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对中东变局的认知及其应对
【内容提要】“阿拉伯之春”的爆发深刻影响了中东地缘政治，改变了以色列所面临的国际和地区环境。以色列对“阿拉伯之春”的认知也经历了由喜悦、乐观到谨慎、理性的转变。面对中东新一轮地缘政治发展带来的新挑战，以色列采取了加强国防军建设、与美俄和阿拉伯国家等域内外大国发展关系、积极应对伊朗威胁等一系列举措。随着拜登政府上台，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将面临更多变数，但美以同盟关系不会发生实质性改变。同时，巴以问题变化、美国与伊朗地区博弈加剧以及以色列面临的内部政治纷争将对其对外战略产生更多影响。
【关键词】阿拉伯之春；以色列；中东；美国；伊朗【DOI】10.19422/j.cnki.ddsj.2021.03.008
自“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包括埃及、利比亚和叙利亚等在内的传统阿拉伯强国纷纷衰落，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成为阿拉伯世界新的中心，土耳其和伊朗在中东的影响力也有所增大。同时，以色列的传统盟友美国在中东的投入不足，俄罗斯则加大在该地区的投入，中东地缘政治格局不断演变。在此背景下，以色列对中东变局和自身面临的挑战有了新的认知，并积极采取了应对举措。拜登政府上台与美以关系的互动、巴以问题的发展变化以及美国与伊朗的地区博弈态势，将对以色列未来对外政策走向产生影响。
以色列对中东变局的认知发生转变
自 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到2013 年间，突尼斯和埃及政权先后更迭，叙利亚爆发危机，约旦、沙特阿拉伯、阿联酋、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面临巨大的内部压力。在“阿拉伯之春”爆发之初，以色列曾认为“阿拉伯之春”将推动中东地区“民主化”，助力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和解。
首先，一些以色列学者认为，动荡之后的阿拉伯国家很可能会采用西方的政治体制，从而约束军队和极端分子对以色列的威胁。他们认为，阿拉伯民众力图推翻阿拉伯国家的“强人政治”和“家族政治”统治，意味着西方民主政治思想在阿拉伯世界得到了传播，西方民主政治体制得到了认同。部分以色列学者和媒体乐观地认为，西方民主政治将帮助约束和压制阿拉伯国家内部的军人干政和极端主义思想，构建更加理性、温和的外交政策，有助于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双边关系实现新的突破。[1]也有观点认为，一些阿拉伯国家之所以仇恨以色列，是由于这些阿拉伯国家的强人领袖力图“转移国内矛盾”，因此，在经历动荡后，这些国家将更加客观、理性地面对以色列，发展与以色列的友好关系。正如以色列学者吉奥拉· 艾兰（Giora Eiland）所言，“如果阿拉伯世界能够在未来变得
更加‘民主’，以色列可能更容易被地区阿拉伯国家所接纳，也就更加容易解决与巴勒斯坦、叙利亚之间的纷争。”[2]
其次，部分以色列学者认为，经历动荡后的阿拉伯国家将会倒向西方世界，这有利于改善其与以色列的关系。在他们看来，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变革是国家寻求“西方化”的历史必经阶段。阿拉伯国家经历动荡后，将面临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等问题，需要寻求西方世界的帮助。由此，阿拉伯国家也必然会发展与以色列的关系，实现地区地缘政治变革。“如果叙利亚……发生变革……对于以色列和西方世界也许是一个好消息。如果抗议浪潮能够席卷伊朗，那么对于以色列再好不过。”[3]
最后，还有一些以色列学者认为，阿拉伯国家经历动荡后将陷入内部纷争，无力威胁以色列的国家安全。长期以来，叙利亚和利比亚一直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建国事业，批评并反对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占领。因此，有学者认为，当叙利亚和利比亚长期陷入内部纷争时，便无力再向以色列施加更大威胁，“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力量将被削弱……以色列政府可以从乱局中寻觅新的机遇，即与巴勒斯坦、叙利亚商讨和平进程的机遇”。[4]
然而，“阿拉伯之春”引发的混乱和动荡不断持续，使得以色列方面此前的乐观评估逐渐被理性、谨慎的观点取代。有以色列学者认为，“阿拉伯之春”并非是西方世界设想的“民主变革”，而是伊斯兰政治团体领导的“权力变动”，包括穆斯林兄弟会等在内的伊斯兰政治力量在乱局中日益坐大。[5]以色列担心，“阿拉伯之春”激起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会威胁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担忧埃及爆发的政治变革，很可能会使埃及“倒向伊朗阵营”。[6]同时，一些以色列分析人士认为，“阿拉伯之春”为伊斯兰极端分子提供了发展契机。“阿拉伯之春”爆发后，一些阿拉伯国家陷入长期动荡之中，政府能力受到严重削弱。以色列周边的阿拉伯地区，如埃及的西奈半岛、叙利亚的戈兰高地等，很可能会落入极端分子手中，危及以色列的国土安全。“埃及政府对西奈半岛的控制或许会减弱，当地的极端分子可能会串联加沙地区的哈马斯团体，向以色列发动攻击。”[7]
