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新兴发展节点的功能认知与发展策略
“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沿线区域一批港口、园区等枢纽性节点建设成就斐然。然而，在这些节点建设中也面临功能单一、与当地发展战略对接有限、拓展性不足等问题。因此，应以新兴发展节点的新思路认识、规划此类快速发展中的枢纽性区域。对相关节点应采取以“城市化”为核心的综合性发展思路，以“港—城融合”、“园区拓展”方式提升沿线新兴节点的发展能级，使之成长为具备“一带一路”要素流动枢纽和当地发展“增长极”双重作用的核心城市。
■ 苏 宁／文DOI: 10.19422/j.cnki.ddsj.2017.07.012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推进，基于沿线互联互通的需求和机遇，中国已在沿线国家投资建设了一批港口、园区、能源基地等枢纽性节点。其中，诸多枢纽节点具备要素枢纽和发展“增长极”的双重属性和潜在的成长性，能够成为“一带一路”沿线的新兴发展节点。促进此类节点的发展，有助于提升沿线潜力型枢纽区域的发展能级，推进“前沿”区域的城市化，进而培育沿线的新兴城市群体。“一带一路”新枢纽升级为新兴发展节点的需求与重要意义一、“一带一路”新枢纽节点发展路径亟待升级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沿线部分国家与区域既有城市在承载合作项目能力、安全保障，以及基础设施配合度等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逐渐凸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新兴区域合作建设的港口、园区等新兴枢纽性节点发展迅猛，已逐渐成为区域发展新 增长点。截至 2016 年底，中国企业已在沿线20个国家建设56个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超过180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1240亿元）。中国在巴基斯坦瓜达尔港、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希腊比雷埃夫斯港等合作项目得到快速推进。
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枢纽性节点建设过程中，也面临一系列问题，主要表现为三方面：其一，对新兴枢纽的战略高度认识不足。中国的海外枢纽节点建设，更多侧重通道的连接功能和基础设施建设，未能从区域经济乃至地缘经济角度谋划新节点的区域支撑作用。其二，新兴枢纽的建设模式较为单一，往往聚焦港口、管线、园区等有限功能，缺乏综合性的建设思路，特别是未能以城镇发展的整体视角推进区域成长与能级跃升。其三，新兴枢纽节点区域的发展建设与所在国家、区域发展策略的配合性有限，对当地发展的正“外部性”效应发挥不足。上述对新枢纽区域战略作用认识的局限性和传统的建设运行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 枢纽节点对“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发展的服务作用。二、新兴发展节点概念为沿线节点转型升级提供新思路为解决上述问题和需求，需要对“一带一路”沿线新发展枢纽节点的性质进行重新认识和更高层次的功能定位。这种认识和定位可基于新兴发展节点（Emerging Development Pivot）的概念进行整体谋划。
所谓新兴发展节点，主要指相对于成熟或完备的发展节点而言，具备潜力、或处于发展过程中的战略性枢纽空间。此类节点位于沿线国家、区域关键通道上，具有地理、资源、人文的重要价值，是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枢纽性区域。这些节点的崛起和发展，有助于形成沿线区域的城市“增长极”，对既有发展节点网络进行补充强化，对“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同时，此类枢纽节点的深入发展，对于沿线流量通道的安全保障和区域经济的多样性也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
新兴发展节点对传统战略通道概念的超越一、新兴发展节点的概念新意
相对于传统的战略枢纽、节点而言，新兴发展节点的内涵具有包容性、发展性、带动性等新特点。此类节点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需求在主要战略通道中的空间投射和扩展，其作用的发挥更多基于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包容性与联动性发展。同时，新兴发展节点的培育与塑造，对于扩展“一带一路”倡议对发展中区域的影响，促进发展作用“溢出”（Spill-over）也具有重要意义。而这种对于区域发展的支撑作用，建基于对全球性战略通道的全新认识，也是对于传统战略通道概念和作用的全面超越。
