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国面对的复杂国际舆论环境：表现、原因及影响
【内容提要】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以来，中国面对的国际舆论环境错综复杂，最直接表现是西方媒体在国际舆论场上设置中国议题、制造负面标签、营造二元对立的新闻报道框架结构，对中国的抗疫行动以及国家体制进行污名化、标签化和政治意识形态化，其实质是之前美国及一些西方国家发动的对华“舆论战”的延续和升级。造成这种国际舆论环境复杂化的根源是相互叠加的三重因素，即后真相政治导致舆论场扭曲，使得国际公众产生认知偏误；计算宣传制造虚假舆论，算法加剧了过滤泡效应以及中西方价值观念冲突导致西方社会对华“深层不信任”凸显。面对部分负面舆论带来的消极影响，中国需要警惕意识形态冲突，避免陷入意识形态二元对立的话语陷阱。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国际舆论环境；后真相政治；过滤泡；计算宣传【DOI】10.19422/j.cnki.ddsj.2020.11.009
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全球大流行引发了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的震荡，这一全球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加剧了世界格局的不确定性，也使得中国所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更加复杂多变。清华大学赵可金教授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对中美关系是“双重冲击”，即疫情冲击（Pandemic Shock）和舆情冲击（Panic Shock），而后者的影响或者伤害更大。[1] 国家或群体间价值观念的分歧对疫情后世界秩序的走向有着深远影响。[2]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国所面对的国际舆论场出现了怎样的根本变化？这一变化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在社交媒体高度发达、智能媒体方兴未艾、算法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的互联网传播环境下，这
一变化可能对“后疫情时代”中国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产生哪些影响？本文尝试从新闻传播学的视角探讨这些问题，以期对中国应对复杂国际舆论环境提供参考。
中国与国际舆论场：复杂国际舆论环境及其表现
作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冠肺炎疫情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以及舆论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的抗疫行动取得了巨大成效，为全球抗击疫情提供了重要的防疫物资和宝贵经验，得到了世界大多数国家和民众的支持与肯定，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
德塞多次赞扬中国为控制疫情所作出的巨大努力。然而，在国际舆论场中，部分西方国家的一些政客和媒体对中国进行抹黑，他们否定中国在抗击疫情中所作出的贡献，并在病毒来源、病毒命名、疫情信息公开、国际合作与责任、抗击疫情的经验做法等问题上借机污名化中国。“中国病毒论”“中国担责论”“虚假宣传论”等负面舆论在3 月 19 日达到峰值（此后下降），“中国赔偿论”和“借疫获利论”等负面舆论尽管热度不高，但是也被西方媒体反复炒作。[3]
可见，中国所面对的复杂国际舆论环境，是在关键“时刻”所引发的一定周期内具有威胁性或比较被动、不利的舆论背景下生成的。这里的关键“时刻”实际上有两个：一是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二是 2016年美国大选和特朗普政府执政。前者其实是后者基础上的延续或者关键“时刻”的叠加。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强调回归传统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对华政策发生重大转变，中美贸易冲突不断升级。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在国际事务上躲闪后撤、退群废约，不愿承担大国责任；另一方面，又不放下霸权，拉开架式与中国和俄罗斯等国进行战略竞争。[4]当中美之间的冲突与竞争走向新阶段之时，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这一黑天鹅事件演变为全球公共卫生大危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百年大变局的一种映射。[5]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国所面对的复杂国际舆论环境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从直接的表现来看，西方媒体在其主导的国际舆论场上设置中国议题、制造负面标签、营造二元对立的新闻报道框架结构，对中国的抗疫行动以及国家体制进行污名化、标签化和政治意识形态化。在国际舆论场中，国家、政府、政党或者民族一般是陷入舆论斗争的主体。“从空间政治与国际政治角度看，国际舆论仍以民族国家为主要表现单位，国家之间的话语权存在不平衡性。”[6]在以西方国家和媒体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舆论场中，欧美国家主流媒体尤其是美国媒体扮演了关键角色。中国日报社对境外70家主流英文媒体2 月至3 月的报道分析显示，93%为涉华疫情报道，12个议题中9 个为负面态度。[7]
