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下国际舆论的新特点与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
【内容提要】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促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化，也使国际舆论呈现出泛政治化、标签化、污名化等新特点。同时，针对疫情的讨论外溢性明显，不仅涉及公共卫生，还涉及政治、经济、安全、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不仅涉及国内层面，还涉及国际层面。面对抗击疫情和恢复经济双重挑战，各国也在进行着信息战、叙事战和舆论战，大国对舆论引导的博弈色彩增强。中国长期以来在国际话语权格局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在后疫情时代需全方位加强自身国际话语权建设，尤其需要在理论话语权、实践话语权、制度话语权和传播话语权建设方面加强统筹谋划，以使自身国际话语实力与综合国力相匹配。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国际话语权；国际舆论；全球治理【DOI】10.19422/j.cnki.ddsj.2020.10.001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导致世界不确定性、不稳定性进一步凸显。在这场全球性危机面前，各国展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抗疫战，各国的抗疫举措和成效为世界所关注。同时，国际舆论场也在围绕防疫抗疫进行一场叙事战和舆论战。疫情出现后，中国以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使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并积极对其他国家展开援助，捐赠医疗物资，派遣专家医疗队，经常性召开视频会议与其他国家分享抗疫经验，倡导和推动国际合作，体现大国责任和大国担当。尽管如此，由于西方媒体的抹黑，在国际舆论中却出现一些针对中国的负面话语。部分美国政客围绕病毒源头等问题针对中国进行标签化、污名
化，并针对中美关系鼓吹“中美脱钩”“中美新冷战”等叙事，毒化了国际舆论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很多积极的中国话语。面对国际舆论的新特点，中国需要深入思考如何更好地提升国际话语权，切实把中国理念、中国政策、中国实践和中国效率转化为对世界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世界秩序与大变局
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之前，世界已经处于深刻复杂的变化之中，主要体现在权力结构、思潮碰撞、大国关系等方面。疫情暴发后，一场公共卫生危
机迅速演变为一场全球性危机，历时长、影响广、破坏力强，给人类的生命和健康造成了巨大威胁。疫情对各国的政治、经济、安全、社会、文化等领域都造成了冲击和破坏，使世界秩序中已然存在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更加凸显，同时也暴露出一些新问题。
第一，全球权力结构持续变化。21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性崛起。以中国、印度等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相对优势逐渐减少。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二十国集团（G20）的地位显著提升。这些变化使国际力量对比逐渐趋于平衡。同时，无论是经济重心还是国际影响力，全球均呈现东升西降态势。例如，2000 年美国GDP占全球的比重为 30%，2018 年下降到24% ； 2000 年中国GDP占全球的比重为 3.65%，2018 年上升到16%，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约30%。2000年中国的GDP 为美国的 11%，2018 年达到66%。可见，中国已成为世界秩序的重要变量、稳定力量和塑造者。
疫情进一步加快了原有权力结构的变化和调整。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何塞普· 博雷利（Josep Borrell）认为，新冠病毒是历史的加速器，明天的世界将是疫情大流行之前就已出现的各种动向的强化延续。[1]疫情对全球经济多个领域产生了链式破坏效应，未来各国经济的恢复程度也
会因抗疫举措和效果不同存在差异，疫情防控得力的国家经济恢复也会更快，这将进一步影响全球的权力分配。美国学者弗朗西斯· 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 ,新冠肺炎疫情将使全球权力分配继续向东转移，因为东亚在控制局势方面比欧洲和美国做得更好。[2]这些变化也会体现在地缘政治方面，德国前副总理兼外长约斯卡·菲舍尔（Joschka Fischer）指出，全球力量分配将因新冠肺炎疫情危机而改变，会对地缘政治造成政治冲击。[3]
