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何以妨害审美?

——关于《子夜》评价史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 - “十七年”文学生态的隐性叙述 - 妥佳宁

1980摘要:茅盾的《子夜》曾被视为左翼文学“经典”,获得极高评价,但在 年代“重写文学史”的进程中,《子夜》却在“审美的标准”下被视为“一份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 1980遭到质疑。然而若将 年代“美学热”本身和以“审美的标准”重写文学史,都视作是“去政治化的政治”,则可将理论探讨历史化,看到《子夜》艺术水准所遭受的质疑,其实恰恰有另一种非审美的标准在运行。“《子夜》模式”未必不符合审美的标准,只是不符合当时那种借助“审美的标准”而去意识形态化的倾向。关键词:茅盾;《子夜》;审美的标准;重写文学史

学界对于既有的一些理论论争,往往会在许多年过后依然投入精力来研究其中论争双方的观点、态度,并试图重新审视论争所讨论的具体问题,部分研究者甚至有意参与到当年的论争当中去,就该问题发表当下的观点,形成一种“古今”对话式的研究模式,让当年的理论论争在当下继续延伸。

这固然是对理论论争的高度关注和热情参与,然而当初的那些理论论争既然已经成为一种特定时空的产物,研究者除了以当下的观念参与其中之外,似乎还可以将已经发生的理论论争本身视为一种特殊的历史,以历史化的眼光从外部来审视当年的论争,从而发现许多从论争“内部”无法察觉的问题,进而推进对论争话题 的重新认识。

这里就以新时期关于《子夜》艺术成就的争议为实例,探寻这种将理论论争本身历史化的研究方式。

一 何种标准才是“审美的”

茅盾的《子夜》曾被认为是1930年代左翼文学的代表作,自其诞生之日,评论界就给予很高评价,譬如“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等。在195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文学史中,中国现代文学被解读为反映了中国的政治革命,《子夜》的成就也被这种认识固化。然而新时期以来,一方面中国现代文学被解读为反映思想革命而非单一的政治革命,另一方面从过于僵化

的“政治标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许多文学作品,以其艺术成就获得越来越多读者和评论家的青睐。尤其是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传入,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等人小说作品的重新热销,都使得“审美的标准”一时间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新评判标准。随着这种转变,对茅盾《子夜》的评价忽然陷入无标准可依的境地。1980年代末,蓝棣之等人质疑《子夜》的艺术成就,以“一份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来评判小说,认为“主题先行”的《子夜》模式在艺术上是不成功的。①此后茅盾作品的价值,在新时期“审美的标准”下不断受到评论家的质疑与否定。《子夜》的评价史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曾经的左翼文学“经典”,在另一个时代变为了“社会文件”,换言之,几乎成了缺乏审美价值的史料文献。

值得追问的是,《子夜》的成就究竟如何,为何前后评价反差如此之大,当年的肯定与日后的质疑究竟哪一种更符合“审美的标准”?新时期是否真的有这样一种被标榜为“审美的”评价标准存在?进而需要探讨的是,《子夜》是否为“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它何以不美?又何以美?

新时期这样一种所谓“审美的标准”固然发现了以往单一的“政治的标准”所遮蔽的许多中国现代文学优秀作品,却未必不在同时形成了另一种遮蔽。正如当年夏志清与普实克的争论一样,新时期所谓“审美的标准”既然相对于“政治的标准”而提出,其实是以一种“去政治”的标准而存在的,是为了反拨此前中国现代文学评价体系中太过浓厚的“政治的标准”。换言之,这种所谓“审美的标准”从一开始就不是纯粹“审美的”。或更准确地说,新时期所谓“审美的标准”本身,就是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而非完全“审美的”。

一旦将新时期质疑《子夜》艺术成就的评价标准本身置于一种历史化的审视中,即可发现新时期对《子夜》的质疑并非单纯因《子夜》的艺术性而起,而更多的是“为翻案而翻案”。故当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的评价体系急切地试图摆脱既往的束缚,评论家只是借助“审美的”话语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过去意识形态束缚的不满。《子夜》这样一部长期获得意识形态肯定的作品自然成为这种反拨的“靶子”,对《子夜》艺术成就的质疑于是应运而生。

