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亚太安全体系的构建与中国的战略应对
在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强国化”过程中，如何处理与当前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关系，在中国外交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的位置。中美在努力推动“跨越太平洋的合作”、避免双方战略意图误判的同时，也在亚太地区就地区影响力和塑造力进行激烈的竞争。面对美国构建的亚太安全体系对中国的战略挤压，中国外交需要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和部署，以更好地维护和拓展自身成长壮大的战略空间。
亚太地区是中国发展与复兴的战略支撑之地,也是中美交流交锋的第一块“阵地”。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在亚太的竞争突出地表现为一种“不对称”性战略竞争，即中国经济力量快速增长，而美国主要通过军力部署和军事同盟
21构建来实施对华防范战略。[1]在世纪第一个十年之前，美国在亚太的安全优势基本未对中国形成实质性阻遏，中国经济力、外贸力和外交力持续增长。进入第二个十年，中国因素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奥巴马政府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在经济和安全两方面加大了对亚太的投入力度。特朗普上台后，出台“亚太稳定计划”，提出新的阿富汗和南亚战略，展现军事进取姿态。随着中国的持续快速全面发展，美国构建的亚太安全体系对中国战略行动能力和发展空间形成日益严重的束缚和挤压。
美国亚太安全体系的主要特点
美国的亚太战略具有较强的延续 性。随着中美在竞争亚太地区影响力方面交锋不断增加，美对华强硬、意图“规制”中国的态势凸显。在中美实力评估中，美国认为自身有许多优势，但“在任何领域的优势都不及美在亚洲和其他地区的联盟和伙伴关系网”。[2]当前美国着力构建的亚太安全体系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重视同盟关系，强化美国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的军事同盟。美国根据地区形势和国际战略趋势变化而不断调整亚太同盟体系。1951年后，美国采取“轴辐式”政策，以双边关系为基础构建亚太安全体系。冷战后，美国亚太同盟体系增加了多边经济合作内容，形成了“扇形”同盟体系。[3]从小布什第二任期开始，反恐的影响逐渐下降，遏制区域内新兴势力的传统思维回归美国战略决策。美国强调与日、韩、澳、菲、泰的同盟是“亚洲安全的基石”。其中，美日同盟具有核心地位，是美国立足亚太及维持影响力的关键。近年美国加大拉拢韩国力度，力推在韩 国部署“萨德”，强化对东北亚安全事务的影响力。澳大利亚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特殊地理位置，对美国的战略重要性日益凸显。美菲同盟一度因南海争端提升了对彼此的战略价值。泰国则是美国在亚太第一个条约盟国，至今仍为美国空军提供战略基地乌塔堡机场，但泰国发生军事政变后，双方传统安全关系受到影响。
第二，升级安全伙伴关系，力图把美国的准盟国变成盟国，把安全伙伴关系变成准军事同盟。新加坡虽然是美国的“战略伙伴”而非条约盟国，但始终是美国在东南亚军事存在的最坚定支持者，美国在新加坡轮替派驻大量军队，是新加坡樟宜海军基地的最大使用方。美国重视印度牵制中国的战略价值，认为美印“会成为美国在 21 世纪最具决定性的伙伴关系”。[4]特朗普上台后，称印度是美国最关键的安全和经济伙伴，在中印洞朗对峙发生后，向印度出售大量军火，举行美印日联合军演。近年，冷淡多
年的美国与新西兰关系迅速回暖，但新西兰奉行独立外交政策，双方恢复于 20 世纪 80年代破裂的同盟关系的难度较大。
第三，拉拢“潜在的战略伙伴”，提升美国与地区重要国家的军事合作水平。美国长期与马来西亚保持密切的军事关系，各军种都与马对应军种举行过联合军演，近年美国通过向马出售先进武器并提供技术支持强化双方安全合作。印尼的体量决定了它在美国亚太安全体系中的角色日趋重要，2010年后美国扩大与印尼联合军演范围，对印尼军售大幅增加。近年美国与越南关系急剧升温，建立“国防政策对话”，2016年美国解除对越 南持续 32年的武器禁运，美越军事关系获得实质性进展。此外，美国以“前沿部署”外交为手段，加大对中南半岛的政治外交投入，迅速改善与缅甸的关系，积极提升与柬埔寨军事合作，与老挝建立助理国务卿级别的全面战略对话机制。[5]特朗普政府推行新阿富汗战略，强化对阿富汗及南亚局势的掌控。
