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的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政治新变化
【内容提要】随着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扩散和蔓延，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政治不断发生新变化。导致这些变化的原因非常复杂，既有国际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也有疫情带来的新挑战。总体来看，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普遍面临困境，能否妥善处理疫情、兼顾人民的生命健康和国家经济发展直接关系其政治处境。疫情牵引下的资本主义国家朝野政党博弈不断演化，乱与斗的特点更为突出。社会思潮的多元激荡增加了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博弈的复杂性、尖锐性，加剧了不同政党力量的此消彼长。资本主义国家新媒体与政党的博弈更为尖锐复杂，给政党政治带来多样化的影响，推动执政党和政府采取更多反制政策。疫情下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乱象，深刻反映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弊端。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社交媒体【DOI】10.19422/j.cnki.ddsj.2021.01.004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朝野政党是一次严峻考验。一段时间以来，受疫情及其带来的经济、社会、政治、外交等连锁效应冲击，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政治阶段性影响正日益显现。这种影响既有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斗争延续的原有因素，又有疫情时期政党博弈引发的新因素，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酝酿并产生了新的政治生态，其有关动态及未来走向值得关注。
新冠肺炎病毒具有传播隐蔽、迅猛、范围广等特点，受预警机制、抗疫理念、政策举措、资源统筹、执行效率、国内社会政治生态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各国抗疫效果虽大相径庭，但抗疫已成为各国一项系统工程和中长期战略。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新冠肺炎疫情首先表现为卫生健康危机和治理危机，进而发展为经济社会危机，乃至进一步演变为政治危机。能否妥善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直接关系到相关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或执政联盟的现实执政处境及未来前途命运。整体上看，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既有未雨绸缪、主动应对的，也有化解不力、被动应对的，还有迫于形势和压力转变理念和政策的，不同政策举措导致相关执政党应对效果和处境不一。
从此次疫情看，抗疫成效与执政党对疫情的重视程度和预警机制启动时间有着明显关系。不少发达国家尽管疫情预警机制完善、医疗资源较为丰富、医疗水平较高，但是在中国最早报道疫情后不仅未能及时启动疫情应对机制，而且错误地认为这仅是中国一国的卫生危机，与自己无关，在等待和旁观
中错失了中国努力防范疫情扩散而为世界赢得的窗口期。2020 年 5 月 12日，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哈里斯在关于全球疫情的简报会上表示，美国从一开始就没有认真对待世界卫生组织有关疫情暴发的警告。但也有部分发达国家执政党重视疫情威胁，行动早、抓得紧，有效守住了国内防线。如新西兰工党政府及早预防，在新冠肺炎疫情尚未大规模在社区传播之时，即确定战略指导方案，以透明、果断、协调的态度和方式应对疫情，一度实现确诊病例清零，并及时出台与防疫抗疫相关的经济和社会保障政策。此外，在 2020 年 8月疫情再现后，工党政府及时对新西兰第一大城市奥克兰进行“封城”，并推迟举行大选，赢得了较高的民意支持。
在广大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意识到疫情迅速传播的危害后，出现了两种情况。一是有些执政党立即行动，基于本国国情及时采取相对有效的应对政策，努力控制疫情在本国的传播和扩散。卢旺达爱国阵线政府在本国出现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一周后即实施严格“封城”措施，成立由总理牵头的联合工作组，形成了多部门、多层级协作机制，协调和统筹抗疫行动。卢旺达取得的抗疫成效两度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肯定。[1]二是部分发展中国家执政党未给予疫情应有的重视，并且受卫生预警机制缺失或失灵、政府缺乏有效资源等影响，