故而此处提出,不妨将当年有关《子夜》艺术成就的理论论争本身视作一种特殊的史料,后来的研究者无 需太过急切地“讨论到问题里面去”,而不妨抽离开来,以历史化的眼光重新看待当初的理论论争,进而发现某些“问题外面”的“真相”,然后再以此眼光透视“问题内部”,或许反而会对理论论争所探讨的“内部问题”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二 《子夜》是否“主题先行”

新时期质疑《子夜》艺术成就的理由之一是该小说“主题先行”,蓝棣之曾评价道:“很遗憾,我不得不指出,照我看来,《子夜》属于此类作品;但我要郑重声明:《子夜》是这类作品中最优秀的,然而毕竟是在此之属。主题先行,限制住了作品主题的指向,也限制了作家的才气,限制了对生活的整体叙述。” ②尽管《子夜》被评价为“这类作品中最优秀的”,但在评论者看来茅盾还是因“主题先行”而限制了小说的成就。

那么《子夜》是否主题先行呢?这个被认为“先行”的主题又是什么?这一“主题”是否限制小说的成就,使得一部小说变成了“一份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

文学史一般认为《子夜》的主题是“回答托派”,因为茅盾自己曾多次对这部小说的主题做出说明。最早的一次,是1939年5月下旬茅盾在《新疆日报》社演讲《子夜》的写作过程,茅盾当时强调“这样一部小说,当然提出了许多问题,但我所要回答的,只是一个问题,即是回答了托派:中国并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 ③此后197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子夜》时,茅盾应邀又在书后写了《再来补充几句》,重申了“回答托派”的主题。④在1980年代初的回忆录中,茅盾也对《子夜》的主题做出了类似的申明。似乎《子夜》“回答托派”的主题已经被茅盾自己后来的屡次阐释证明了。“但茅盾在写作《子夜》时,是否真的就清晰而明确地预设了这一主题与观念?这一主题、观念与《子夜》的文本实际又是怎样的关系呢?” ⑤

在讨论茅盾对《子夜》主题的阐释时,往往忽略的是,茅盾1939年那次演讲所处的新疆处于盛世才的特务统治之下。茅盾在《新疆日报》社的演讲有许多新疆学院的学生来听,而“就在茅盾抵达迪化前,盛世才在1937年12月途径新疆回国的康生等人授意下,以‘托派’罪名逮捕了之前由苏联派往新疆工作的中共党员俞秀松,蓄意制造了‘大阴谋案’。后俞秀松被押往苏联, 1939年被判处死刑。而俞秀松不仅与茅盾同为中共早期

创建者,在新疆时更化名王寿成担任新疆学院院长。”因此,茅盾在新疆演讲“鲜明地亮出批判‘托派’的态度”是有其历史原因的。⑥中国的“托派”对中国社会是否能够发展资本主义的认识,在1949年之后自然会受到茅盾更加明确的说明。故而在《再来补充几句》等文字中,才会反复重申《子夜》“回答托派”的主题。

值得注意的是,茅盾1980年代初在回忆录中写下一个细节:“秋白建议我改变吴荪甫、赵伯韬两大集团最后握手言和的结尾,改为一胜一败。这样更能强烈地突出工业资本家斗不过金融买办资本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没有出路的。” ⑦而在现存茅盾手稿的小说《提要》和原大纲的设计当中,吴赵两派将同归于尽之际,终在新形势下团结起来“共谋抵抗无产革命”。⑧这种结局设计显然并未能很好地“回答托派”。足见茅盾一开始设定的小说主题并非“回答托派”,只是瞿秋白促使茅盾改写了小说的结局,形成了“回答托派”的后设主题。⑨

这样的“后设主题”,以及茅盾日后在特定历史情境(尤其是危险境地)中的自我辩解,如何能证明《子夜》是“主题先行”的?评论者按照“回答托派”这样被视为“先行”的主题来解读《子夜》,并认为这种主题“限制住了作品主题的指向,也限制了作家的才气,限制了对生活的整体叙述”,对小说成就提出质疑,究竟是出于对这种经瞿秋白意识形态诉求改写过的主题的质疑,还是出于对原本就没打算“回答托派”的《子夜》的质疑?