第四，持续推动同盟和新旧安全伙伴关系的“层级化”和“网络化”，构建以美国为幕后“操盘手”的“多层网状”“动态灵活”的亚太安全体系。美国大力鼓励盟国与安全伙伴间加强合作，通过双边、三边或四边的制度安排，形成一个相互交织、灵活互动 的网络式体系。在美国支持下，日韩、日菲接近，日与澳、韩与澳、日与印、日与印尼建立外交、安全合作“2+2”机制；日印还启动了两国防长以及陆、海、空军之间的对话；美、日、印、澳之间的安全合作更趋密切。美国还支持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就“部队访问协定”进行磋商。在美国与日、韩、澳、菲同盟及美国与新加坡、越南、印度等安全伙伴关系基础上，一个“印度洋—太平洋网络逐渐成形”。[6]
美国构建的亚太安全体系以美国为中心，以美国与五个盟国的同盟关系为第一层级网络，以美国与亚太地区传统和新兴战略伙伴的合作为第二层级网络，以美国着力拉拢的潜在战
略伙伴为第三层级网络，以泛化和灵活的安全合作国为外围松散网络，各个层级的主网络之间又交叉形成大量次级网络，整体呈现出显著的层次性、动态性和易于攻击性。
美国亚太安全体系对中国的战略挤压日益凸显
虽然美国学术界和战略界大部分认为中国的体量和经济规模大到“无法遏制 但仍试图“规范 中国。
”， ”美国主导的亚太安全体系不断稳固其在安全领域的优势，成为美国塑造亚太秩序的强有力依托，对中国的战略空间和经济成长带来多重限制。
第一，该体系为美国在亚太迅速撬动资源推进美战略提供了极佳的工具和平台，强化了美国维持亚太霸权、“规制”中国崛起的能力。美国与亚太盟国、安全伙伴国的关系是不对等的，作为超级军事强国，美国的军事能力具有稀缺性。盟国在安全上高度依赖美国，安全伙伴则视美国为“离岸平衡手”。尽管有国家对美国广占军事基地或频繁干涉内政颇有怨言，但由于各国对美国的安全需求大于美国对各国的需求，这种不对等关系使美国可以要求盟国和伙伴国配合美国的战略实施，使美国处于“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态势，[7]大大提高美国在亚太的战略实施效率。通过亚太安全体系，美国可以更好地利用盟国和安全伙伴国的战略资源、撬动体系杠杆来维持美国霸权。例如，美国择机激化那些跟中国有主权争议的国家与中国之间的矛盾，以成本极小、效率极高的战术暗助周边国家制造麻烦，意图延缓中国崛起的速度。在南海问题上如此，在中印边境对峙上也是如此。
第二，该体系为地区国家采取对华“对冲”战略提供了资源和机会，意欲最大限制中国以经济、外交等促进与地区国家安全、政治合作的成效。多年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贸联系不断加深，中国的快速发展使亚太国家共享发展红利，国家间关系趋于紧密；但由于美国主导的安全网络的不断强化和美国对地区安全问题的操控，中国“以经促政”“以经济促安全”效果不彰。在亚太，尽管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快速发展感到焦虑，但如果没有美国因素，这些国家由于与中国的实力差距，实际上缺乏平衡中国的手段。而有了美国在亚太安全领域的深度存在，为这些国家提供了战略资源，使它们得以引入“离岸平衡”力量，可以凭借美国的势力和承诺来抗衡中国的影响力。[8]近年来，一些地区国家在收获中国发展红利的同时，时常做出激化主权纷争的挑衅言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与美国的军事安全合作为依托。
第三，美国利用安全优势谋取经济利益，对中国与亚太国家的深度经济融合和一体化形成干扰。亚太是中国崛起的大后方，推动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并转化为政治领导力的根基所在。近年，美国既在经济领域直接发起与中国的竞争，也利用安全优势对中国经济发展进程进行干扰。特朗普上台后，更加重视扩展经济利益，以增强经济实力这一霸权之本。安全关系作为“高级政治”，使美国得以便利地在经济领域把对美有利的安排制度化。在当前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增速放缓的情况下，美国趁机鼓动地区国家加强与美国的合作、降低对中国的经济依赖，通过增强盟国和伙伴国的“经济抗压 能力”来推动相关国家与中国的离心态势。这对中国与地区国家的经济融合带来深远不利影响。
中国的战略应对
面对美国的多重限制，中国应从更广阔的视角思考和制定自身的亚太战略。当前，特朗普政府政策摇摆不定，决策团队还未完全到位，而美国要求盟友和伙伴分担军事负担、为美国经济做贡献等做法，在亚太国家中引发忧虑。中国应抓住时机，突破美国亚太安全体系对中国的战略束缚。