第二，当前中国面临的复杂国际舆论环境是之前美国及一些西方国家发动的对华“舆论战”的延续和升级，是中美贸易战以及其他领域的国际冲突在舆论场中的反映。从舆论学来看，“现实的舆论环境是历史的舆论环境的继承和延伸，同时不断影响着各种原有舆论的消失和新舆论的产生”。[8]历史地看，西方国家及其主流媒体负面报道中国、制造负面舆论环境有着相当长的历史，如“东亚病夫”“弱国”“落后”等形象是西方社会对中国形成的固有舆论认知。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崛起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舆论认知开始出现。近年来中美经贸冲突所引发的“舆论战”，则是西方国家对华舆论攻势的最新表现，部分西方政客、精英以及媒体试图通过信息传播对中国施加舆论压力，以配合其在经贸、政治、军事等领域对中国的打压。
第三，西方民众对中国的刻板成见和不信任的心理认知状态在国际舆论场中被“唤醒”。透过舆论的表层（即短期的态度、意见和情绪）分析舆论的深层结构（即价值观、信念和文化差异），可以发现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和社会有关中国的舆论结构总体是带有刻板成见和比较负面的。据皮尤研究中心最新的全球调查显示，在美国及其他一些主要西
方国家，受访者对中国的负面看法达到创纪录高点。在接受调查的14个发达经济体中，大多数受访者对中国持负面看法：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在澳大利亚增加最多，81% 的澳大利亚人表示他们对中国持负面看法，比2019 上升了24个百分点；在美国，自从特朗普总统上任以来，对中国的负面看法上升了近 20 个百分点；超过一半的欧洲国家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方面做得不好，如丹麦为72%、瑞典为65%
。[9]
总的来说，从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局势看，当前的复杂国际舆论环境预计还会持续较长时间，这成为中国面对的国际舆论场的“基本面”。需要指出的是，在2020年美国大选进程中，美国两党政客与美国媒体出于选战目的，关于中国议题的政治性报道、对华舆情会有所差异。[10]随着美国大选的结束，这一局面可能会有所变化，但是中国所面临的复杂国际舆论环境总体状况短期内不会得到根本改变，中国国际传播面对的挑战与压力很大。
复杂国际舆论环境形成的原因：三重因素叠加
国际舆论场是多方力量角力的产物，复杂国际舆论环境的生成也是多重因素叠加作用的结果。
第一重因素是竞争性“真相”的干扰。后真相政治（Post-Truth Politics）制造“主观真相”“片面真相”和“人造真相”（比如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命名），这些所谓的竞争性“真相”并不是客观的事实，它们导致了舆论场的扭曲。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发展使得后真相政治引发关注，互联网的虚假信息、主观真相以及背后的情感政治，使得事实性的、理性的、对话的舆论变得更加稀缺。早在近100 年前，美国舆论学专家沃尔特·李普曼就提醒到，“舆论意见整合的过程就是强化抽象感觉，弱化具体意义的过程……做决定的不是公众，而是掌握着公众舆论的个别人。”[11] 例如，2020
年 5 月 13 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向特朗普提问“为什么您如此频繁地声明美国在测试冠状病毒方面做得‘远胜于其他任何国家’？”“美国人每天都在丧生，为什么这对您来说是一场全球性竞争？”特朗普首先避重就轻，称“他们在世界各地丧生”，然后突然转移话题“也许这就是你应该问中国的问题。不要问我，问中国这个问题，好吗？”。将具体的事实性话题，转换为抽象的、宏大的话题，并转移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这是西方政客常用的传播“技巧”。北京大学胡泳教授认为，“后真相政客”因为具有认识论的缺陷而无法认识真相，他们不再相信证据甚至是客观的现实。而没有了事实，新的政治大师就会变成政治化妆师和政治技术专家。[12]2020 年8月 11日，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用第三人称称呼自己说：“如果唐纳德· 特朗普输掉这次选举，中国将拥有美国”，“你将不得不学会说中文，你会想知道真相的。”这种诉诸道德策略的“妖魔化”被全球知名商业资讯专家赫克托·麦克唐纳称为“主观真相”，即人们会为谁对谁错而斗争，由于这种主观性，所以事实可以被改变。[13]