此外，以色列对“阿拉伯之春”后美国奥巴马政府的“不作为”深感失望，指责奥巴马政府既没有向埃及穆巴拉克政府和突尼斯本·阿里政府提供帮助，也没有大规模介入叙利亚和利比亚冲突。在以色列看来，“阿拉伯之春”让奥巴马政府在中东事务上陷入“两难”境地，即“美国一方面要尊重中东地区民众的政治意愿，另一方面也要履行对以色列和其他中东盟国的安全承诺”。[8]由于美国犹豫不决、难以取舍，以色列需要果断介入中东地区事务，以保护国家安全。
地区动荡下以色列面临的新挑战
2014—2015 年间，“阿拉伯之春”的浪潮消退，中东各国更加关注自身国内议题。2013年 6 月埃及发生军事政变，穆罕默德·穆尔西领导的穆斯林兄弟会政府被推翻，以塞西为核心的埃及政府不再坚持泛伊斯兰政治理念，而优先关注国内议题。[9]受到埃及政府更迭的影响，约旦、沙特阿拉伯、阿联酋、摩洛哥等国家的泛伊斯兰政治热情锐减；伊朗温和派政府在总统哈桑·鲁哈尼的领导下，与美国展开接触，商讨核问题的解决途径；叙利亚内战持续，利比亚内战爆发；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快速崛起，并宣布“建国”。中东
地缘政治开始有了新的变化。
首先，巴以问题的重要性发生变化。在穆巴拉克时期，埃及一直警惕并控制加沙地区的“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将其视为极端组织，阻断了加沙和埃及西奈半岛的联系。2012年埃及穆斯林兄弟会赢得选举，穆尔西政府加强了对哈马斯的支持力度，不仅解除了对加沙地区的封锁，还在2012年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爆发之际，派遣总理希沙姆·甘迪勒访问加沙，以表达对哈马斯的支持。甘迪勒也成为 2007年哈马斯占据加沙以来，访问加沙级别最高的埃及领导人。2012年，埃及国内还爆发了大规模游行示威，要求政府退出与以色列在 1979年签署的《埃及—以色列和平条约》。除了埃及，卡塔尔、土耳其、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约旦等国也纷纷对哈马斯表示同情或者支持，以色列成为“众矢之的”，地区形象迅速恶化。[10]
2013 年到 2014年塞西执政初期，埃及仍然延续了对哈马斯的同情态度。2014年 8月塞西政府促成了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停火协议。但是塞西政府对哈马斯的态度日益微妙。一方面，塞西政府在 2013 年 7月后，关闭了连接埃及西奈半岛和加沙的拉法口岸，将哈马斯视为埃及的安全威胁。另一方面，塞西政府加强了与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主流政治派别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的关系，否认哈马斯在巴勒斯坦派别中的政治合法性。在 2014 年 8月斡旋以色列和哈马斯停火期间，埃及主要通过法塔赫向哈马斯传递消息，而未与哈马斯直接沟通。
其次，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对以色列的安全威胁增大。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地区崛起，占领大片区域，并号召全世界的极端分子加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将以色列视为攻击目标，扬言要对其发动进攻。[11]一些巴勒斯坦极端分子也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加入极端组织。2013—2015 年间，一些巴勒斯坦青年受到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蛊惑，在约旦河西岸秘密建立极端组织分支网络，散发极端组织宣传资料，谋划发动袭击。[12]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埃及西奈半岛建立了“西奈分支”，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造成人员伤亡，并对埃及至以色列的能源运输管道进行破坏。[13]
再次，伊朗的威胁逐渐紧迫。伊朗坚定地推动核能力研发，发展导弹技术，引发了以色列的担忧。尽管 2013年执政的伊朗温和派鲁哈尼政府与美国总统奥巴马进行了接触，但是伊朗核研发仍在继续，美国和伊朗在核问题方面存在着诸多分歧。与此同时，随着叙利亚战争的持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直接参与叙利亚战局，协调黎巴嫩“真主党”、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什叶派军事团体进驻叙利亚，与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作战。而在伊拉克境内，得到伊朗支持的伊拉克什叶派“人民动员军”成为抗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主力。
