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选举周期”与拉美政党政治新变化
【内容提要】 2017年11月至2019年11月，拉美政坛经历了一个“超级选举周期”。选举结果反映了地区各国传统政党的衰败和政党格局的大变动，也折射出拉美国家政党体系面对的巨大挑战。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治民主化、经济模式转型和大众媒体的发展重塑了拉美政党的运行环境。这个选举周期形成以“愤怒票”为基调的选举环境，助推了新兴政党的崛起。以媒体宣传为基础、以候选人为中心的职业选举型政党处于活跃状态。未来，拉美国家迫切需要加强政党和政党体系的制度化建设，以应对新发展阶段的各种挑战。【关键词】拉美政党政治；选举周期；制度化建设
【DOI】10.19422/j.cnki.ddsj.2020.02.011
年 月至 年 月，拉美政坛经历2017 11 2019 11了一个“超级选举周期”。两年间，拉美 个国家
14举行了总统选举。[1]2018 年更是一个每隔 年才
12会出现的“超级选举年”，该地区两大经济体巴西和墨西哥举行了大选，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哥斯达黎加、巴拉圭也举行了大选或总统选举。回顾这个“超级选举周期”的选举结果，可以发现：拉美国家的传统政党不断衰败，新兴政党异军突起，政党格局出现了重大变化。
拉美政党政治变化的新特点
拉美政党政治在最近的“超级选举周期”中表现出以下三个基本特点。
第一，新兴政党竞相崛起，传统政党呈现明显的衰败势头。在 年哥伦比亚大选之中，成立
2018
于 年的民主中心党实现首次执政；两大传统
2013政党保守党和自由党加速衰落，前者未能推出自己的总统候选人，而后者的总统候选人则无力进入第二轮选举。在 年墨西哥大选中，成立仅 年2018 4的左翼政党国家复兴运动党一举成为执政党，该党候选人洛佩斯 奥夫拉多尔赢得压倒性胜利，这是
·
该国自 年大选以来又一次重大政党轮替。作2000为墨西哥传统大党的革命制度党遭受重挫，其候选人在总统选举中仅位居第三，在 场州长选举中全9部告负，国会众、参两院的席位均大幅下降。在哥斯达黎加，新兴的中左派政党公民行动党打破两大传统政党民族解放党和基督教社会团结党自二战之后长期执政的政治格局，于 年首次上台执政， 2014
并在 年大选中再度获胜；而上述两大传统政
2018党候选人首次同时未能进入总统选举第二轮。在年洪都拉斯总统选举中，来自新兴政党反腐2017
败党的萨尔瓦多 纳斯拉亚，在总统选举中仅以微
·
弱劣势告负。在 年萨尔瓦多大选中，来自民2019
族团结大联盟的纳伊布 布克尔当选总统，一举打
·破马蒂阵线和民族主义共和联盟近 年轮流执政30
的格局。
第二，拉美国家政党格局普遍处于大变动之中。随着自由党和保守党的衰落，哥伦比亚延续百年之久的传统政党格局完全解体。新的政党格局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左右分野态势，但左右两派政党的领导力量尚不稳定。右派政党的领导力量从前总统桑托斯创建的民族团结社会党转向当前执政的民主中心党；左派政党的“领头羊”先是从民主选择中心党转变为绿党，继而又转变为进步运动党。洪都拉斯两大传统政党国民党和自由党近百年轮流执政的政党格局逐渐解体，新兴的自由与重建党和反腐败党取代了自由党在原政党格局中的位置。
墨西哥、哥斯达黎加、乌拉圭、智利的政党格局正在经历重组。在墨西哥，国家复兴运动党取代民主革命党成为左派政党的“领头羊”，与革命制度党、国家行动党形成新的“三足鼎立”格局；在哥斯达黎加，公民行动党占据意识形态光谱的左侧，而民族解放党逐渐向中右立场偏移，实际上占据了基督教社会团结党原有的政治空间；在乌拉圭，
世纪初兴起的广泛阵线是主要的左派政党，而刚21刚赢得总统选举的民族党则成为右派政党的执牛耳者；在阿根廷，重新执政的正义党在 世纪以来秉
21持中左立场，而前总统马克里创建的共和国方案党则为主要的右派政党。智利基督教民主党脱离新多数派联盟，30年来第一次独立参加总统选举。由多个左派政党、社会运动和抗议组织组成的广泛阵线在 年智利大选中崛起，其总统候选人比阿特丽
2017
斯 桑切斯在首轮投票中位居第三。该党的崛起意
·味着智利出现了除左翼的新多数派联盟和右翼的“智利前进”两大传统阵营之外的第三极政治势力。巴西的政党格局仍然处于碎片化状态。截至年，巴西选举法院正式认可的政党多达 个。2018 35巴西国会是世界上碎片化程度最高的国会之一，本届国会（2019—2023 年）共有 个政党。在过去
28多年中，没有一个执政党能够在巴西国会中拥20
有多数议席。
第三，拉美国家政党体系的弱制度化状况呈现加剧之势。弱制度化政党体系意味着每逢重大政治选举，参与争夺的主要政党就会发生较大变动。在危地马拉，6个不同的政党自 年以来相继执政，
2000其中大多数政党是为应对大选临时组建而成，而赢得 年危地马拉总统选举的前进党同样如此。2019年，巴西没有重现劳工党和社会民主党在以2018
往连续 届总统选举中的对决。来自边缘化小党社
6会自由党的博索纳罗异军突起，使这届总统选举成为该国自 年再民主化以来最难以预测的一次
1985总统选举。尤为令人关注的是，一直以制度化水平较高著称的智利政党体系正在面对“局外人”带来的有力挑战。在 年智利总统选举中，毫无从
2017