第二，各种思潮角力不断。长期以来，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模式使西方社会出现了诸多问题。例如，一些国家长期存在的贫富悬殊、政治极化、阶层固化、种族隔阂等问题，导致社会日趋分裂。难民危机使欧洲国家不得不重新思考边界问题，不仅阻碍了欧洲一体化，也破坏了欧洲内部团结。欧洲多国经济增长乏力，不少国家仍未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英国“脱欧”、德国与其他国家的权力关系以及欧洲多国出现的民粹主义使欧洲一体化进程受挫，也暴露出传统政治理念面临的一些困境。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奉行“美国优先”，不断“退群”，加快转向保护主义、孤立主义和修正主义。大国加强国际合作以及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意愿和行动明显下降，国际制度、多边主义、全球治理等受到冲击。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民粹主义、保护主义等思潮涌现，与传统的价值理念碰撞不断。
疫情的暴发以及各国抗疫举措和效果的差异也使各国开始自我反思，围绕各种思潮的讨论更加多元。有学者开始基于新自由主义秩序的问题，反思西方制度及文化理念。疫情对全球供应链、产业链、消费链等产生不同程度的破坏，使全球化再次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并促使各国反思自
己在全球化中的地位，对本国的产业布局、产业类别以及贸易和投资战略等进行调整，这可能会使世界经历一个再全球化的过程。
第三，中美关系出现变化。疫情暴发前，中美关系的变化已备受世界关注。实际上，美国国内从 2015年起就围绕对华政策开展了辩论。2017年，美国发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明确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这一调整随后在中美关系的各个领域体现出来。2017—2019 年，中美围绕贸易问题进行了长达三年的谈判，尽管双方达成了一些共识，但是受疫情影响恐难以落实，中美关系的合作氛围和整体基调发生了变化。除了经济“压舱石”出现问题外，美国对中国科技产业加强遏制，对中兴、华为等高科技公司无端设限打压，在全球构建反华5G联盟。人文和教育本属于低敏感领域，但近年来也被美国赋予安全色彩。特朗普政府对在美的孔子学院、中国访问学者和留学生、媒体人员采取限制签证、终止交流等措施。同时，在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等重大问题上，美国不断推出新的法案与决议，如所谓“与台湾交往法案”“2018 年对等进入西藏法案”“2019 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等，对中美关系造成了制度性破坏。
中美两个世界大国本应联手抗疫，共同应对这一全球公共危机，但事与愿违。尽管中国始终强调合作抗疫，但是美国不仅在全球层面没有倡导合作，还利用新冠病毒抹黑中国：从疫情初期的隔岸观火，到污名化中国和推出所谓“中国责任论”，再到中国抗疫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时质疑中国疫情防控数据，接连把矛头指向中国。特朗普政府的部分高官更是在全球推动“中美脱钩”“中美新冷战”等叙事，不遗余力地攻击中国制度与
价值观，否定中美关系历史，影响国际舆论走向，毒化中国的外部环境。
第四，全球治理挑战增大，国家间合作协调困难。近年来，世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和挑战日益增多，如气候变化、贫困、恐怖主义、难民危机、跨国犯罪、网络安全等，全球治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然而，全球治理体系不时陷入困境，出现失灵甚至失败。其中一个根本原因是现有的治理体系未能及时反映全球发展的新变化，如实力分配、全球治理议题、科技发展等方面的变化。全球治理在治理理念、治理制度、治理手段等方面滞后，导致改革全球治理体系的呼声日益强烈。
此次疫情更加暴露了全球治理体系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在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方面的不足。疫情暴发后，全球治理体系部分失灵，诸多国家退回到各自为政的状态。国际组织、国际机制等反应迟缓，能够采取的措施极为有限。无论是联合国、欧盟还是一些更小的区域组织，都未能及时动员各方力量有效应对，最终坐视疫情蔓延至全球。世卫组织尽管努力发挥作用，第一时间向各国通报信息、分享防控经验、调配医疗资源、提供物资援助、努力促成防疫共识，但是其资源和权力限制了其作用。大国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更加困难，中美关系持续走低，影响了政府层面的合作。欧洲各国在疫情初期也同样缺乏合作，直到疫情在整个欧洲蔓延后，欧盟才开始出台具体政策。未来人类还会面临诸如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公共卫生挑战，改革和完善现有的治理体系迫在眉睫。
疫情下国际舆论的新特点
此次疫情不仅影响了人类的生命与健康，也影响了世界政治和国际舆论走向。全球在抗疫的同时，国际舆论场中也在进行着一场话语权的博弈，呈现出诸多新特点。
第一，疫情议题在国际舆论中的外溢性明显。此次疫情虽然是一个公共卫生领域的问题，但在国际舆论场中，人们讨论的内容外溢到了诸多其他领域，如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社会等，引发了关于世界秩序和国家治理的大讨论，这充分体现了疫情的全方位影响。围绕疫情的国际舆论在国际层面涉及世界秩序、权力结构、全球化、权力转移、全球治理等多个方面；在国家层面涉及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文化差异、社会动员、民众行为习惯等。