在后真相政治的影响下，国际舆论场中公众对于事实性信息的认知和评价就容易出现偏误。新冠肺炎疫情的新闻报道及其产生的舆论即是如此。当人们面对一场十分复杂、尚未达成科学共识的新冠肺炎疫情时，提供或者利用“片面真相”“人造真相”就成为西方政客和部分媒体影响国际舆论的重要手段。2020 年 6 月 9日，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哈佛大学的一篇论文表明，中国武汉的新冠肺炎疫情从 2019 年 8月份就已经开始了，这则信息随后很快被英国广播公司（BBC）、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等媒体跟进报道。当人们用科学、理性的眼光审视这篇论文时，就会发现其结论是完全可以被证伪的。但是在国际舆论场上这份研究中所包含的数据、专业分析和观点性事实，看起来似乎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再加上BBC等西方主流媒体新闻报道后传播较广，更关键的是，西方媒体很少或者几乎不报道中国学者相关的研究成果，因而国外的新闻用户可能会接受这一所谓的“片面真相”，对疫情和对中国的认识就会出现严重偏差。
第二重因素是新媒介技术“制造”舆论。当前社交媒体算法和智能媒体的发展使得网络舆论场中出现过滤泡（Filter Bubble）现象，社交机器人等新手段被用于国际政治传播中，政治极化现象十分突出，网络民粹主义和网络民族主义抬头，这些都加剧了国际舆论环境复杂化。
一是计算宣传对国际舆论场的影响。西方国家的一些政治势力利用社交媒体上的社交机器人进行
计算宣传（Computational Propaganda）、制造虚假的“舆论主体”，这是造成国际舆论环境复杂化的新因素。社交机器人指的是社交媒体上由软件操纵的账号，可以一定程度模拟人类行为并介入公众讨论，此类账号可以通过算法自动发布内容，也可以
[14]与其他账号互动，以期实现影响公众观点的目的。近年来，社交机器人被认为在英国“脱欧”、美国大选、乌克兰冲突、土耳其危机等多场政治活动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并且随着全球网络舆论场与国际舆论场重合度的加深而不断增强影响力。有研究发现：对中国政体、人权状况的批评有相对更高的比例是因为社交机器人形成的虚假意见气候，例如推特上关于中国和中国内政的信息环境被少数声音所主导，其中有一部分甚至已经被停用（被停用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过高的发帖量和潜在的自动化特性）；研究者不仅在发帖量最高的前100个用户中没有发现亲中国政府的账号，而且这些用户中有一半是发布反中国政府内容的自动账号。[15]国外社交媒体上有关中国的内容被少数账号所影响，但实际上这些账号具有较高的机器化程度。由此可见，国外社交媒体上有关中国政治议题的声音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机器人操控的局面，西方国家的一些政治势力通过虚假的“舆论主体”，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中国的国际舆论环境。有研究已经指出计算宣传操纵舆论的机制，包括瞄准争议性话题制造社会冲突和分歧（甚至破坏国家民主、煽动民族仇恨、制造阴谋论等），以及基于算法技术传播政治模因、实现舆论操纵等。[16]我们应当对国际舆论场中由计算宣传所引发的舆论保持足够的警惕，并有效应对其带来的负面影响。
二是社交媒体算法推荐正在加剧全球互联网政治传播中的过滤泡效应。过滤泡最初指的是搜索引擎根据用户习惯为每个人打造一个独特的信息世
[17]界，并从根本上改变人们接触观念和信息的方式。当搜索引擎、社交媒体乃至新闻客户端深度采用算法推荐这样的互联网技术时，过滤泡效应不仅变得更加常态化，而且深刻地影响了舆论场的形成。目前最常见的主要有三种算法：协同过滤推荐算法、基于内容的推荐算法、关联规则推荐算法。[18]这些算法本质上都迎合了用户个体的兴趣爱好以及立场态度，自然而然地强化了过滤泡效应。因此，当国外媒体和政客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大量关于中国的负面信息后，舆论的“内循环”就会逐渐形成。国外用户被算法推荐获取了关于中国的负面信息，而听不到其他的声音，久而久之便形成了比较片面、极端的看法，更习惯阅读批评中国的报道，甚至可以接受夸张、荒诞、毫无根据的说法。例如，在疫情暴发后，国际社交媒体上流传着“口罩里有5G 天线”的说法，对应的是中国普遍推行的出行戴口罩政策。尽管这样的说法十分荒诞，经不起任何推敲，《福布斯》报道也称“驳斥5G掩码理论并不需要太多证据，因为这些社交媒体帖子实际上并没有提供任何支持性的科学依据”，[19]但是类似的谣言依旧弥漫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进而影响着人们对口罩的看法。2020 年 6月，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棕榈滩县举行的一次听证会上，人们讨论了口罩的授权计划，一名妇女辩称口罩实际上是在杀死人。[20]可见，社交媒体算法强化了“过滤泡”效应，影响了国外用户对中国的态度。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仅从 2020 年 3月以来，美国人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就增加了7个百分点，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对最初的疫情处理不当，导致新冠病毒随后被传播。[21]
第三重因素是价值观念的冲突。算法所加剧的过滤泡效应除了造成封闭的、内循环的信息环境外，