最后，中东国家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无论是面对 2013年叙利亚“化武危机”爆发，还是2014年“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崛起，美国都犹豫不决、投入不足，让以色列十分失望。[14]与此同时，俄罗斯和土耳其在中东的影响力显著增大。2013年埃及发生军事政变后，俄罗斯与塞西领导的新政府发展关系，坚定支持叙利亚政府，积极斡旋伊朗核问题。2011年“阿拉伯之春”后，在“新奥斯曼主义”的影响下，土耳其也积极介入中东事务，影响力显著增加。在阿拉伯世界，埃及因国内动荡，地区影响力下降，而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影响力增加，成为阿拉伯世界新的领导力量。
以色列对中东变局的新判断
2015年后，中东地区政治格局持续变化。美国不仅没有对中东加大投入，反而逐步减少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叙利亚的驻军力量。2015年 9 月俄罗斯直接出兵叙利亚，强势回归中东地区。在俄罗斯的帮助下，叙利亚政府军开始大举反攻，收复大片领土，将反对派武装压缩在叙利亚西北部地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内战，但未能击败也门胡塞武装。伊朗所支持的地区盟友，如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人民动员军”、叙利亚政府和也门胡塞武装等势力发展壮大，成为影响所在国内部政治的重要力量。面对新的地区形势，以色列也作出了相应的判断。
一是将伊朗视为最严重的外部威胁。以色列认为伊朗仍具有拥核意图，且其战略导弹射程和威力都已大大增加。伊朗在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和也门的影响力大增，与叙利亚政府、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人民动员军”和也门胡塞武装形成了横亘海湾到地中海的“什叶派之弧”。在以色列看来，伊朗已成为本国最大的威胁。[15]
二是巴以问题被边缘化。2013年 6月埃及爆发军事政变后，塞西政府重新关闭了西奈和加沙地区的边检站，暂停了对哈马斯的支持和帮助。卡塔尔和土耳其等长期支持穆斯林兄弟会的国家，对于哈马斯的支持力度也大大降低。约旦、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国家的穆斯林兄弟会组织纷纷转到地下，巴勒斯坦问题不再是阿拉伯国家关注的头等大事。
三是美国对中东的投入继续减少，俄罗斯在中东的影响力逐渐上升。无论是奥巴马还是特朗普，都持续从伊拉克和阿富汗减少驻军，并试图通过经济制裁和外交手段，而非军事手段，来遏制并打击伊朗。与此相对，2015 年 9月俄罗斯出兵叙利亚，强势“重返中东”，并积极发展与埃及、沙特等国家的关系，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不断上升。
四是阿拉伯国家对伊朗的防备和警惕与日俱增。随着伊朗影响力增加，以及美国直接介入中东的意愿衰减，阿拉伯国家对伊朗的警惕不断加强。在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巴林等国看来，伊朗已成为威胁中东地区安全和稳定的主要因素。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签署并未限制住伊朗的地区影响力。伊朗在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和也门局势中的话语权不断提升。因此阿拉伯国家正在努力寻找“新力量”来制衡伊朗。
五是“阿拉伯之春”给中东地区带来了难以解决的社会和经济问题。难民危机、经济重建、人道主义援助等新议题持续影响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随着“阿拉伯之春”的爆发和持续，尤其是叙利亚危机和利比亚内战的爆发，更大规模的难民群体涌现，并向欧洲进发。以色列密切关注难民动态，救助部分叙利亚难民，以显示以色列承担的国际责任，改善以色列的国际形象。[16]此外，“阿拉伯之春”还引发了以色列学者对经济发展和政治动荡关系的思考。在“阿拉伯之春”爆发之后，阿拉伯国家并未能解决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等问题，有的国家的民众生活水平甚至越来越糟。一些阿拉伯国家如苏丹、突尼斯、埃及和约旦，因经济增长乏力且失业率居高不下，反复出现政治和社会动荡。
以色列对中东变局的新应对
面对中东动荡及其引发的地缘政治挑战，以色列采取多方面措施加以应对。一是加强国防军建设以应对威胁。以色列军方认为，未来以色列将面临
南北两个方向的威胁，即北部叙利亚境内伊朗武装团体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威胁，以及南部加沙地区“哈马斯”的威胁。2018年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阿维夫· 科哈维（Aviv Kochavi）提出了“两场战争”（War between Wars）理论，强调以色列国防军应有能力在北部和南部，同时与黎巴嫩“真主党”和哈马斯作战。[17]