第一，针对这一网络体系具有明显的“层级化”特点及不同国家的不同特点，进行个性化的外交政策设计，不断扩大中国的伙伴关系“朋友圈”，增加相互间的共同利益。尽管美国重视与亚太国家建立安全网络，但亚太国家的主权理念、相互间的历史恩怨以及与中国的紧密经济联系，都使美国难以建立“亚洲版北约”。在美国构建的亚太安全网中，作为“操盘手”的美国对不同层级网络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并不相同，按与美国关系的疏密程度，包括同盟、准同盟、亲密战略伙伴、潜在的战略伙伴、外围合作伙伴等，呈现出从核心到外围逐层递减的态势。针对这一特点，中国可以反向而行，对美国从外围到核心的各层级安全伙伴的安全需求、对美国的安全依赖程度、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程度进行分析，针对不同层级国家的不同特点进行个性化的外交政策设计，不断增加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共同利益，设法化解或缓解不利因素，灵活用好“战略伙伴关系”这种新型安全合作形式，夯实中国的伙伴关系“朋友圈”。
第二，持续推动与地区国家间的经济融合进程，发挥经济力量的基
础性作用和“一带一路”的引领性作用。虽然安全手段发挥作用往往立竿见影，但从长远看，经济实力是基础。特朗普上台后提出“美国优先”，重点关注贸易逆差，就是着眼于保持和扩大美国的经济优势。在亚太，中国在经济领域具有独特优势，这是“由中国的绝对规模、持续不断的发展以
[9]及在国际供应链中的地位决定的”。中国已经成为亚太多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国，包括一些美国的亚太盟国和伙伴国。由于与中国经济关系密切、对中国市场的需求不断增加，这些国家虽乐于利用美国因素来平衡中国影响，但立场并不完全等同于美国。继续加强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紧密经济联系虽不足以立即使它们改变在安全问题上的立场，但有助于降低它们支持美国与中国对抗的决心和力度，扩大中国的战略空间。在亚太经济整合中，要重视“一带一路”的作用，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推动亚太自贸区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进程，深化中国与地区国家的经济融合。藉由具有千年传承风韵的“一带一路”，强化经贸和人文色彩，可有效增进互信，“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10]
第三 ,积极参与地区多边机制，树立中国开放包容、爱好和平的形象，在区域范围内以合作共赢的战略思维塑造新的合作安全模式。澳大利亚战略学教授休·怀特等学者指出，东亚紧张局面的出现主要是由于美国顽固的、基于既得利益的决心，而“全然不顾中国客观理性和天经地义的在本地区享有支配权和保护自身安全的决
[11]
心”。 美国构建的亚太安全体系以传统的军事同盟和军事合作为基础，具有强烈的冷战色彩，与重视合作共 赢、国际机制及多边合作的“21世纪思维”相悖。为与美国“冷战思维”形成反差，中国要重视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合组织首脑会议、东盟峰会等地区多边机制，既积极推动具体合作项目，又着力宣传中国合作共赢的非零和理念。继续推行“结伴而不结盟”的安全合作模式，重视东盟作用，支持东盟在地区安全合作中的中心地位，积极参与东盟主导的各种安全对话机制，对安全问题进行较为有效的管控，缓解部分国家对安全问题的担忧，降低美国亚太体系的聚合力。
第四，坚定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弱化美国亚太安全体系的针对性。对中国外交而言，周边与美国是一体两面的关系。营造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关键是保持中美关系“斗而不破”。美国对华战略围堵的根源，在于对中国可能威胁美国亚太主导地位甚至挑战美国全球霸权地位的担忧。未来美国强化对华规制的态势不会发生根本性转变。但美国对中国并未采取全面“遏制”政策，而是存在两面性，中美之间形成了一种“竞
[12]争性共存的关系”。 为防止竞争演变成激烈对抗，中美需要适时适当地进行妥协与合作，“任何将彼此轻视、任何就对方紧要利益、实际能力和基本情感做的严重误判都会导致重大的损失和深远的后患”。[13]尽管特朗普政府发起“301”调查给中美经济合作带来阴霾，但从长远看，经济关系作为两国关系“压舱石”的角色不太可能逆转。要坚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根本方向，在安全领域建立管控风险、化解危机的长效机制。通过营造缓和的中美关系和地区安全氛围，降低美国操控亚太安全体系针 对中国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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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时殷弘：“中国崛起和中美关系的战略形势”，载《国际经济评论》，2007 年 7-8 月期。
[2] Thomas J. Christensen, The China Challenge: Shaping the Choices of a Rising Power (1st Edition), W. W. Norton & Company, June 8, 2015. p371.