还在于强化了人们既有的图式（Schema），使得中西方的价值观差异和西方对华的深层不信任在国际舆论场中更加凸显。在舆论研究中，图式作为既有的认知结构，构成了一道认知过滤网，在人们头脑中形成一套相互关联的观念，一旦被激活就会对舆论产生影响。[22]换言之，当人们长期处于个体信息偏好的舆论环境中时，被激活的图式反过来会强化其选择那些与自我一致的信息。过滤泡就会使人们强化图式，放大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比如 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关于奥巴马是伊斯兰教追随者的传言尽管已经被反复澄清，但还有15%的美国人固执地认为他是穆斯林。[23]
舆论学一般将舆论分为三层结构：最表层是意见和情绪，这也是最容易表现出来和被感知到的舆论形态；中间层是态度和立场，包含正面、负面、中立等维度；内核层是信念或者价值观，这也是舆论的内核。从短期来看，舆论的演变比较明显地体现为表层和中间层，但是从长期来看，导致舆论环境复杂化的深层因素在于舆论的内核——信念或者价值观。20世纪末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提出其著名的“文明冲突论”时，就分析了美国和亚洲的冲突源于根本的文化差异，比如儒家精神强调权威、等级制度、一致的重要性、国家高于社会和个人等，而“美国信念”的主要内容则是自由、个人主义、反对权威、赞成制衡等。[24]亨廷顿对于两个文明以及中美文化差异的分析并不完全准确，但是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两国冲突的文化和心理视角。无独有偶，美国著名国际政治问题研究专家格雷厄姆·艾利森在用“修昔底德陷阱”分析中美关系未来时，也指出了中美之间的文化冲突。艾利森认为，中美分歧来自互相竞争的世界秩序观念，而且“美国政策对新闻周期和大众舆论的要求更加敏感，他们寻求能够迅速解决问题、清单列举式的政策计划”。[25]在近年来围绕孟晚舟事件、中兴事件、华为事件、留学生签证事件、抖音海外版（Tik Tok）被封禁事件等新闻焦点议题时，国际舆论场中的价值观冲突显而易见。一项基于跨文化解决方案（CCS）年度调查的量化分析表明，美国公众关于“中国威胁”的心理认知迅速加强并形成共识，成为美国政府对华强硬政策的社会心理基础。[26]这些研究都侧面印证了本文的观点，即当前中国面对的复杂国际舆论环境与中西方价值观念冲突、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深层不信任”有关。
国际舆论环境复杂化的潜在影响及反思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背景下，中国面对的复杂国际舆论环境对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均会产生相当的影响，我们需要理性看待，以应对“后疫情时代”的传播与政治的变化。
第一，可能会促使国内舆论场和国际舆论场的“脱钩”。对于中国而言，舆论场大致可以分为境外舆论场（欧美发达国家为主）、国内舆论场和全球网络舆论场，境外舆论场与全球网络舆论场有较高的重叠度。由于语言、文化、网络管理等原因，“舆论场的分化使得网民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减少”。[27]全球互联网传播也可能加剧国内、国际舆论场之间的冲突，增加舆论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当前，中美“脱钩论”甚嚣尘上，我们需要理性看待和分析，不能在舆论应对中采取极端、简单的办法。如果说西方政客和媒体制造的过滤泡效应导致国际舆论场的“内循环”，使得西方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和态度出现偏差，那么我们也要警惕国内舆论场出现极端的舆论环境，这将不利于中国国际传播和国际
关系的正常开展。
第二，网络民族主义可能在国内舆论场中“抬头”，甚至可能会走向极化。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浪潮无疑会对国内政治和中国的国际形象产生负面影响。2016年美国大选以来，美国开始变得更加保守，特朗普政府主导“以美国为中心”的战略，不再大力推崇全球化，加之中美贸易摩擦的升级以及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一系列事件引发了国际舆论场的连锁反应。在这样的国际局势和舆论环境下，要防止网络民族主义走向极端。有研究指出，信息接触通过威权人格和意识形态传导会影响个体的民族主义倾向，而极端的舆论环境则可能将社会氛围整体推向极端民族主义。[28]因此，中国国内媒体在报道国际议题时，要特别注意与国际舆论场的“对接”。比如，国内媒体在新闻采编译中要注意新闻报道来源和观点的平衡，不能被西方媒体制造的竞争性“真相”牵着鼻子走，要在新形势下做好国际舆论斗争议题设置工作，避免国内舆论场与国际舆论场的“失衡”。