第二，泛政治化、双重标准不时出现。由于一些国家对中国长期持有偏见且认识不足，加之近年来中国国际影响力在全球的快速提升引发相关国家的焦虑，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的抗疫话语出现了泛政治化倾向，相关舆论经常出现双重标准。例如，美国《纽约时报》把对武汉“封城”恶意解读为“给人们的生活和自由带来了巨大损失”，而对意大利“封城”则褒奖为“冒着牺牲自己经济的风险以阻止这场欧洲最严重疫情的蔓延”。[4]随着美国疫情的加重，美国的一些高官不断利用病毒污名化中国，“甩锅”中国。西方部分媒体中出现针对中国的虚假信息、敌对语言，毫不尊重科学和常识，体现出反智主义特征。美国大选年这一因素也增加了美国话语的政治色彩，特别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及议员在其新冠叙事中不断“甩锅”中国，煽动公众对中国的责难和恐惧。美国《今日美国报》网站发表文章强调，“指责中国”是特朗普“建墙”的2020 版；“与 2016 年针对墨西哥制造愤怒和恐惧的叙事相同，共和党2020 年的竞
选剧本可以概括为两个词：指责和恐惧。”[5] 俄罗斯学者尤里·塔夫罗夫斯基发表题为《新冠病毒与政治病毒》的文章指出，意识形态偏见和双重标准引起的政治病毒危害更大。[6]这种“政治病毒”不仅解决不了自身的问题，反而严重侵蚀着国际社会的团结合作。[7]
第三，博弈色彩加重。此次疫情不同于以往任何公共危机，范围广、时间久、影响大。新冠病毒本身是一个新事物，如何防控对各国来说都是一个摸索和学习的过程，防控效果也是国家治理能力和竞争力的体现。因此，国际舆情本身也是一场叙事战、语言战和信息战。其中既涉及解释权，如病毒暴发原因、病毒传播和战胜病毒的信息和叙事等，也隐含理念之争与价值之争。博雷利 2020 年 3月发文指出，围绕新冠病毒，全球正在进行一场叙事之战，而欧洲内部也在进行一场叙事之战，话语重点逐渐转为欧盟采取行动、团结抗疫。[8]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发起信息战，质疑中国信息的可靠性。美国、德国、英国、澳大利亚的一些媒体不时出现对中国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和病亡人数造假的指责。[9]与此同时，中国政府积极与世界各国分享中国的抗疫举措和抗疫成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20 年 6月发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受到外界广泛关注。
第四，国际舆论中的理性反思增多。尽管国际舆论中不时出现带有傲慢与偏见的双重标准，但是各国的抗疫成效和经济恢复情况有目共睹，世界舆论中便出现了一些理性反思的声音。一些西方人士开始反思传统的西方中心主义，重新审视东西方制度、文化、行为习惯等方面的差异。例如，《柳叶刀》杂志主编理查德· 霍顿（Richard
Horton）指出，西方国家存在一种成见，认为中国的科学界和医生可能不如西方国家，也存在西方例外论的傲慢。[10]法国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所网站发文认为，西方事先已经得知存在危机，但当中国阻止数以百万计的人出行时，西方的第一反应并不是“有危险了”，而是批评中国的制度。也有不少人士以一种平等的心态反思文化差异对抗疫效果的影响。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ByungChul Han）指出，文化差异使亚欧国家和地区抗疫效果截然不同，亚洲体系具有一些优势，如政府的权威性与民众集体主义意识更强等。[11]俄罗斯《莫斯科晚报》发文认为，在战胜困难时，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所展示出的高度团结是中国文化数百年的薪火相传，还有政府对民生疾苦的关切。[12]
后疫情时代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
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大国之间的话语权之争，中国可围绕以下几个方面有针对性地加强国际话语权建设。
一是加强理论话语权建设。理论是人们用来描述、解释和预测世界的话语体系，理论话语权的强弱也决定了一个国家在世界知识体系中的地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中国的国家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13]实际上，知识也是权力的来源。在外交和国际关系领域，美欧学者所提出的理论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这些理论主要基于西方的概念、文化与经验，却经常被
用来解释并描述中国的行为甚至预测中国的未来，因此发生误解和误读在所难免。近年来，中国在对外交往中基于中国文化、理念和传统的行为增多，迫切需要提出自己的概念和方法，构建自己的外交和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以更好体现中国坚持和平、合作、共赢的价值追求。每次大变局或是大危机都会促使各种思潮碰撞，有时甚至会催生新的理论。例如，面对本次疫情，为何大国间的理性合作会减少？如果霸权国退出甚至破坏原有的合作机制，合作是否可以持续？又如，在应对疫情过程中，中国在中西医结合方面进行了有效尝试，这也是世界知识体系的有益经验，值得进一步总结。