二是继续保持同美国的盟友关系。尽管奥巴马政府对以色列在巴以问题上的单边主义行为多有批评，但是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仍然稳固。在2016年，即奥巴马执政的最后一年，美国决定在未来10 年内向以色列提供总计38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以确保以色列军队在中东的优势地位。2017年，在特朗普执政后，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持续回暖。特朗普将耶路撒冷和戈兰高地称为“以色列领土”，支持以色列兼并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特朗普政府还在 2018年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向伊朗“极限施压”，力图约束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满足了以色列的安全诉求。美国和以色列的盟友关系，是以色列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三是积极发展与俄罗斯的关系。以色列国内约有 100万俄裔犹太人（以色列称为“俄国人”），且俄语是俄裔犹太人的日常用语。俄罗斯总统普京曾提出，以色列“有一半人将俄语作为自己的母语”。[18]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多次访问俄罗斯，就叙利亚问题及伊朗问题与普京保持着密切沟通。以色列与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建立了紧密的军事合作机制，除 2018 年 7月以色列军机入境叙利亚，造成一架俄罗斯军机坠毁之外，以色列空军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都未曾与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空军发生摩擦。以色列希望俄罗斯帮助其约束伊朗在叙利亚的军事力量，防止伊朗及其支持的什叶派军事团体靠近戈兰高地。而在伊朗问题上，以色列一直劝说俄罗斯加入制裁伊朗的阵营中。[19]
四是努力与阿拉伯国家密切合作以应对伊朗威胁。随着伊朗影响力的增加以及美国对中东投入不足，阿拉伯国家希望能够寻求以色列的帮助以制衡伊朗。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如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巴林、阿曼、约旦、苏丹和摩洛哥等，开展了多领域的交流合作。2020年下半年，在特朗普政府推动下，以色列先后与阿联酋、巴林、苏丹和摩洛哥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走近，预示着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主导的“反伊朗”阵营正悄然形成。[20]
五是调整解决巴以问题的策略手段。巴以问题一直以“土地换和平”为主要原则。在此原则下，以色列需要撤离占领的巴勒斯坦土地，与国际社会一起，帮助建立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涵盖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国家。在此前提下，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关系会逐步正常化。但近些年，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一方面，随着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拉近，巴以和平不再是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巴勒斯坦内部两大主流派别法塔赫和哈马斯之间的分裂关系仍然持续，无法形成统一的意见参与巴以和谈。在和平谈判进程中，巴以双方分歧巨大，致使和平谈判无法开展。巴以和平议题敏感度的下降以及巴以和谈僵局带来的挫败感，使得以色列不再热心参与和平谈判。2006 年 68%的以色列受访民众认为，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家有助于实现巴以和平；但到 2018年，这一比例下降至 49%。[21] 以色列逐渐放弃了与巴勒斯坦以和平谈判解决争端的方式，转而采取单边主义方式占领巴勒斯坦的土地。特朗普在 2020年推出了解决巴以问题的所谓“世纪协议”，
改变了巴以问题“土地换和平”的思路，提出“经济换和平”，即以经济利益换取巴勒斯坦放弃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部分土地。“世纪协议”扼杀了巴勒斯坦参与美国主导的巴以谈判的可能性，也让以色列在占尽先机的情况下，更无意继续同巴勒斯坦进行和平谈判。
拜登政府上台对以色列的影响