第三，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中国要十分警惕意识形态冲突，避免陷入意识形态二元对立的话语陷阱。当前，全球化进入不确定时期，可能演变为“有限的全球化”，西方政治人物过度沉迷意识形态、缺乏自我反思能力将加速西方的衰落。[29]全球化危机中当然包括意识形态的冲突，西方政客、媒体将新冠肺炎疫情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就是典型的反映。实际上，在冷战结束后尽管一些西方学者宣称“意识形态终结”，但正如美国社会学家迈克尔 ·曼所指出，作为四种社会权力来源之一的意识形态权力仍然值得重视，20世纪末新意识形态的出现打乱了意识形态的衰落，人们对意识形态的需要也没有终结。[30]在当前的国际舆论场中，一些欧美政客重拾意识形态话语，制造意识形态冲突，试图误导舆论。比如，2020年 7 月 23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加州发表了题为《共产主义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的演讲，毫无根据地指责中国的抗疫行动，全面否定中国，故意制造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对抗。[31]在这场国际舆论斗争中，美国的极端政客采用意识形态话语，以谋求国内政治利益，迎合舆论场中抨击中国的负面意见和情绪。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美国政治中的政党、派系及其与金融资本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不应把某个政治人物或某种政治观点简单当作美国政府的主张，否则以此树立“靶子”展开媒体报道和“舆论攻势”，反而可能掉入舆论漩涡中。
结 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看待当前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同样如此，首先需要认真分析和研判舆论场的变化、背后的因素以及可能产生的影响，然后才有可能做出理性、合理的决策。自2016年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外交领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成为国际舆论的“转折点”。中国须做好准备以应对未来长时段的国际舆论挑战：首先要注意国内舆论场与国际舆论场的“对接”，通过积极沟通和理性对话，呈现全面的事实真相，应对后真相政治在舆论场中制造的各种“竞争性”真相；其次要在媒介技术层面分析和研究算法在国际舆论场的机制作用，尽可能排除社交机器人的计算宣传干扰，针对过滤泡效应开展国际传播，同时警惕国内舆论场的舆论“内循环”和网络民族主义走向极化；再次要打通官方、媒体、社会组织、个体等多
种传播渠道，在价值观和文化层面，避免落入西方政客设置的意识形态对抗“陷阱”，要积极以全球化的视角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观、责任观、价值观，呼吁用理性的眼光看待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让中西方走向对话、沟通和交流。【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媒体深度融合发展与新时代社会治理模式创新研究”（项目批准号： 19GZH043）的阶段性成果】（第一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教授；第二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 （责任编辑：甘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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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赵可金：《“软战”及其根源———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下中美关系相处之道》，载《美国研究》2020年第3期，第 9-34 页。
[2] 王正毅：《物质利益与价值观念：全球疫情下的国际冲突与合作》，载《国际政治研究》2020年第3期，第 184-197 页。
[3]孙明、孔祥龙：《国际舆论视域下的中国抗疫行动与公共外交》，载《当代世界》2020年第5期，第 11-17 页。
[4] 滕建群、罗泓洋：《特朗普政府回归孤立主义的背景、特点与影响》，载《当代世界》2020第8期，第 18-19 页。
[5] 王逸舟、王瑾、年玥
：《热话题与冷思考——新冠肺炎疫情与国际关系未来走向》，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年第3期，第5页。
[6] 张涛甫：《当前中国舆论场的宏观观察》，载《当代传播》2011 年第2期，第 39-40 页。
[7] 李洋：《从当前国际舆论环境看国际传播着力点——基于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海外舆情的分析》，载《对外传播》2020年第4 期，第 13-16 页。
[8]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56 页。
[9] Laura Silver, Kat Devlin, Christine Huang, “Unfavorable Views of China Reach Historic Highs in Many Countries,” October 06, 2020,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20/10/06/unfavorable-views-ofchina-reach-historic-highs-in-many-countries/.