从传统概念上看，“通道”是 指大量物流集中通过的地带。而主要大国对于战略通道的理解也基于上述认知。如 1986 年，美国总统罗纳德· 里根提出全球16 个最具价值的“战略要地”（major maritime
“chokepoints”） [1] 概念，至今仍影响着美国的地缘和安全战略。此类通道的选择依据，在于海运交通流量，以及地缘战略价值，特别是军事安全价值，主要基于“海权论”和地缘政治为基础的“控制”功能。其空间特征表现为对航线或大洋通行有“拒止”能力的“点”状区域。
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新发展，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包容”“、共赢”性质使然，中国对沿线区域战略通道的认识，有别于西方“点状控制”理念，更强调对“线”（Line）状与“带” （Belt）状区域的识别、开发和共同利用，具有开放性的特征。这是一种更为综合性的战略通道认知和运用。
中国在经济走廊及海上物流通道区域建设新的发展节点，便是支撑、促进此类“线性—带状”新型战略通道发展的重要举措。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新开辟的航运、基础设施节点，不仅在于保障资源、能源、商品等要素的运输和流通，更在于促进沿线区域的发展，对通道建设起到支撑和拓展作用。
从发展潜力上看，“一带一路”沿线战略通道中的新兴发展节点，基本具备国际流量的承载能力，以及区位优势。这些节点的发展，具有从单一的流量枢纽或产业园区，成长为具有综合功能的城市的潜力。这就需要
全面理解海外新建节点的升级发展需求，使相关节点超越承载能源、货物贸易流通的“码头”定位，成为具备“地方化”深度合作能力的综合性枢纽，进而成为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功能扩展能力的通道区域“发展撬动支点”。二、新兴发展节点的主要特性
新兴发展节点与普通港口、口岸不同，能够担当全球经济地理新兴节点“、一带一路”欠发达地区增长枢纽、国际新要素流动通道、国际经济社会文化交往空间等多重职能，具有一系列新特征。总体上看，这些特征主要反映在功能、战略、资源、规模、发展等方面。
一是功能体系的多样性。新兴发展节点是具备多种功能发展前景的新兴区域，除资源通道、物流等核心功能外，还具有资金、人员、信息、文化等多要素流动功能的拓展性。
二是战略职能的融合性。新兴发展节点不仅承担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支撑职能，而且具备促进“一带一路”发展机遇与沿线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相互融合的能力。如与俄罗斯基础设施“跨欧亚大通道”，哈萨克斯坦基础设施建设“光明大道”计划，蒙古国“草原之路”计划，巴基斯坦“中巴经济走廊”等战略的对接等。
三是要素资源的承载性。新兴发展节点依托地理区位上的优势地位，以及基础设施的转型升级，能够提供强大的要素流通承载力。这种承载力特别体现在对亚太区域与“世界岛”新通道之间的能源、资源、商品、信息流的服务能力。
四是规模体量的成长性。从体量上看，新兴发展节点具备空间、人口规模、经济体量的成长性与经济网络
连接拓展功能，能够发展成为具有区域影响力的城市化空间和区域性枢纽。
五是发展导向的包容性。从发展的作用上看，新兴发展节点对当地区域发展具有嵌入和引领作用，其发展成果具有共享性，能够对周边区域乃至所在国带来辐射带动作用。新兴发展节点的空间分布与作用一、新兴发展节点的空间分布
从当前的建设趋势上看，“一带一路”沿线新兴发展节点主要分布于六条“一带一路”国际经济合作走廊之上，数量约为20个。节点的分布情况见表1。这些新兴发展节点的 发展和相互连接，有助于形成国际经济合作的发展走廊（Development Corridor）。从当前及未来的发展来看，新兴发展节点形成的主要通道类型包括： 1、海上发展走廊。主要为战略通道新建港口节点与园区、高铁的互动形成的线状连接节点网络，主要对接南亚、东南亚、西亚国家的发展战略及城市化需求。2、大陆桥发展走廊。主要为中亚、西亚等国家口岸的重要发展节点形成的节点网络，以铁路、公路与港口的陆海联运线路为连接轴线。3、新兴领域合作走廊。主要为
依托航空、网络、信息等非传统连接或虚拟空间通道而建构的战略新枢纽网络。二、新兴发展节点的主要作用