二是加强实践话语权建设。中国文化和中国理念塑造了中国精神，也影响了中国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中国在各个领域基于自身的实践探索取得了系列成就，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长期社会稳定和经济快速发展。在国内层面，8.5亿人实现脱贫，为全人类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国际层面，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突出“共商共建共享”和“平等、开放、包容 等理念，
”以推动国家间的互联互通促进国际合作，实现各国间的共赢发展，这已经超越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视域下的合作逻辑。[14]中国的对外援助也有自己的特色，包括坚持不附加政治条件、坚持授人以鱼与授人以渔相结合等。在此次抗疫过程中，中国也以自己独特的实践在较短时间内使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并积极与世界分享抗疫经验，如要求个人外出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中西医结合、大数据支持、充分调动社区基层组织等。未来，如何提升中国实践的国际影响力，使其能够得到进一步凝练和升华，转变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
和知识，也是提升中国认同、影响和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方面。
三是加强制度话语权建设。国际制度是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的基础，也是多边主义的依托。制度性话语权不仅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国际制度中的代表权、投票权、选举权等硬性权利，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规则制定权和议程设置权等软性权力。现有的国际制度，如国际组织、国际机制、国际规则、国际规范等主要形成于二战结束后，是基于当时的世界现实并大多由美欧等西方大国主导制定。近年来，国际制度面临诸多问题，如制度不足和滞后等，导致全球治理失灵、国际协调合作难度加大等，亟需进行改革和完善。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也显示出当前全球治理的困境，如世卫组织权力和财力有限，各类国际制度反应迟缓，未能有效团结全球合作抗疫等。国际舆论普遍呼吁国际社会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应对当前公共安全危机及今后的各类挑战。未来，围绕全球治理、国际制度改革、国际组织和机制创建等方面的制度性话语权之争也会日益激烈。中国需要在此过程中有针对性地提升制度话语权。例如，在推进世卫组织改革的过程中提出有效的中国方案，围绕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出可行性计划和举措，如构建抗疫伙伴关系，加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健康丝绸之路建设等。中国可以结合自身抗疫经验，以公共卫生治理来拉动全球治理制度的创新与完善，塑造合作新领域，创设新的合作平台，制定新规则，倡导新规范。
四是加强传播话语权建设。话语权除了制度性方面，也涉及吸引力、感召力和公信力等软性权力，这些与国际传播紧密相连。中国近年来提出了很多新概念、新主张和新政策，如何使其在
国际层面得到正确认识和接受认可也是国际话语权的体现。传播话语权主要涉及传播语言、传播内容、传播平台、传播效度几个主要方面。在传播语言方面，由于语言限制，中国与英语国家相比缺少基础性优势。通过汉语传播的内容受众面较小，影响传播广度。虽然可以通过翻译进行语言转换，但翻译过程中一些内容时常缺失，影响信息的精准传播。传播语言还涉及叙事方式，在对外传播中可减少政治化语言和宏大抽象语言，使用普通人的生动案例，拉近与外国民众的距离。在传播内容方面，在讲好中国故事的过程中，要注意多挖掘中国与世界共通的内容，多强调共性、互补性、互利性，避免陷入话语对立和认同对立。传播平台直接影响传播广度和传播效果，中国可适当加强英语传播媒体建设，如期刊、报纸、电视频道等；可以加大对诸如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的建设力度，使其能够在更多国家落地，真正接近当地受众；可加大与当地主流媒体的合作，借助当地传播平台传递中国声音。随着网络媒体和各类社交平台的推广和应用，中国也可以借助这些平台扩大对外传播的广度和实效。
总之，经济实力的增强并不意味着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国际话语权建设是一个长期过程，涉及多方因素，需要从理念、战略、政策、实践等多个维度共同推进。（作者系外交学院副院长、教授，北京市对外交流与外事管理基地首席专家）
（责任编辑：苏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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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osep Borrell, “le chef de la diplomatie européenne : ‘Avec la Chine, nous avons été un peu naïfs’,” le 2 mai 2020, https://www.lejdd.fr/