[10] 时殷弘：《新冠肺炎大流疫：决定乾坤但仍有限》，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第 61-65 页。
[11] [ 美 ]沃尔特·李普曼著，林牧茵译：《幻影公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 29-30 页。
[12] 胡泳：《后真相与政治的未来》，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年第4 期 , 第 5-13 页。
[13] [ 英 ]赫克托·麦克唐纳著，刘清山译：《后真相时代》，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版，第 141-149 页。
[14] 师文、陈昌凤：《分布与互动模式：社交机器人操纵 Twitter上的中国议题研究》，载《国际新闻界》2020年第5期，第63 页。
[15] Samuel C. Woolley, Philip N. Howard, Computational Propagand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223.
[16]罗昕、张梦：《西方计算宣传的运作机制与全球治理》，载《新闻记者》2019 年第10 期，第68 页。
[17] [ 美 ] 伊莱·帕里泽著，方师师、杨媛译：《过滤泡：互联网对我们的隐秘操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8-9 页。
[18] 唐铮、塔娜：《算法新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5-16 页。
[19] Bruce Y. Lee, “Face Masks With 5G Antennas, The Latest Covid-19 Coronavirus Conspiracy Theory,” July 11, 2020, https://www. forbes.com/sites/brucelee/2020/07/11/face-masks-with-5g-antennas-thelatest-covid-19-coronavirus-conspiracy-theory/#412341a916f1.
[20] Josephine Harvey, “Anti-Mask Floridians Hurl Conspiracy Theories at Officials in Wild Public Meeting,” June 25, 2020, https://www.huffpost.com/ entry/trump-supporters-florida-face-masks_n_5ef3daa7c5b643f5b22edf0d.
[21] Laura Silver, Kat Devlin, Christine Huang, “Americans Fault China for Its Role in the Spread of COVID-19,” July 30, 2020, https:// 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20/07/30/americans-fault-china-for-itsrole-in-the-spread-of-covid-19/.
[22] [ 英 ] 文森特· 普莱斯著，邵志择译：《传播概念· Public Opinion》，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 69-72 页。
[23] 同 [17]，第 65-69 页。
[24] [ 美 ] 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订版）》，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第 201-205 页。
[25] [ 美 ]格雷厄姆· 艾利森著，陈定定、傅强译：《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 200-208 页。
[26] 庞琴：《中美权力变化与美国公众对“中国威胁”的认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7期，第 69-95 页。
[27] 钟智锦：《政治传播视角下的跨境网络舆论场》，载张志安等：《新媒体与舆论：十二个关键问题》，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43-50 页。
[28] 马得勇、陆屹洲：《信息接触、威权人格、意识形态与网络民族主义——中国网民政治态度形成机制分析》，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第 180-192 页。
[29] 张弛、郑永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化与国际秩序演变》，载《当代世界》2020年第7期，第 17-21 页。
[30] [ 美 ] 迈克尔·曼著，郭忠华等译：《社会权力的来源. 第四卷,全球化：1945-2011》，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 505-507 页。
[31] Michael Richard Pompeo, “Communist China and the Free World’s Future,” July 23, 2020, https://www.state.gov/communist-chinaand-the-free-worlds-fu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