新兴发展节点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城市网络的构架和经济发展走廊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支撑和带动作用。总体上看，其主要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战略通道的“保障者”。新兴发展节点的重要作用在于发挥区位优势，承担战略性通道的流量枢纽和通道安全性维护职能。
第二，城市走廊的“联结者”。从城市间互动角度看，“一带一路”沿线经济合作走廊的城市网络仍有缺失的节点。这就需要新兴发展节点通过自身成长担当起连接城市走廊的职能，补齐“一带一路”城市网络的链接薄弱环节。
第三，区域发展的“发起者”。新兴发展节点应成为所在国欠发达区域发展的重要引擎，配合所在国战略，带动周边欠发达区域的城市化与国际化发展。
从相关节点的战略作用及发展潜力上看，新兴发展节点又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资源保障类。即海外能源和关键原材料的流动承载区，主要承担要素资源的运输和保障职能，并在资源枢纽功能基础上实现功能拓展。
2、商贸物流类。即重要能源、原材料及商品的“登陆点”和“换乘站”，主要基于自身的区位优势及产业、基础设施条件，形成国际商贸物流的关键枢纽区，并延伸产业链及功能体系。3、产业发展类。主要为关键性的产业建设区域，基于资源条件及
通道节点优势，以产业园区为依托，形成区域产业体系的重要节点或增长极。新兴发展节点的发展路径与培育方式一、“城市化”——新兴发展节点的发展模式
新兴发展节点基本位于待开发区域，其发展的空间和潜力较大。对于此类区域发展模式的整体规划，显得尤为重要。从相关区域的当前发展特点上看，新兴发展节点大部分处于单一的“功能区”或“园区”阶段，其发展的关键之处在于以“城市化”作为主要路径，促进所在区域的综合性发展。
中国积累了通过城市化实现快速崛起的大量成功经验，因此，在新兴发展节点的规划建设思路中，应高度关注中国城市发展经验的海外应用。在发展模式选择上，应重视“产城融合”，以通道枢纽功能为核心，构建“新城”。积极探索“港口—园区—城市”以及“交通—经济—社会”功能的融合、联动发展策略，在“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建设生机勃勃的新特区。二、重点发展领域新兴发展节点的发展应关注若干有助于撬动区域全局发展、实现自身快速城市化的重点领域。主要包括：1、交通体系建设：节点区域内、外部交通体系的升级与拓展；2、基础设施：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与互联互通；3、园区规划：产业园区的规划以及园区与港口、管线等物流枢纽的体系建构； 4、产业投资：对节点区域有战略性引导及支柱作用的产业体系建构及重点产业投资；5、社会建设：节点区域的社会体系塑造及社会保障体 系营造。三、主要培育方式1、“港城—产城”互动发展。应促进节点的“港口—城市”、“园区—城市”发展融合，发挥中国长期以来积累的承接国际投资的经验，以及在开发区、产业园区、科技园区、保税区、自贸区等方面的规划、建设和管理能力，促进核心功能带动区域城市化。2、“示范—带动”雁行模式。着力发挥中国在资金、商贸渠道等方面的优势，在“一带一路”首倡国及重要参与国新兴发展节点形成先期示范，带动同类型区域同步发展。3、“在地化”融合发展。促进新兴节点发展与区域整体发展相结合，推动中方建设目标与所在区域战略发展相结合，形成以新兴节点为核心的区域整体、融合发展态势。【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一带一路’沿线城市网络与中国战略支点布局研究”（批准号：16ZDA016）研究成果】（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徐海娜） —————————— [1] 美国政府提出的“Chokepoint”概念，国内有相关学者翻译为“通道”，但从本研究的视角看，该概念主体更多为对区域流量具有控制力的“点”（point）状空间，因此，翻译为“要地”更为贴切，且与带状的“战略通道”概念有所区分。参考文献1. 郭爱君 , 毛锦凰：《丝绸之路经济带: 优势产业空间差异与产业空间布局战略研究》，载《兰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1 期。2. 王勇辉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东南亚发展节点国家的构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16 年第 5 期。
3. 安虎森、郑文光：《地缘政治视角下的“一带一路”战略内涵—地缘经济与建立全球经济新秩序》，载《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 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