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历史十字路口的全球化
——意大利前总理达莱马等谈全球化的挑战与出路
2 017 年5 月 16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万寿论坛”系列活动之“全球化与全球经济治理”主题对话会在北京万寿宾馆举行。意大利前总理达莱马、中联部前副部长于洪君、法国展望与创新基金会特别顾问西蒙等中外数十名专家围绕当前全球化所面临的困境、挑战及出路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探讨。
随着全球经济贸易增速持续放缓，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复杂演变，以及保守主义、民粹主义等各种非传统社会思潮和运动不断涌现，全球化这个在过去数十年间曾有效拉动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劲“引擎”， 逐渐失去往日光环并日益力不从心。面临众多的质疑、非议乃至挑战，全球化将何去何从？世界究竟是要重回封闭保守的民族主义，还是继续追寻开放包容的区域或全球主义？如何推进更加包容、普惠和均衡的新型全球化？怎样才能探索出更加公正合理、务实高效的全球治理体系和模式？对此，达莱马等与会嘉宾有各自独到的见解。全球化处于新旧转型关键阶段
当前世界的深刻变迁，尤其是新自由主义范式下全球政治、经济和社会治理的失灵、失序、失效，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将全球化推向风口浪尖。传统全球化模式已经到了不得不做出调整和改变的关键时刻。
一是传统全球化有难以克服的弱点和矛盾。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由美西方主导、并将新自由主义理念奉若圭臬的传统全球化之所以在当前接连受挫，很大程度缘于其自身的积弊疴沉。在宏观层面，传统全球化实践并未真正给世界带来和平发展与有效治理。达莱马认为，冷战结束和新自由主义得势并不意味着和平与发展自动实现。不受主权国家和国际机 构规制的市场行为导致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不平衡与矛盾持续增长，影响到经济社会关系乃至民主机制运作，使全球化的结果与人们期待相去甚远且自相矛盾：对一些国家而言，全球化是走向繁荣与进步的“助推器”；对另一些国家来说，全球化则是攫取其在 20世纪所取得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侵吞者”。传统全球化还使民族国家和传统政治机制深陷无助和无力困境，传统政坛中的左右翼分野演化成建制与反建制、民粹主义与全球主义之间的无休止缠斗，大大增加了国家治理成本和改革调适的难度。
在微观层面，传统全球化所奉行的新自由主义理念信条加剧了国家内部的矛盾和社会分化。达莱马提到，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大背景下，很多国家在过去几十年间一直将社会分层和收入差距视为经济增长和保持社会活力的先决条件。但无数事实已经证明，这一假设是何等荒谬和错误。阶层和贫富分化导致的社会撕裂与内耗只会使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更加脆弱。此外，总体财富的增加并不等于民众福利的自动增长，“有发展无福利”的怪状并不鲜见。公正合理的财富分配机制才是社会福利改善的有效驱动力。生活质量与平等公正成正比，不平等容易导致焦虑、愤怒、怨恨。从长远来看，这种极具冲击力的现实落差必然产生矛盾和不满，加剧社会的动荡不安。
二是传统全球化正遭受质疑和挑战。近年西方接连出现的政坛“黑天鹅”事件和社会抗议风潮，以及不少发展中国家有识之士针对新自由主义范式下自由贸易的揭露和排斥，其背后都反映了一个共同的指向，即传统意义上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正日渐式微，并在全球范围内遭到越来越多的
质疑与抵制。达莱马指出，传统全球化日渐被视为一种“西方化”企图，并不断遭到抵制。作为对传统全球化的“反动”，欧洲正在掀起一股以复兴的民族主义、人为煽动的恐惧、超出现实条件的劳工保护，以及追求纯粹的民族身份认同为名义的疑欧和逆全球化浪潮。于洪君认为，当前一些国家陷入发展困境，失业高企、阶层分化和贫富差距拉大、民粹主义思潮泛滥，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意愿和能力下降，导致逆全球化、反全球化势力快速上升，经济全球化明显减速，并进入阶段性调整期。推动新型全球化是唯一出路
当前西方主导的全球化遭遇一定程度的困境，但这只是新自由主义的困境，不能因此全盘否定全球化。相反，新形势下进一步完善和创新全球化，才是有效解决当今世界各种难题的根本之道。
一是新型全球化势在必行。面对“回天乏力”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应努力探索新的更加合理和有效的新型全球化道路和全球治理模式。西蒙认为，全球化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贸易、投资、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等各个方面均已发生重大改变。全球化并非简单的经济
问题，要解决当前欧洲“1%的人占据 27% 的财富”等全球化困境，必须寻求建立一种全新的全球化范式。于洪君认为，经济全球化遭遇挫折，既反映了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的失败，也把经济全球化推到了新旧转型的重要关口，客观上促使世界各国更加积极地引导和管理经济全球化，探求一种更加公正有序的新型全球化模式。达莱马认为，应对当前逆 全球化浪潮的良方在于推动以包容性增长、减少不公正、保护环境和维护和平为目标的新型全球化。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义桅提出，新型全球化应该是一种包容、普惠和均衡的全球化，突出以人为本而非资本主导、发展驱动而非规则为先、开放包容而非封闭排他，是互联互通的均衡发展，而非“中心—边缘”结构的固化，是主动参与而非被动接受。
二是新型全球化应“讲政治”、改观念、重行动。新型全球化是一个系统工程，牵涉到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推进新型全球化不能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既要从大处着眼，更要从实处着手，积极探索和实践各种建设性渠道与方式。达莱马认为，经济治理也要“讲政治”，推动新型全球化要求重新发挥政治的作用，也要重视和加强联合国等国际合作机制的作用，坚持国际法准则，尊重人权道义。传统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不平等和不公正是不合理的政治选择的结果，新形势下需要通过国内政治和国际规则创新来完善和强化治理、规制资本、抑制投机、消除不平等和不公正现象。于洪君认为，改革全球治理体系，推进新型全球化，首先要改变观念，树立开放、包容、普惠、共享的基本理念，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在相互帮扶中实现协同发展。其次要诉诸行动，通过“一带一路”等务实合作机制提高有效供给，催生新的需求，促进世界经济的再平衡，实现各国共同发展、共享成果。西蒙认为，推进新型全球化不仅要找到“正确的道路”和“合适的伙伴”，更要有耐心和“傻瓜精神”。要以史为鉴，在“和而不同”基础上理顺合作关系，改进治理规则和架构，促进全球共同 增长。中欧合作与互学互鉴是必然选择
尽管在如何推进新型全球化等一些技术性问题上，与会专家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大家一致认为，全球化道路虽然曲折，前途却很光明，只要大家携起手来，相向而行，实现全球有效治理并非遥不可及。只要大家有意愿、有行动，新型全球化就不会成为“潘多拉之盒”，而将成为推动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和增进全人类福祉的“阿里巴巴山洞”。在此背景下，中国和欧洲应该也必须团结合作、相互学习。
达莱马指出，中国与欧洲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看法一致，有共同的愿景，中欧之间有开展合作的共同土壤。尤其是当前国际格局和秩序深刻演变，为抵制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实现更公平和正义的共同愿景以及共享繁荣，中欧比以往有更多理由精诚合作，携手同行。王义桅认为，中国推进新型全球化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吸收借鉴了欧盟一体化在商品、劳务、人员、资本“四大流通”方面的做法与经验，并创造性地加上了“民心相通”，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五大重点和支撑。中国学习欧洲，又超越了欧洲。中国在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时用“造血”代替“输血”，在推进地区合作时秉持“弹性化”原则和以发展为导向、并高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等理念与实践，也可为欧洲一体化的深入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