政经验的比阿特丽斯 桑切斯在首轮投票中以
· 20%的得票率名列第三，使左右两大政党联盟长期主导大选的政党格局受到前所未有的震动。
拉美政党政治变化的成因
从历史背景看，拉美政党政治在这个“超级选举周期”中表现出来的新趋势缘于 世纪 年代
20 80以来拉美国家在政治、经济和媒体传播领域出现的一系列重大变化。
第一，在政治领域，拉美国家经历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洗礼，政治参与的广泛性得到极大提升，政治参与的渠道得到拓宽。结党限制被取消后，新的政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政党体系日益开放。同时，政治选举制度化水平不断提升，党际竞争异常激烈。政治民主化激发了拉美各国中下层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新兴政党争相为其利益代言并实现崛
起，对既有的政党格局形成剧烈冲击。第二，在经济领域，拉美国家在 世纪 年代
20 80的经济危机压力下，放弃进口替代工业政策，走向以市场开放为基础的外向发展模式，推动政府、市场和社会间的关系重组。在此背景下，国家和政党高度结合的传统党政模式难以为继。产业结构调整、国企私有化、劳动力市场放开管制等导致国内失业人数急剧攀升，工会和政党之间的“利益交换”无法持续，进口替代工业化时代的职团架构发生解体。
第三，大众媒体的发展重塑了拉美政党的生存和运行环境。20世纪 年代以来，政治人物越来
80越多地依靠新的媒体传播技术与选民进行互动，无须借助党的基层组织就能够动员选民、影响舆论和选举走势。现代媒体极大降低了政治人物进入政治领域的组织门槛，制度化政党传统的选举优势不再明显，而以魅力型政治人物为核心组建起来的新兴政党成为选举的有力争夺者。
上述三大领域的重大变化使拉美国家的选举竞争日益激烈，从而迫使传统政党做出适应性转型。
世纪 年代以来，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委内瑞20 80拉民主行动党、哥斯达黎加民族解放党、阿根廷正义党、玻利维亚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等传统政党都尝试转型，试图打造新的社会联系，以保持选举竞争力。但是这些传统政党中成功者（如阿根廷正义党）少，失败者（如委内瑞拉民主行动党）居多。
随着传统政党竞争力下降和新兴政党的崛起，拉美国家的传统政党格局发生解体和重组。进入
世纪以来，许多拉美国家实现历史性的政党轮21
替。在墨西哥，连续执政 年之久的革命制度党
71
在 年下野；在 年哥伦比亚大选中，独立
2000 2002候选人乌里韦当选总统，打破了自由党和保守党两大传统政党交替执政上百年之久的政党格局；来自乌拉圭广泛阵线的塔瓦雷 巴斯克斯在 年成
· 2005为乌拉圭历史上第一位左派总统，打破白党和红党对执政权的长期垄断；莫拉莱斯在 年成为玻
2006利维亚第一位土著人总统，他所在的新兴政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跻身该国最大政党行列。
从短期走势看，这个“超级选举周期”的整体环境有利于新兴政党的崛起，对传统政党形成了猛烈冲击。由于经济表现低迷、经济政策调整给社会稳定带来冲击、腐败丑闻接连爆发和减贫工作停滞不前，拉美国家普遍出现选民投下“愤怒票”的政
治文化环境。许多选民把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归咎于政党的无能，对政党的认同和支持不断下降。拉美民调机构“美洲晴雨表”的调查结果显示，该地区民众对政党的信任度在 年降至 年以来
2018 2000的最低值（13%）。调查发现，在 年巴西大选
2018之前，59%的巴西人希望看到一位不属于三大党（巴西劳工党、社会民主党以及民主运动党）的候选人当选总统。[2]选民更倾向于投票支持政治“局外人”或非传统政党，意在惩罚传统政治精英和建制派政党，寻找能够改变现状的替代性政治力量。正因为如此，像博索纳罗这样的极右派政治人物才能够当选巴西总统，饱受争议的奥夫拉多尔才得以在连续第三次参选之际当选墨西哥总统，年仅 岁的布
38克尔才能够成功当选萨尔瓦多总统。
就拉美政党自身特点而言，以媒体宣传为基础、以候选人为中心的职业选举型政党在这个“超级选举周期”中处于活跃状态。这是一种以候选人为中心的政党，主要由一批职业政治人物组成，能够在选举期间与选民个体建立直接联系，但没有强大的基层组织或附属于它的大众组织（如工会）。这类政党的主要功能定位在于产生有竞争力的候选人，而不注重提出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纲领性主张。在
年赢得总统选举的萨尔瓦多民族团结大联盟2019和危地马拉前进党都属于典型的职业选举型政党。前者依托刚刚入党的布克尔为核心竞争优势，后者完全是服务于总统候选人贾马特的竞选组织。墨西哥总统奥夫拉多尔所在的国家复兴运动党以及博索纳罗所在的巴西社会自由党，也具有职业选举型政党的色彩。这些政党的优势是拥有个人魅力型总统候选人，善于根据选民诉求迅速调整政策主张，积极利用社交媒体动员选民，因而能够击败传统大党，从新兴政党或边缘小党一跃成为执政党。
拉美政党政治的发展前景
在经历 世纪初的持续发展之后，拉美国家