在防范疫情过程中陷入被动。如印度、巴西两国执政党或执政当局反应相对较慢，染疫人数高居世界前列，连带经济社会建设出现问题，给执政党或执政当局带来重大挑战。
能否有效统筹抗疫与发展经济两大问题，直接关系到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抗疫的指导思想和应对疫情的方式。各国执政党及政府基于现实国情、治理理念及政治考虑，提出的抗疫理念差异较大。有的重视生命第一、专业第一，有的却强调所谓“群体免疫”。如荷兰多党联合政府于2020 年 3月称，该国政府已经排除了两种选择（即让病毒肆无忌惮地传播或将国家封锁“一年甚至更长时间”），同时决定选择第三种方案，即“最大限度地控制（以可控的方式建立群体免疫）”。[2]但无论选择何种方式，都需要当权者自上而下的抗疫理念与民众自下而上的认同相互匹配，若无法形成社会共识，则易引发民意反弹。同时，执政党和政府也需要确保经济社会正常运行，以安抚民众并建立社会信心。为此，有的国家执政党和政府迫于压力，强力推动经济重启，无暇顾及疫情反弹风险，可能招致更大的执政困难。有的国家执政党和政府则选择先应对疫情，并努力为经济重启创造良好环境。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相对落后，执政党及政府难以有效兼顾抗疫隔离与保障基本民生，导致国内低收入者尤其是流离失所人员和外国非法移民陷入粮食、日用品短缺等困难，甚至引发社会抗议和骚乱。[3]
任何抗疫理念、政策、机制都需要贯彻执行，能否有效落实抗疫部署考验着一国执政党和政府的领导力和执行力。抗击这场百年不遇的大疫情，仅仅依靠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以及执政党和政府的治理意愿远远不够，还需要执政党及政府统筹全国力量、协调国内国际资源集中应对。有的国家执
政党和政府积极对待疫情，较早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或战时状态，发动企业、民间组织、军队等多方力量投入抗疫。有的国家执政党和政府注重加强中央与地方执政党和政府的协调配合，努力形成中央和地方协调、协作的抗疫机制。有的国家强化抗疫规章制度的执行力度，通过行政、司法乃至党纪等手段进行约束。如巴拉圭参议院2020 年 4 月 14 日举行全体特别会议，经过近6个小时的视频辩论，以40 票支持、4票反对、1票弃权的投票结果，取消违反防疫限制令的一位参议员和一位众议员的议员
[4]
资格。 有的国家执政党和政府重视加强国际合作，增进联防联控，加强抗疫经验国际交流，积极争取国际援助。但也有一些国家在疫情防控过程中信息不透明，甚至不愿意加大检测力度或对外公布具体疫情，导致疫情隐性蔓延并不断升温，执政党和政府对此实施明防控、暗放纵的策略，进而加剧了疫情的传播。此外，尽管有些国家在抗疫中一度取得不错成绩，也获得了联合国或世界卫生组织的赞赏，但后来有所松懈，难免面对疫情二次暴发的风险，这给相关国家的执政党和政府带来了新的挑战。
随着疫情的全球蔓延以及一些国家染疫病例的出现和增多，资本主义国家朝野政党开始直面新冠肺炎疫情这个非传统安全挑战，并基于朝野关系、自身政治考量及重大时间节点等多重因素选择不同的策略，进而带动朝野博弈进入一个更加复杂敏感的阶段。
疫情短期内转移了多数国家的主要政治议题，牵引着朝野关注焦点和方向。面对疫情这一共同敌
人，部分国家朝野政党都强调危机时期就是团结时期，需要搁置争议、携手共同抗击这一国家“公敌”。有些国家执政党和政府在遭受疫情冲击后，及时调整政治策略，主动向在野党示好，加强抗疫交流沟通，力促朝野政党联合抗疫。疫情也给资本主义国家在野党带来一定挑战，对其造成两难困境，如对执政党过度批评、阻扰政府应对疫情或将失去民心；如全力配合执政党施政、为其“抬轿子”，可能影响选民基础，损害自身政治影响力。危机当头，一些国家在野党最终选择以国家利益为重，暂时搁置政治斗争，或加码疫情应对举措，塑造和扮演为民发声、负责任的反对党形象。因此，在疫情初期，不少国家朝野关系进入短暂的微妙“蜜月期”。如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总统拉马福萨在疫情初期邀集主要反对党领袖共商抗疫大计，得到后者积极反应。南非反对党经济自由斗士党领导人表示， “爱国主义当前，无论选民是否向我们投票，我们都要为其发声”，“抛开分歧，团结起来，按照政府的建议行事”。[5]此外，部分国家在野党鉴于本国疫情严重性同意推迟大选、地方选举或全民公投等重大议程，以聚焦抗疫事务。
值得注意的是，在多党竞争的资本主义国家，竞选压力使得在野党不可能心甘情愿地为执政党提供帮助和支持。随着国内疫情的发展以及执政党和政府应对不力的逐步暴露，在野党等待抓住时机回归传统反对党角色。如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发展，南非经济自由斗士党指责政府通讯部长史黛拉· 恩达贝尼 -亚伯拉罕斯与非国大高层姆杜杜兹· 马纳纳在疫情期间违反封锁令私自聚餐，对政府仅给予纪律处分表示不满并对通讯部长提出刑事诉讼。[6]
