之长，改正人家的缺点，似乎比我至今所阅各稿都较好些”。

2月12日：“今日为星期。下午阅上海戏曲学校周矶璋、顾文芍所编京剧《卧薪尝胆》，此为去年十一月中旬的稿本，视马少波等三人稿本为早，内容单薄，人物性格不突出。又阅广州市京剧团集体创作之《卧薪尝胆》，较沪本更差。” 2月14日：“下午阅山东鲁剧研究院所编《卧薪尝胆》。”

据茅盾日记所述，各剧种都有《卧薪尝胆》，但以越剧为最多，他收到的就有十本，实际上还不止这个数字。虽然茅盾在日记中没有展开评论他耗费心力阅读的几十种剧本，但可以看出，以他的艺术直觉和审美鉴赏力，他对各剧种改编的《卧薪尝胆》剧本都不太满意，唯一觉得“较好些”的是马少波等人改编的京剧《卧薪尝胆》，多数剧本他未置可否，显然是乏善可陈，其他的则使用了“最坏者”“内容单薄”“更差”等评语以示不满。从这年的六月底动笔写作，到十月间茅盾完成了长达十万字的论文《关于历史和历史剧——从〈卧薪尝胆〉的许多不同剧本说起》，发表在《文学评论》1961年第5期和第6期。全共分六个部分，茅盾从“怎样甄别史料”入手，以溯本求源的研究态度，在前四个部分

中详细梳理了先秦诸子和两汉学者对吴、越关系的记录和评价，以及对两国重要人物的评价；从第五部分开始转而谈我国历史剧的悠久传统和丰富经验，围绕“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如何统一”和“古为今用”的问题进行了逻辑严密的分析和推理。第六部分才正式进入《卧薪尝胆》各种剧本对戏剧传统的继承和发展问题。客观地说，茅盾的这篇长文征引的史料相当丰富，引为案例的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历史剧多达几十部，可见他为此耗费了极大的心力。

1961年9月，中共中央出台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文艺十条），对1958年以来的文艺思想和政策进行了调整，把“正确地认识政治和艺术的关系”放在了首要位置，将文学题材和风格的多样化、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学遗产等问题都作为文艺工作的根本任务，目的在于创作出更多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的作品，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然而，这个“草案”迟迟没有正式颁布，争议的焦点主要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直到次年4月，在此基础上修改的《文艺八条》经毛泽东、刘少奇审阅后才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发，《文艺八条》受到了文艺界的普遍欢迎，与此同时其“前言”中将制定条例的目的归结为使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更好地发挥战斗作用，更有效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从而“凸显了文艺的政治性，使得文艺政策调整的方向由满足人民需求变成了为政治斗争服务。” 从《文艺十条》到《文艺八条》的颁布，虽然只隔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但政治形势却日益明显。从周恩来在1961年6月“新侨会议”上所做的报告中就能感受到这一点。遗憾的是关于“文艺八条”，很多作家的日记中都有提及，比如沙汀就在1962年4月7号的日记中写道：“午睡后，躺在澡盆里看完了新收到的‘文艺工作八条’。” 茅盾却只字未提，仅在6月19日的日记中说：“总理将在下午三时对文艺工作者（此为中宣部召集之各省市省委宣传部负责文艺的部长或副部长，又各省、市文化局长，其他方面之会议，今日为扩大会议，专为请总理作报告）作报告”，但可以肯定，正投入写作关于历史剧《卧薪尝胆》研究论文的茅盾，不可能不受时代文化语境的影响。茅盾在文章中认为，取材于吴越战争的剧本并不多，最引人注目的是《浣纱记》，而“近年来出现的百来个《卧薪尝胆》的剧本，和《浣纱记》等剧相比，不知要高出了多少倍。” '他从主题、人物和故事、突出人民的力量和艺 术构思上的百花齐放四个方面，高度评价了几十种《卧薪尝胆》剧本取得的成就，这与最初阅读剧本时流露的感情已经明显不同。表面上看，茅盾对《卧薪尝胆》的评价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的和美学的方法论，但在涉及如何古为今用的问题时，他变得自相矛盾，一方面承认“我们的先辈取材于历史都抱有‘借古讽今’或‘以古喻今’的目的，为‘古’（历史）而‘古’（历史）的作品是绝无仅有的”， 另一方面又断然否定了历史剧以古喻今、以古讽今的创作传统：“这种讽喻方法，如果在他们那时代是可取的或者是不得不然的，那么，在我们今天，就是不可取的，就是不必要的了。” 针对“若干卧薪尝胆剧本中出现的偏差，”茅盾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恐怕是对古为今用的理解既片面而又机械”，他指出： “就我所读过的那些卧薪尝胆的剧本而言，有百分之五十是或多或少把联系现实（今天我们国家的现实）来理解古为今用的；这就势所必然会变成影射现实，这对我们的现实是一种污蔑。” 他对一些《卧薪尝胆》剧本脱离历史事实，从主观出发进行想象和艺术虚构的行为所做的批评，较之于日记里阅读剧本时“最坏”“更差”的简短评价，论文虽言之凿凿，有条有理，批评的锋芒却减弱了很多。当然，写日记是一回事，写论文又是另一回事。但从茅盾的思考和言论来看，这个弯转得不可谓不大，留下了明显的时代印痕。