[3] James A. Baker III,“America in Asia: Emerging Architecture for a Pacific Community”, Foreign Affairs , Vol.70, No.5, 1991, pp.1-18.
[4] Dan Lamothe，“The U.S. and India are deepening military ties- and China is watching”， March 2，2016,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news/checkpoint/wp/2016/03/02/the-u-s-and-indiaare-deepening-military-ties-and-china-is-watching/ .
[5] 张凯：“‘重返’东南亚：美国的‘战略进取’及其影响”，载《当代世界》，2016年第 3 期，第 30-33 页。
[6] Robert A. Manning, James Przystup,“How George Kennan Would Contend with China's Rise”, June 30, 2015, 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howgeorge-kennan-would-contend-chinas-rise-13222.
[7] 周方银：“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与中国的应对”，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 11 期，第 15 页。
[8] Patrick M. Cronin,“America Must Take a Stand in the South China Sea”, September 5, 2015, 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america-must-takestand-the-south-china-sea-13779 .
[9] Barry Naughton，Arthur R. Kroeber，Guy De Jonquieres, Graham Webster,“What Will the TPP Mean for China? ”,October 7, 2015，http:// foreignpolicy.com/2015/10/07/china-tpp-trans-pacificpartnership-obama-us-trade-xi/.
[10]“习近平：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 http://news.xinhuanet.com/2013-10/25/ c_117878944.htm .
[11] Hugh White,“The China Choice: Why America Should Share Power”, Black Inc., August 6, 2001. Lyle Goldstein,“Meeting China Halfway: How to Defuse the Emerging US-China Rivalry”,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 May 1st 2015. Stephen Harner,“China Threat' Myth, The 'Pivot To Asia,' And Obama's Foreign Policy Legacy”, http://www.forbes. com/sites/stephenharner/2014/06/22/the-nytimeschina-threat-myth-the-pivot-to-asia-and-obamasforeign-policy-legacy/#4d2ef7f81a9d .
[12] David Shambaugh,“Prospect for A‘New Type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hip’,”China-U.S. Focus, March 7,2013，http://www.chinausfocus.com/ foreign-policy/prospects-for-a-new-type-of-majorpower-relationship/.
[13] 时殷弘：“中美关系的真正问题在哪？”， 2016 年 6 月 21 日，http://www.crntt.com/crnwebapp/mag/docDetail.jsp?docid=1042745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