随着拜登政府上台，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将面临更多变数。在巴以问题上，拜登政府相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可能会更加谨慎、温和。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与以色列关系出现裂痕，甚至在奥巴马第二任期结束前，美国对联合国安理会通过谴责以色列在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兴建犹太定居点的2334号决议投出了弃权票，这令以色列大为光火。以色列方面担心，曾经作为奥巴马副手的拜登或许会在巴以问题上对以色列进行批评指责，或者向以色列施加新的压力。在伊朗核问题上，此前特朗普政府对伊朗采取“极限施压”战略，给伊朗带来较大的经济和社会压力。但拜登政府上台后，为了让伊朗重回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其有意与伊朗展开“对话”和“接触”，这让以色列担心美国会放松甚至解除对伊朗的束缚。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以色列有上述忧虑，但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同盟关系并不会发生实质性改变。一方面，美国与伊朗接触的前景并不明朗。当前，伊朗国内强硬派声音高涨，在2020 年伊朗议会选举中强硬派大获全胜，在2021 年伊朗总统选举中强硬派人选获胜的可能性也更大。而伊朗强硬派主张大力发展核能力，以迫使美国作出让步。即使与美国展开谈判，伊朗强硬派也会要求美国先赔付伊朗因制裁而遭受的损失，这一立场难以被拜登政府接受。拜登政府与伊朗的接触会受到美国地区盟国的巨大阻力。除以色列之外，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巴林等阿拉伯国家，同样对伊朗的地区影响力忧心忡忡。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以色列等中东盟国的反对和施压，意味着拜登政府难以对伊朗作出重大让步。同时，阿拉伯国家会继续与以色列走近，拜登政府也会继续推动更多的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这将持续改变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
另一方面，在巴以问题上，拜登政府也难以在短期内实现突破。当前巴以问题已陷入僵局，以色列要求在保留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点的基础上展开与巴勒斯坦的谈判，而巴勒斯坦则要求以色列归还东耶路撒冷及约旦河西岸，以此作为和平谈判的条件。巴以双方立场悬殊，难以调和。因此，拜登团队很清楚巴以问题的困难程度，不会将巴以和平谈判作为中东政策的核心。
此外，拜登家族及其团队的“犹太背景”是维系以色列和拜登政府的关键纽带。拜登家族中有不少犹太人，拜登的大儿媳哈莉·拜登、小儿媳梅丽萨 · 科恩、小女婿霍华德· 科瑞恩等人，都是犹太裔美国人。拜登家族与美国改革派犹太教拉比约瑟夫·弗曼关系密切，弗曼曾为拜登的小女儿阿什利·拜登与霍华德·科瑞恩主持犹太教婚礼。拜登家族的犹太人关系网络，将成为以色列政府与拜登政府的重要关系纽带。
结 语
“阿拉伯之春”爆发10年后，中东地区呈现出了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格局。美国在中东地区进行
战略收缩，俄罗斯和土耳其则加大在中东的投入，影响力持续上升。同时以色列和部分阿拉伯国家将伊朗视为主要的安全威胁，巴以问题的关注度也在不断下降，使得以色列有机会和阿拉伯国家日益走近，以色列地区安全环境得到较大改善。经历“阿拉伯之春 十年动荡，以色列对地
”区变局的理解更加深刻，对中东的政治变动更加理性、谨慎，更加重视以积极、自主的姿态在中东事务上发挥作用。虽然以色列与美国拜登政府的关系还需要调适，但毋庸置疑，美国和以色列在未来的亲密关系仍将持续。同时，巴以问题变化、美国与伊朗地区博弈加剧以及以色列面临的内部政治纷争也将对以色列对外战略产生更多影响。2021年 3月底的议会选举以及随后持续数月的组阁进程，将给以色列对外战略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大选结果将决定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命运，也将决定以色列政坛右翼、中间翼和左翼政党的力量对比格局。未来以色列如何突破巴以和谈僵局，是否继续推动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正常化进程，对拜登政府推动的“美国伊朗对话”持何种态度，都将受到未来以色列议会政党力量对比以及以色列政府组阁进程的影响。
（作者系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 （责任编辑：苏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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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ior Lehrs, “Egyptian Plague or Spring of Youth? The Israeli Discourse Regarding the Arab Spring,” in Nimrod Goren and Jenia Yudkevich eds., Israel and the Arab Spring: Opportunities in Change , The Israeli Institute for Regional Policies, 2013, pp.8-25.