从国际范围来看，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在野党将疫情视为向执政党发难的契机，竭力将疫情政治化，大肆推行“反对政治”。不少国家在野党持续抨击政府未能重视疫情并采取有效措施，要求政府承担责任甚至下台。美国民主党借疫情影响特朗普选情，美国国会内部民主党建制派持续抨击特朗普，拜登团队也不断批评特朗普政府抗疫不作为。此外，也不乏少数国家执政党超越抗疫考量，在疫情特殊时期实行抗疫与打击反对派并举策略，以强化自身权力，从而引发在野党的反弹。如匈牙利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政府推动国会投票通过了颇具争议的《新冠肺炎疫情法案》，允许政府无限期延长紧急状态，扩大其行政权，引发反对党的不满和抵制。反对党抨击政府索取无限权力，并意图打击独立媒体以及给予亲政府媒体更多支持。[7]若恰逢大选或地方选举等重要节点，相关国家朝野政党斗争的复杂性、敏感性将更为突出，这会进一步影响到有关国家的抗疫工作。
一些国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由于中央执政党与地方执政党的立场差异而围绕抗疫发生诸多龃龉，从而影响到整体抗疫效果。其主要表现为中央和地方不同执政党的利益博弈。如美国民主党执政的一些地方州积极推动新冠病毒检测工作，力图揭开疫情的盖子，以对特朗普当局施压；而美国联邦政府则频频迟滞新冠病毒检测进程，导致双方围绕谁应该为疫情负责及何时重启经济等重大问题相互指责，对美国部分地方州抗疫产生一定冲击。
此外，疫情牵动了一些国家朝野政党本就存在的左右之争和反民粹之争。右翼政党试图利用国家主义的“回归”，操纵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保护主义以增强自身力量。左翼政党则试图利用疫情危机，努力实现自身力量的恢复和上升。如在拉美，秘鲁、哥伦比亚、智利等中右翼政党执政的国家及墨西哥、尼加拉瓜、委内瑞拉等中左翼政党执政的
国家都面临不同程度的疫情威胁和冲击。这些国家的执政党应对总体乏力，导致疫情日益严峻，激化了本国和地区的左右之争，执政党和政府领导人面临的压力持续上升，政治风险明显增多。在欧洲，部分在野的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指责执政党和政府抗疫不力，极力煽动民意，对执政党和政府施压，以谋求更大政治影响力，引发传统左右翼政党的进一步警觉和联合反制。
自由主义思想受到挑战，国家的作用愈发受到重视。西方思想界大多认为，此次疫情大流行对自由主义打击沉重。法国哲学家米歇尔·昂弗雷认为， “当疫情大流行后，自由主义就不再居于主导地位，主权思想成为时尚，主权主义、关闭边界、使用警察和军队等又回来了”，“新冠肺炎疫情揭开了西方民主国家失败的面纱，但媒体却没有揭露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的失败”。[8]这一判断的主要依据是，自由主义者基本上不相信政府，但当遭遇百年一遇的流行性疫情后，民众别无选择，只能相信政府，需要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保障民生。
同时，不少西方学者和理论家还认为，疫情是对所有人的威胁，政府的角色不能缺位，必须加大干预的力度。美国专栏评论员蒂安娜· 洛维认为，保守派必须承认凯恩斯并不总是错的。与应对经济大萧条不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只能通过政府干预来解决。联邦政府必须采取有力的措施尤其是经济措施，最重要的是必须明确奖惩措施，并发出明确信号。[9]这些主张推动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和政府在疫情防控、染疫人员治疗、保障民生、支持企
业、创造就业机会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德国大联盟政府卫生部长施潘表示，“德国之所以能相对较好地应对这场危机，主要是因为政府确保医疗体系在危机中处于良好状态并做好了相应准备，同时积极发挥专业病毒检测实验室和医护人员的作用。尽管德国没有实行全国宵禁，但也对公共活动和私人生活进行了限制，这些举措都是必要和有效的。”[10]
对自由主义的否定也引发了对保守主义的持续反思。在抗疫过程中，西方舆论中既有支持也有谴责或唱衰保守主义的言论。部分西方学者认为新冠肺炎疫情给国际主义带来了严重打击。就欧盟而言，申根地区的内部边界现已几乎无法通行，欧盟放弃对意大利的预算干预危及欧元稳定性。[11]也有学者认为保守主义在应对疫情危机中具有不适应性。[12]尽管不少国家保守的执政党和政府领导人在疫情暴发初期因忽视了疫情的严重性而导致疫情持续蔓延并出现大量的死亡病例，但其并未受到明显的政治打击，甚至在一番思想和舆论操弄后反而保持了一定的社会支持率。如英国保守党内部以及一些社会评论家认为，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采取的保守经济思想背离了撒切尔主义的正统思想,但约翰逊的个人支持率和保守党的民调支持率都保持在高位。
新冠肺炎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全球民粹主义，加剧了政治分裂和对抗。西方不少学者和理论家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西方世界的秩序，严重影响到西方引以为豪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严重冲击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民生，为本已快速发展的民粹主义提供了更好的土壤，“民粹主义者会从危机中获益，因为他们将恐惧转化为选票”。[13]一些国家民粹主义、基于族群的民族主义乃至种族主义相互结合，他们持续炒作身份差异，牵动了朝
