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工人、编辑到学者——专访著名评论家解玺璋

——专访著名评论家解玺璋

“改革开放的前提是思想解放，思想观念解放了，对一部作品的看法就不一样。”作为恢复高考后的“新三届”，钟情于文艺评论的解玺璋，说起改革开放40年，他深有感触。

1978年底，他考上了大学

1978年，解玺璋25岁，那时他还在北京化工二厂当工人。这一年，他除了工作，基本上都在复习功课、备战高考。最终，如愿考上了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从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彻底改变命运的机会。”解玺璋说，说起改革开放，第一件有意义的事就是恢复高考。“没有恢复高考之前，要想上大学只能靠推荐，当时我所在的北京化工二厂即便被推荐去上大学，学科方向基本上都是化学、化工方面。”解玺璋说，像他这样的工人是排不上队的，一是没人推荐，二是也不是特别想学这个领域的专业。由于一直喜欢文学，解玺璋想学文科，但是

没有机会。直到恢复高考，才有了这个机会。“1977年我先考过一次，但没有考上，直 到1978年又考一次，才考上的。”解玺璋说，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无论如何要考上大学。如果1978年还考不上，那么，我会接着考，直到考上为止。总之，就是想离开工厂这个环境。其实，解玺璋在工厂的时候，学习环境还是比较好的，无论是看书，还是学习都可以。解玺璋说：“但你是个工人，天天看书，别人会认为你不务正业。虽然你喜欢读书，师傅也觉得是个好事，但你所看的书都不是技术书，也不是与工作相关的书，人家会觉得你不安心工作，总会有很多看法。我想改变这种环境、改变命运，但当时没有机会，只有恢复高考才是唯一的机会。” “我特别想学文史类专业，而不是纯粹的文学专业。”解玺璋说，但是在报志愿前，他们厂的一位师傅说：“你在厂里一直做厂报编辑，有做新闻工作的基础，你读新闻专业不是更好一点吗？”在他的建议下，解玺璋就报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北京日报社。“其实，我上大学之前已经领了结婚证，但没有对外公开，到大四时才公开的，因为家里给我们办了婚礼。” 解玺璋说，“在这之前，第一，没有房子，也没有条件。”上学

后，发现班里有很多同学都是结了婚的，甚至还有孩子。他那时虽然结婚证领了，但两人并没有实质性地在一起生活。“当时领取结婚证的动机就是让妻子安

心。”解玺璋说，他和他爱人是同事，两个人在一个班组，从16岁多就在一起工作，对彼此的脾气都很熟悉，最初没有确定恋爱关系，是在他高考之后才确定的。“从很年轻的时候，我就不相信小说中写的浪漫爱情。而且，我自己也不是个会浪漫的人。”解玺璋说，记得上大学的时候，男女同学都特别爱讨论爱情的事，他跟同学谈论自己的观点。他说，不能用小说中的爱情想象生活中的爱情。现实中的爱情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他有一个说法，诗人不能找一个诗人做爱人，因为不能在家里天天谈诗，得谈吃喝拉撒睡。他的爱情婚姻观是找一个能够跟自己生活在一起的人，而不是每天跟你谈情说爱的人。解玺璋也表示，他们这一代人相对比较传统、实在。谈恋爱，主要是为了以后结婚过日子。但他也笑着说，他们班的同学原来在工厂恋爱的后来都吹了，能保留下来的就他俩。

改革开放最大的好处是解放了思想

“改革开放给我带来的第一个好处就是借书没有限制。当时在《读书》杂志第一期发表了李洪林先生的一篇文章《读书无禁区》，特别适合我的想法。我就是什么书都看。”解玺璋说，在厂里的时候，他看一些书就受到批评，说不应该看这样的坏书、有问题的书，认为是宣扬个人英雄主义的。但是到了改革开放以后，看书没有了限制，只要能找到的，都可以看。那时，基本上想看的书都能买到，买书也是特别疯狂的。 解玺璋上大学时，是带工资上学，而且那时还没成家。他说，那时一月工资四十多元，吃饭只需要十多元，其他的钱基本上都买书了，每月买书、订杂志就要花二三十元。“我们几个同学互相攀比，看谁订的杂志最多。那时我订了很多杂志，像《读书》《文史知识》《文汇月刊》等，都是从创办那一天开始订，这些杂志到现在都是全的，一期不落。”解玺璋说，那时还有很多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看这些，对他影响很大。“改革开放最大的好处就是思想观念的解放。”解玺璋说，比如你评论一个作品，思想

观念解放了，看法就不一样了，而且在上世纪80年代，有很多作品都是带有突破性的，比如意识流。现在大家看意识流觉得无所谓了，但在那个时候，一个作家要用意识流的方式写小说，或者说一个导演要用意识流剪辑片子，那都是不得了的。有些人就会抗议、批评的，认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前都认为文学艺术是为政治服务的，可是后来慢慢大家接受了新的观点，认为文学艺术是可以表现个人内心世界的，这些就影响到你写评论、写文章。“其实，我认为，改革开放的一个前提就是解放思想。思想不解放，改革开放就是一句空话。”解玺璋说，他记得那个时候看萨特、看尼采，都强调个人的东西。他第一次知道弗洛伊德是因为他的老师。那是他上大学时，有一门选修课，是专门讲心理学的，这个老师讲到了弗洛伊德。而解玺璋最早看弗洛伊德的书则是一本关于爱情的。提到这事，解玺璋说：“我忘记那个书名了，但书印刷得非常糟。那位老师不是我们学校的，是从外校请来的。他讲课，我们班外面的窗台上都站满了人，外班的人也来听他讲课。可想，那时候的心理学多时髦。”