[2] Giora Eiland, “The Upheaval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Israel’s Security,” Strategic Assessment , Vol.14, No.2, July 2011, p.11.
[3] Moshe Arens, “Growing Mideast Democracy Could Benefit Israel Too,” Haaretz , April 5, 2011, https://www.haaretz.com/1.5147322.
[4] Aluf Benn, “Overcoming Fear and Anxiety in Tel Aviv,” Fore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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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sher Susser,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in the ‘Arab Spring’,” Strategic Assessment , Vol.15, No.1, April 2012, pp.33-34.
[6] Benjamin Netanayhu, “PM Netanyahu Addresses the Knesset: The Situation in Egypt,” Knesset , February 2, 2011, http://www.mfa.gov. il/MFA/Government/Speeches+by+Israeli+leaders/2011/PM_Netanyahu_ addresses_Knesset_situation_Egypt_2-Feb-2011.htm.
[7] Bjorn Brenner, “The Deradicalization of Islamists by Islamists: Hamas’s Kid Glove Approach to Salafi Jihadists in the Gaza Strip,” Strategic Assessment , Vol.17, No.1, April 2017, p.25.
[8] Daniel Byman, “Israel’s Pessimistic View of the Arab Spring,” Washington Quarterly , Vol.34, Issue 3, 2011, p.130.
[9] 王晋：《塞西执政两周年——埃及的变化与挑战》，载《当代世界》2015 年第7期，第 56-59 页。
[10] Yoel Guzansky, “Immortal Monarchies? Saudi Arabia, the Gulf States, and the Arab Spring,” Strategic Assessment , Vol.17, No.2, July 2014, pp.43-52.
[11] Yossi Melman, “The Truth Behind ISIS Leader’s Threats Against Israel and Jews,” Jerusalem Post , December 27, 2015, http://www.jpost. com/Arab-Israeli-Conflict/Analysis-The-truth-behind-ISIS-leaders-threatsagainst-Israel-and-Jews-438547.
[12] 关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以色列的活动，可以参见王晋：《“伊斯兰国”对以色列的威胁评估——意识形态、组织活动与社会基础层面的分析》，载《中东研究》2017年第2期，第 103-126 页。
[13] 王晋 ：《“伊斯兰国”组织西奈分支的演进及影响》，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7年第2期，第 52-64 页。
[14] 王晋：《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收缩与以色列的应对》，载《当代世界》2020 年第2期，第 27-33 页。
[15] Dalia Dassa Kaye and Shira Efron, “Israel’s Evolving Iran Policy,” Survival , Vol.62, Issue 4, 2020, pp.7-30.
[16] Orit Nuttman-Shwartz and Ofer Shinar Levanon, “Asylum Seekers in Israel: Challenges to Social Work,”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 Vol.49, Issue 8, 2019, pp.2293-2298.
[17] Gadi Eisenkot, “The Campaign Between Wars: How Israel Rethought Its Strategy to Counter Iran’s Malign Regional Influence,” Policy Watch of Washington Institute , No.3174.
[18]王晋：《以色列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关切、应对与挑战》，载《当代世界》2019 年第1期，第 59-63 页。
[19] 王晋：《以色列与俄罗斯之间的关键议题》，载《世界知识》2016 年第 11 期，第 50-51 页。
[20]王晋：《阿联酋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促进中东新格局》，载《世界知识》2020 年第9期，第 54-55 页。
[21] Khalil Shikaki and Dahila Scheindlin, “Role of Public Opinion in the Resilience/ Resolution of the Palestinian-Israeli Conflict,” Palestinian Center for Policy and Survey Research, December 2018, p.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