野博弈及政党力量的变化。尤其是在欧洲，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领导人玛丽娜· 勒庞利用疫情宣传爱国主义，呼吁结束暴力和混乱，要求结束欧盟国家间的边界开放制度。德国激进的“另类选择党”也利用疫情来攻击政府，指责疫情大流行是开放边界引起的，并极力争取国内贫困地区民众的支持。
疫情下不同种族、阶层、群体面临的健康、经济风险，引发了人们对新形势下平等主义的思考，给那些搞“政治认同”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挑战。美国学者迈克· 戴维斯强调，疫情暴露出卫生领域的阶级化，即中上阶层有着良好的社会保障，遵循严格的保护措施，并居家工作；公共雇员、工人则不得不在维持薪资和保护健康之间艰难作出抉择；而成千上万低收入者或没有工作的人则无异于被丢入狼群。[14]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一些国家执政党和政府在出台应对方案时，往往偏向大企业、富人和权贵阶层，而忽视了对小企业主、小商人、工薪基层以及失业人员的关心。在下层社会的广泛反对和抵制下，一些国家执政党和政府被迫陆续出台对低收入阶层和弱势群体的照顾政策，以努力平衡各方利益诉求。但在意大利、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多国重要政治家或领导人感染疫情后，这类指责“卫生健康不平等”的声音有所淡化，进而弱化了部分国家执政党和政府的压力。这也使得少数国家执政党和政府敢于无视疫情严重威胁，轻视民众健康，全力推动重启经济。
疫情下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思想的混乱，加之线上线下社会交流活动的日益频繁，带动自发组织的社会运动蓬勃发展，给一些国家执政党和政府带来新的挑战。从全球范围来看，疫情发生以来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抗议呈现几个方面的突出特点：一是进步力量基于对生命的尊重以及对国民利益的维护，一般很少组织线下的街头运动，即便有也往往是要求政府改善民生。如2020 年 5月，智利首都圣地亚哥部分民众组织示威抗议并打出了“我们不反对隔离而是反对饥饿”的口号。在网络煽动方面，左翼力量往往资源匮乏、手段有限，这也是左翼难以有效组织线上社会抗议的一个重要原因。二是右翼保守派及无政府主义分子成为社会运动、社会抗议的主角。疫情暴发后，巴西、加拿大和一些欧洲国家的右翼支持者组织了大量的反隔离、反封城、反戴口罩等游行，反对政府限制自由、破坏其生活方式。尽管德国大联合政府对外宣称将不得不与新冠病毒长期共存，并号召民众认真对待，但德国国内右翼、极右翼力量以及无政府主义者仍无视第二波疫情风险和封锁禁令，组织了一系列的游行示威。三是反抗疫情下的种族歧视及警察暴力，以美国“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最为引人关注。“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由美国开始并波及多个国家，全球数十万人走上街头，要求为乔治·弗洛伊德等遭受不公正对待的黑人群体伸张正义，呼吁警察停止对黑人个体和社区的暴力和种族主义行动。四是对本国政治不满或受外部势力挑唆发起政治抗议运动。如白俄罗斯尽管遭受疫情打击，但从2020 年 5 月开始围绕总统竞选和大选结果，反对党持续组织示威抗议，极力谋求实现政权更替。这其中不乏西方国家干预的因素，加剧了白俄罗斯执政当局应对疫情和稳定政局的难度。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过程中，移
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等新媒体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和政府纷纷通过新媒体来发布疫情数据、政策法令、防控指南等信息以及传递抗疫信心，广大民众也通过新媒体来了解最新疫情、物资采购渠道以及政府具体救助政策等，双方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良性互动。但实践证明，新媒体的“双刃剑”效用在疫情下尤为突出，加大了执政党应对疫情的难度。
对于新冠肺炎病毒这种新的传染性疾病，各国科学家、医学家从认清病毒和传染路径到提出防控、治疗指导意见都需要一个过程。在疫情传播初始阶段受一些专家认知不全面、治疗方案不完善以及过度预警等影响，社会大众往往因为对疫情的无知而产生不必要的恐慌。一旦这种恐慌与假新闻结合起来，并被社交媒体扭曲夸大和广泛传播，就可能造成严重的舆论危机。可以说“假新闻”比病毒传播得更快、更容易且同样危险，极易置执政党和政府于被动地位。世界卫生组织也指出，“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应对措施伴随着大规模的‘信息披露’，尤其是信息量过大、正确与错误信息泥沙俱下，使人们很难找到可信的信息来源和可靠的指导。”[15]如有的媒体建议人们吃大蒜、用盐水漱口或喝牛尿，以防感染新冠病毒；有的媒体宣传戴口罩无用论，鼓励民众挑战封锁令；有的媒体散布疫情的罪魁祸首是5G技术，以致出现焚烧5G 手机信号发射塔的反智行为；有的国家领导人说使用消毒剂或抗疟疾药物可以治疗新冠肺炎，但是遭到专家批驳。面对相互对立的信息，民众无所适从。如果执政党和政府不能全面科学传播抗疫知识，并引领民众形成科学抗疫的舆论环境，必然会影响抗疫效果。