21正面临复杂的内外环境。一是在大宗商品繁荣周期结束后，拉美国家经济陷入长期停滞状态。该地区
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仅为0.1%，这意味着2019
拉美自 年以来连续 年处于低增长状态。为
2014 6了找到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拉美国家亟须进行重大的结构性改革。二是拉美国家面临社会结构变化带来的新挑战。拉美国家社会中间阶层的规模近年来实现急速扩张，现已相当于该地区总人口的
30%。中间阶层成员具有更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对政治参与、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三是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到来 年之际，拉美国家
40仍然需要面对克服“民主赤字”的问题。许多拉美国家的民主转型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政治精英发挥着主导作用，即形成了一种“通过交易达成的转型”。这使得拉美部分国家的民主体制保留了大量旧体制的残余，具有相当程度的“先天不足”，政治运行的总体模式尚未发生根本性转变。
无论是恢复经济增长动力，还是顺应阶层变动带来的新需求，或是破解“民主赤字”，都需要拉美国家实施重大的政治改革，以提高国家治理的效能。在这一过程中，拉美国家需要发挥政党的关键作用，以凝聚改革共识。就现阶段而言，拉美国家的政党和政党体系面临以下三大挑战。
第一，政党作用相对弱化，“政党标签”对政治人物的重要性不断下降。民主化改革削弱了政党获取财政资源的能力以及政党领导人分配资源、延续庇护关系的能力，降低了候选人加入政党或忠于政党的意愿，政党的团结和纪律难以维系，党的组织变得松散。此外，独立候选人的兴起也对政党的地位形成冲击。例如，在 年智利大选中，何塞·安
2017
东尼奥 卡斯特作为独立候选人参加总统选举，其
·
得票率达到7.9%，在六位总统候选人中位居第四；墨西哥 年总统选举是该国在现代民主政治进
2018程中首次允许独立候选人参选，海梅·罗德里格斯·卡尔德龙作为独立候选人参加总统选举，与三位来自政党的候选人展开竞争，并赢得 的选票；在
5%年巴拿马总统选举中出现了三位独立候选人， 2019
其中里卡多 隆巴纳以 的得票率在所有总统候
· 18%选人之中位居第三。
第二，政党与社会的联系趋于松散。这种联系不再是以往的“纲领—组织”联系，而主要体现为建立在媒体宣传之上的政治营销联系。这种联系具有很大的弹性，有利于政党根据选民需求迅速调整自身主张，但也使政党缺少政治纲领和社会根基。在这个“超级选举周期”中，职业选举型政党虽然十分活跃，但存在明显的脆弱性。相较于强调意识形态、组织建设和群众基础的大众型政党，此类政党有同情者和选票支持者，但没有多少党员、积极分子或忠诚支持者。一旦国家内外环境发生较大变动，或是政党内部出现危机（如魅力型领导人出走），此类政党就难以继续存在。事实表明，组织基础良好的拉美政党（如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和巴西民主运动党）更有可能取得长期的成功。
第三，地区各国政党体系的制度化水平较低。政党体系就是以最低限度的模式化方式（常态化的、稳定的和可预测的）进行互动的一群政党。[3]制度化水平较高的政党体系具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体系内的主要政党保持稳定，在每次选举中均能充当关键性的竞争者角色；二是主要政党的选举得票率能够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即政党和选民之间的联系保持相对的稳定。制度化的政党体系是巩固民主体制、实现有效治理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政党体系，反体系、反建制的政治人物将面对一个较低的政治“门槛”，其崛起势头必然给国家政治生态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拉美各国在政党和政党体系构建方面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和应对方法。例如，巴西迫切需要进行政党管理体制改革，改变政党过度个人化的状况，加强政治人物和政党的融合程度。同时，巴西国会党派构成的分散使党际合作难以保持稳定。在巴西大选中，执政党不得不向其他党派的国会议员提供优惠条件，以换取后者对政府提案的支持。在卢拉政府期间发生的“大型月费案”贪腐丑闻就是此类情况。[4]因此，有必要控制政党数量，以降低政党体系的碎片化程度、提升国家可治理效能。
未来，对拉美国家而言，政党仍然是整合社会利益、制订选举纲领、产生公职候选人、协调立法的主要政治行为体。政党和政党体系制度化建设将是拉美国家实现有效治理的关键所在。（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研究员、中美洲和加勒比研究中心秘书长）
（责任编辑：苏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