International/josep-borrel-le-chef-de-la-diplomatie-europeenne-avec-lachine-nous-avons-ete-un-peu-naifs-3965872.
[2] Francis Fukuyama, “The Pandemic and Political Order,” Foreign Affairs , July/August, 2020, p.28.
[3] Joschka Fischer, “The Future of Global Power,” Project Syndicate, May 25, 2020,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 coronavirus-crisis-future-of-global-power-by-joschka-fischer-202005?barrier=accesspaylog.
[4]《海外网评：同样谈“封城”，这家美媒双标操作真是溜》，人民日报海外网， 2020 年 3 月 12 日，https://m.haiwainet.cn/ middle/353596/2020/0312/content_31740359_1.html。
[5] Kurt Bardella, “Coronavirus and Xenophobia: Blame China’ Is Trump’s 2020 Version of ‘Build the Wall’,” USA Today , May 10, 2020, https://www.usatoday.com/story/opinion/2020/05/06/trump-blame-chinacoronavirus-new-blame-mexico-build-wall-column/3085647001/.
[6] Юрий Тавровский, “Коронавирус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вирус,” 3 марта 2020, https://izborsk-club.ru/18891.
[7] 王毅：《团结合作，开放包容：共同维护人类和平发展的进步潮流》，外交部网站， 2020 年 8 月 31 日，https://www.fmprc.gov.cn/ web/ziliao_674904/zyjh_674906/t1810689.shtml。
[8] Josep Borrell,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and the New World It Is Creating,” March 24, 2020, https://eeas.europa.eu/headquarters/ headquarters-homepage/76379/coronavirus-pandemic-and-new-world-itcreating_en.
[9] Андрей Иванов, “Коронавирус: Мировой капитализм готовится уничтожить цивилизацию. На пути встал Китай: На Западе развернута беспрецедентная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ая война против Поднебесной,” April 28, 2020, https://svpressa.ru/world/article/263914/.
[10] Sonia Delesalle-Stolper, “«The Lancet» : «L’arrogance de l’Occident est responsable de dizaines de milliers de morts»,” June 15, 2020, https://www.liberation.fr/planete/2020/06/15/the-lancet-l-arrogancede-l-occident-est-responsable-de-dizaines-de-milliers-de-morts_1791329.
[11] Byung-Chul Han, “La Emergencia Viral y el Mundo de Mañana,” March 23, 2020, https://elpais.com/ideas/2020-03-21/la-emergenciaviral-y-el-mundo-de-manana-byung-chul-han-el-filosofo-surcoreano-quepiensa-desde-berlin.html.
[12] Геннадий Окороков (Gennady Okorokov), “Почему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 китайская модель оказалась успешнее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June 1, 2020, https://vm.ru/society/804664-pochemu-ideologicheskikitajskaya-model-okazalas-uspeshnee-amerikanskoj.
[1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年版，第 338 页。
[14] 孙吉胜：《“一带一路”与国际合作理论创新：文化、理念与实践》，载《国际问题研究》2020年5期，第 1-20，13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