资本主义国家社交媒体在政治立场、经济利益等多重考量下，在报道有关涉疫信息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偏见。这种偏见无疑影响部分社交媒体与执政党和政府的关系。如美国疫情暴发以来，新老保守媒体在很大程度上为白宫和特朗普总统背书，宣传特朗普的观点、抗疫成就以及快速开发疫苗的前景。亲民主党的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则大多对特朗普政府进行负面报道，乃至公开挑战特朗普的政策，揭露特朗普政府抗疫无力、无能，招致特朗普反击其为“假新闻”。法国部分社交媒体广泛报道共和国前进党政府坚持在疫情期间组织地方选举造成疫情蔓延并出现死亡病例，将其渲染为“冒死选举”。
如何处理与社交媒体的关系成为不少国家执政党和政府的优先关注议题。部分国家执政党和政府通过强化新闻法或对社交媒体的规范，引导、约束社交媒体的信息传播。如2020 年 5月，法国共和国前进党政府推动国民议会通过一项议案，要求社交媒体平台在24小时内删除充满仇恨和“有毒”的帖子，若不遵守规定，或将面临高达120 万欧元的罚款。同年7月，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导的大国民议会通过《社交媒体法》，赋予政府更大权力来监管社交媒体，要求脸书和推特等社交媒体公司在土耳其派驻代表，处理好有关其平台内容的投诉。社交媒体如不服从可能受到罚款、广告禁令和带宽削减的处罚。面对一些国家对社交媒体日益强硬的态度，脸书、谷歌、推特和油管等在2020 年初发布了一份简短的“行业联合声明”，称其愿意“共同打击涉及新冠病毒的欺诈和错误信息，并与世界
[16]各地政府和医疗机构合作分享重要的最新进展”。但基于西方社交媒体的运作特性，其不会从根本上遵从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和政府的要求，进而丧失自身特性和社会欢迎度。
疫情下资本主义国家政党的乱和斗不是偶然
的，它充分透视了资本主义制度的顽疾，深刻反映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弊端，不仅破坏了不少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生态，而且将进一步恶化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氛围。由此，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对多党民主制的反思和质疑将进一步增多。这无疑会增进国际社会对不同政治制度、发展模式等的思考，进而为社会主义得到更多国际认可创造条件。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已经加大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力度，深化对社会主义的思考和探索，不断提出新的左翼替代主张，并谋求加强左翼统一战线建设力度，以形成更大的政治影响力。相关工作正在起到一定成效，尤其是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共产党通过有效的统一战线策略，或实现共产党员入阁，或实现对政府政策的更大影响力。
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尚未得到有效控制，尤其是 2020年年底不少发达国家迎来第二波或第三波疫情，牵动上述国家朝野围绕抗疫政策的新博弈。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和政府正努力加大对疫苗的研发或采购使用力度，并适当收紧防疫政策，但彻底遏制、管控住疫情尚需时日。未来一段时间，新冠肺炎疫情及其带来的连锁反应仍将继续冲击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政治，有关动向值得继续观察。（作者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政党政治与政党外交研究院执行院长、研究员）
（责任编辑：苏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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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卢旺达抗疫成效显著》，载《人民日报》2020 年 8 月 19 日，第 16 版。
[2] Bevan Shields, “Dutch Embrace ‘Herd Immunity’ As Dire Death Warning Prompts UK to Change Course,” March 17, 2020,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 March 2020, https://www.smh.com.au/world/europe/ dutch-embrace-herd-immunity-as-dire-death-warning-prompts-uk-tochange-course-20200317-p54arv.html.