一旦将《子夜》的主题,从既往固化了的“回答托派”主题中,还原到茅盾对1930年代中国实业与金融之争的原初主题上来,新时期评论者以“主题先行”来将《子夜》视为“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的那种质疑,就不再单纯是对小说艺术成就的质疑,而更多地呈现为对既往表述的质疑。

那么,最后的问题就在于,当《子夜》“主题先行”与否的问题暂且悬置之后,这种被视为“社会文件”的小说本身,艺术成就究竟如何?

三 “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何以不美

《子夜》的写作当然有许多缺点,但无法忽视的是, “《子夜》的确成了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也成了‘常销书’,开明版于1951年12月已印至26版”。⑩畅销而常销的《子夜》拥有数量庞大的读者群,且其热度经久不衰,并不亚于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等在新时期重新 热销的作品。其实,就在蓝棣之重评《子夜》之际,评论者本人也不忘肯定《子夜》“新儒林外史”式的讽刺艺术。而日本学者增田涉当年曾评价:“总的来说,《子夜》沿着时代和历史的方向来写,写得大胆,有层次,表现了作者的能力,或者说是粗犷的‘蛮力’。这种豪宕的作风,虽然并不流畅,甚而处处透出牵强的(或者说是拙劣的)咯吱咯吱的辗轧声,但作者视野宽广,以时代为整体作了细致的描绘,表现出大陆式的膂力。”

增田涉对茅盾这种“大陆式的膂力”的评价,正体现出作为“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非但不会妨害《子夜》的艺术价值,反而体现出一种完全不同于“优美”的“崇高”之美。《子夜》当中的“美”如果存在的话,也绝不是文人雅士吟诗作对式的风雅之美,不是一种纤细之美。它并不表现在某位主人公能够对着花鸟鱼虫作高雅的品评,而表现在小说整体上对宏阔历史的细致把握,以及主人公最初的雄心壮志与最终完败之间的悲剧性。

正是这种超越了“回答托派”主题的悲剧描绘,使得吴荪甫这样一个原本从“阶级情感”角度不应被同情的主人公,却唤起了无数读者的共鸣体验,从一种超越“阶级”的个体维度去感知吴荪甫最终的功亏一篑与壮志难酬,随着小说情节发展而期待其所期待,紧张其所紧张,担忧其所担忧,甚至恐惧其所恐惧。在1933年8月13、14日的《中华日报·小贡献》上,瞿秋白以“施蒂而”的笔名发表《读〈子夜〉》,肯定《子夜》的成就之外,也表达了对《子夜》的不满:“在意识上,使读到《子夜》的人都在对吴荪甫表同情,而对那些帝国主义,军阀混战,共党,罢工等破坏吴荪甫企业者,却都会引起憎恨……”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许多读者不仅在吴荪甫与赵伯韬之间更希望前者获胜,而且在吴荪甫与裕华丝厂的罢工女工之间,也更希望前者获胜。这样强烈的代入感,几乎颠覆了瞿秋白从意识形态角度对这部小说的改写要求,更超越了多年来《子夜》解读模式中那种早已固化的“阶级”维度。

如此看来,《子夜》这样一部长期因刻板印象而被视作受意识形态束缚的作品,才真正显示出了一种超越于新时期批评家所厌弃的“政治的标准”而在原初形态中就包含了不同于“优美”的另一种“崇高”的“审美的标准”。只是由于特定时代解读者本身未能超越既往意识形态的束缚,才没有发现这种“美”。

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左翼文学“经典”的《子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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