诚然，与叶圣陶、吴宓等现代作家时间连贯、篇幅完整的日记相比，茅盾日记或许不具备太多的文献价值。但由于茅盾本人身为“十七年”文学历史的见证者、参与者和建构者，他的日记又恰好集中写作于这个阶段，其中蕴含了关于“十七年”文学生态的丰富的信息。特别是茅盾担任文化部长和作协主席多年，他的日记还直接关联着进入共和国之后的老中青三代作家、各少数民族作家以及“十七年”时期的作家和创作，作家彼此之间的人际交往等等，这些都是影响了“十七年”文学生态的重要因素，本文因篇幅原因未能展开，留待今后进一步探讨。

注释：

①③茅盾、韦韬：《茅盾回忆录（下）》，华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189页，第191页。

②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十年来国统区文艺运动报告提纲》《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 ·文学理论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72页。

④吴辰：《1950年代中国大陆文学生态研究》，山东师范大

2016年博士论文。

⑤⑥⑦ 茅盾《茅盾全集·日记一集》，黄山书社2014年版，第7页，第3页，第10页，第74页，第51页，第310-311页，第74页，第75页，第197页，第260页，第112页，第333页，第430-431页，第378页，第379页，第86页，第88页，第95页，第7576页，第75页，第75-76页，第81页，第160-171页，第216页。

⑧孟庆军《“十七年”电影中社会记忆的建构与国家民族认同》，载《电影评介》2017年第14期。

⑨钟桂松：《茅盾在一九五七年》， news.eastday.com/epub⁃ lish/gb/paper148/20020214/class014800023/hwz601358.htm

⑩茅盾：《文学艺术中的关键性问题——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上的发言》，载《人民日报》1957年月6 20日。

茅盾：《致寒超梅》，载《茅盾书简》，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210-211页。

茅盾：《致富米切夫》，载《茅盾书简》，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215-216页。

茅盾：《茅盾全集·日记二集》，黄山书社2014年版，第

652页。

郭小蕙整理：《郭小川日记（ 1957 ·上）》，载《新文学史料》1999年第2期。

陈明远：《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文汇出版社2006版，第70页。

朱水涌：《现代性的空间焦虑——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的一种精神状态》，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6期。

朱德发：《论茅盾文学的现代化选择》，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王嘉良：《论茅盾艺术思维理论的现代品格与独创性价值》，载《浙江学刊》1996年第4期。

茅盾：《创作问题漫谈》，载《茅盾评论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03页。

段恺：《从〈文艺十条〉到〈文艺八条〉—— 20世纪60年代初期文艺调整的政策转向及其历史意义》，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5期。

沙汀：《沙汀日记选1962年4-5月》，载《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2期。

茅盾：《关于历史和历史剧——从《卧薪尝胆》的许多不同剧本说起》，载《人民文学》1961年第6期。

（作者单位：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浙江传媒学院茅盾研究中心，本文系2018年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茅盾年谱新编”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 18NDJC156Y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