[3] The United Nations, “WFP Chief Warns of Hunger Pandemic As COVID-19 Spreads,” April 2020, https://www.wfp.org/news/wfp-chiefwarns-hunger-pandemic-covid-19-spreads-statement-un-security-council.
[4]《巴拉圭国会取消两议员资格 因其私自出境并感染新冠肺炎》，央视新闻客户端， 2020 年 4 月 15 日，http://m.news.cctv. com/2020/04/15/ARTI4r81Ndva2Stae2ZoYXAY200415.shtml。
[5] Zingisa Mvumvu, “Covid-19: ‘This Is the Time For Patriotism’— Lekota After Meeting Ramaphosa,” Sovetan Live , March 22, 2020, https:// www.timeslive.co.za/politics/2020-03-22-covid-19-this-is-the-time-forpatriotism-lekota-after-meeting-ramaphosa/.
[6]《南非通讯部长私自聚餐违反“封锁令”，被纪律处分》，澎湃 新 闻 网， 2020 年 4 月 9 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 forward_6882498。
[7] Marton Dunai Krisztina Than, “Hungary’s PM Wins Emergency Powers to Fight Coronavirus,” March 30, 2020, https://www.usnews.com/ news/world/articles/2020-03-30/hungarian-parliament-grants-pm-orbanspecial-powers-to-tackle-coronavirus-crisis.
[8] “Failed Liberalism Left Us Without Masks: Covid-19 Crisis Exposed Western Liberal Democracy, Brought Back Ideals of ‘Sovereignty’,” Russian TV, March 25, 2020, https://www.rt.com/ news/484094-michel-onfray-covid19-liberalism/.
[9] Tiana Lowe, “Coronavirus Teaches A Lesson in Keynesianism,” Washington Examiner , March 19, 2020, https://www.washingtonexaminer. com/opinion/coronavirus-teaches-a-lesson-in-keynesianism.
[10] Jens Spahn, “How Germany Contained the Coronavirus,” World Economic Forum, May 23, 2020, https://www.weforum.org/ agenda/2020/05/how-germany-contained-the-coronavirus/.
[11] Charles G. Mills, “The Coronovirus Ends Internationalism,” The European Conservative , April 15, 2020, https://europeanconservative. com/2020/04/the-coronavirus-ends-internationalism/.
[12] W. James Antle III, “How Coronavirus Could Kill Conservatism,” The Spectator , March 20, 2020, https://spectator.us/coronavirus-could-killconservatism/.
[13] Allan Stam, “Coronavirus and International Populism: Ideological and Generational Divides,” Global Dynamics , Vol.13, No.32, 2020, P.55.
[14] Alan Golds, “Income Inequality, and Coronavirus Economic Fallout,” September 6, 2020, https://www.cbsnews.com/news/incomeinequality-and-coronavirus-economic-fallout/.
[15]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Novel Coronavirus” (2019nCoV): Situation Report-13,” February 2020, https://www.who.int/docs/ defaultsource/coronaviruse/situation-reports/20200202-sitrep-13-ncov-v3. pdf?sfvrsn=195f4010_6.
[16] Catherine Shu & Jonathan Shieber, “Facebook, Reddit, Google, LinkedIn, Microsoft, Twitter and YouTube Issue Joint Statement on Misinformation,” March 17, 2020, https://www.zdnet.com/article/ internets-largest-social-networks-issue-joint-statement-on-covid-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