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Eco-protective Road of a Lama-conservationist

文 伊阳 图 扎西桑俄 雪豹喇嘛 游梦

父亲送到白玉达唐寺学习，大部分时间里，他都跑到寺庙后山去观鸟。17岁，扎西桑俄在纸上画下了第一只鸟，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不管是在课本上、石头上、衣服上还是在雪地里，他都在着迷地画鸟。

两年后，扎西桑俄独自离开了达唐寺，来到四川阿坝的查理寺，查理寺周边有茂密的森林，扎西桑俄在这里看到了许多前所未见的鸟类，他用了3年时间把查理寺周边的鸟类观察完后，又来到甘肃的拉卜楞寺，学习了两年，此后又前往甘孜州和拉萨，常年走在川藏地区。

25岁那年，扎西桑俄回到家乡，考取了达唐寺的格西学位，成为堪布（博士），在寺院做了几个月老师后，他再度离开寺院，依旧行走在山川草木间，自由地观鸟。

2003年，他在拉萨的一家旅馆中遇见了董江天，基于对鸟类的共同喜爱，两人初次相见便相谈甚欢。扎西桑俄向董江天描述自己的家乡，告诉她哪里的鸟最多，并向她展示自己多年来的观鸟笔记和画的鸟图。看着精美的绘图，董江天对眼前这个喇嘛刮目相看，扎西桑俄没有高端的机器和设备，他仅凭肉眼观察，把鸟的样子记在脑海里，再回家画出来，这完全源于他对鸟类发自内心的喜爱。

3年后，董江天来到白玉乡，机缘巧合之下，她与扎西桑俄再次在同一家旅馆相遇。于是两人结伴观鸟，通常他们分别爬上一个山头静静地观鸟，结 束后再交流观鸟的收获。

一天傍晚，在达唐寺的后山，他们在灌木丛中看到了一只鸟，扎西桑俄以前偶尔看见过这种鸟，便不以为奇，但是当另一只雄鸟出现时，董江天的脸上焕发出难以抑制的欣喜，她激动地告诉扎西桑俄，这种鸟名叫藏鹀，已有100多年未出现在人类的视野中了！

藏鹀是中国特有的鸟类，数量十分稀少，名列《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藏鹀也被藏民称为“天珠鸟”，传说天珠是山神赐给人间的消灾宝器，足见藏鹀在人们心中的地位。由于藏鹀的分布区域非常狭小，加上它们通常生活在海拔3500 ～ 4700米的高山上，因此极少被人发现。

1900年，藏鹀被首次发现，到上世纪90年代，仅有不足10次的目击记录，它们多在石渠和囊谦县之间活动，此后许多科考者专门考察藏鹀的栖息地，希望能寻觅到它们神秘的踪迹，但都无功而返。许多人也只能在“中国鸟”邮票上见到它们的身影，因此对中国观鸟界来说，此次发现的意义无疑十分重大，原来藏鹀的另一个栖息地就是扎西桑俄的家乡白玉乡！

扎西桑俄没有想到这种小鸟竟然牵动了众多观鸟者的心。在董江天的建议下，从2008年开始，他便与达唐寺的同学果洛周杰潜心观察起藏鹀来，同时研究保护藏鹀的方法，其间，他们也受到北京大

早年，由于印度信徒不吃牛肉，所以印度是高山兀鹫最多的地方。后来印度人使用有毒的兽药来对付猛兽，其他动物和牲畜误食后，体内会贮存毒素，高山兀鹫食用了这些有毒的尸体便纷纷死亡，一度濒临灭绝，如今，青藏高原成为高山兀鹫最多的地方。

不过，近些年来，高山兀鹫的生活越来越困难。在过去，高原上冻死、饿死的牦牛等牲畜都会被扔掉，牧民将它们的尸体留在牧场上，给高山兀鹫做食物，满足了高山兀鹫的基本生活。

好景不长，渐渐地，很多人来到青藏高原收购死牦牛，将其运往城市。一头死牦牛能卖几百块钱，于是牧民看到了好处，便把死牦牛全部卖出，加上天葬的人数越来越少，因此高山兀鹫的食物匮乏，数量也随之骤减。

扎西桑俄仰望着天空中飞翔的高山兀鹫说：“以前我观测到的高山兀鹫每次飞回巢穴的时候，喉咙都是鼓鼓地塞满了食物，现在却经常都是瘪瘪的，有时小鸟饿得厉害，母鸟也只能喂给它们一些口水了。”

为了展现高山兀鹫严峻的生存现状，扎西桑俄和同伴拍摄了一部名为《我的高山兀鹫》的纪录片。他说：“这是我们一直想说的故事，高山兀鹫是不是真的要走向灭亡？所以我们拿起DV，用自己的影像语言，来寻找我们的答案。”

这部影片真实地记录了扎西桑俄和同伴观察高山兀鹫的过程，无论是在芳草萋萋的

2007年，扎西桑俄和果洛周杰决定成立“年保玉则环境保护协会”。但这一举动起初遭到寺庙和僧人的反对，他们无法理解喇嘛不在寺院中念经、修行的行为。但扎西桑俄坚定地说：“做环保就是我的修行。”两人将外界的压力抛诸脑后，全心专注于协会的活动。

扎西桑俄和果洛周杰是协会的创始人，也是最初的两名成员，如今，协会成员已经增加至六十多名，其中大部分人是牧民，另一部分人群则是当初持反对态度的喇嘛，实际上，受过教育的僧人和堪布，见证了协会活动所取得的成果后，都成了最容易理解并支持协会的人。

协会成立初期，一位98岁的高僧托人给扎西桑俄送来一封信，信中说：“我出生在年保玉则山上，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山是什么样子。白雪、湖泊、各种花、各种动物，真的很像西方的极乐世界。可是这座神山跟我一样变老了，现在变成了这样，我很难过。我这一辈子快要结束了，但是我下辈子还是会做人，我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