阅读和写作是我的生活方式

解玺璋表示，他的生活非常单纯，除了读书、写作，没有别的事。如果今天没看书，就

觉得心里慌，总感觉少了点什么。“上世纪90年代初，全民经商的时候，我被一些朋友鼓动，也想放弃工作，就跟他们去办公司。我帮他们把公司注册下来了，我就撤了。”解玺璋说，后来，他们把这个公司搞起来了，是做文化的。但他发现，他对那种生活太不适应了。“每天都得出去瞎跑，还不能保证赚钱，没有时间干自己想干的事情。” “阅读是我的生活方式，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解玺璋说，他的书包里永远都会放书。走到哪里，都习惯带着一本书读。他出差也是两个地方必去，一个是书店，一个是电影院。常言道：水养人，书养心。解玺璋更是深有体会。他说，我们每个人都要读书，要读那 些可以启发我们心智的书，能使我们心明眼亮的书。不是说我们读了这样的书就一定心智大开、心明眼亮，但我们不能轻易就放弃，用一句“难得糊涂”原谅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还想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社会以及我们自己负一点责任的话，我们就更不能以“难得糊涂”来原谅自己。写书的人是这样，读书之人也应该这样。“我的命运比较好，我后来的工作都跟我的爱好特别一致。虽然我读的是新闻系，但其实我更愿意读北大古典文献一类的专业。我愿意在图书馆里自己看书，然后整理点东西，写点东西。我不太适合做记者，后来我做了副刊编辑，我觉得弥补了我原来很多遗憾。”解玺璋说，副刊的工作跟报社的工作还不是特别一样，可以读别人的文章，而且自己还可以写，时间也特别充裕。那会儿版面少，编辑多，工作很轻松。

那时，解玺璋一有时间，就在外面交友。他说，为了组稿、约稿，要跟很多作家、学者交朋友，这样可以丰富自己的阅历。“所以，编辑副刊对我来说，使我沾了很多光，我后来能有点成绩，这是一个好的条件。”解玺璋说，到报社等于是开拓了他的眼界。比如，他接触的电影、戏剧、小说、音乐、美术等，几乎文艺的所有领域他都接触过，而且都写过评论。“副刊部有个好的条件，就是我可以在自己的副刊上发表文章。”解玺璋说，再加上他的一些同学也都分在一些媒体的副刊，就有很多的资源可以利用。那时候就是写些小豆腐块。这么多年过来，他几乎天天都在写，但现在写文史方面的多了。

最好吃的饭是面条

“改革开放后，在物质丰富的同时，食物也丰富了，可以说全中国的饭在北京都能吃到，但从我个人习惯来说，还是喜欢吃面食，一天两餐都行，最好吃的饭是面条。上大学时，我常去学校附近的小店吃炒面、炒饼。到山西实习时，也吃了很多刀削面。”解玺璋说，除此之外，是水饺、包子。一直以来，解玺璋的生活习惯都很简单。他经常在家一坐就是一天。不上班的时候，早晨起床后就去早市买菜，回家后吃早饭，然后写作，一直写到下午。每天只吃两顿，晚上如果饿了就吃一点水果。拿他的话说，出去买菜，也是一种享受，可以看看街头花样繁多的事物，对人的身心好处多多。粗茶淡饭，是解玺璋的生活方式。解玺璋说，他喜欢吃生菜，这是他从小养成的口味，很难改变，这可能与他从小在农村生活有关。那时，父母单位没有宿舍，只能在郊区租房， 吃的是五谷杂粮、新鲜蔬菜。不过，现在都推崇吃五谷杂粮，正符合了这个养生方式。以前在工厂上班时，还养成了喝茶的习惯，当时喝茶的目的不过是解渴、提神。几十年如一日地饮茶，慢慢地由喝花茶改喝绿茶，后来才知道绿茶还有很多保健功能，据说可以抑制心脑血管疾病，有助于利尿，使人体尽快消除疲劳。喝茶是否真有这些功效，他并不深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自己喜欢喝茶，在品茶中体味人生。闲暇之中，取一摞书随便翻阅，享受一杯绿茶中那种淡淡的茶香味。惟有淡泊，才能宁静，人生亦如茶。

他的梦想是做一个学者

解玺璋年轻的时候有个学者梦想，后来进入报社做了编辑、记者以后，觉得没有这个可能，但是到了快退休的时候，有了更充裕的时间，他就来圆自己的这个梦，开始写《梁启超传》。“我的大学毕业论文就是写的梁启超，这

几十年断断续续也一直没有放弃对梁启超的关注。”解玺璋说，到2008年的时候，他从一线退了下来，时间多了，就有机会来做这件事。“《梁启超传》的出版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这是我没有想到的，那本书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力。”解玺璋说，中国近代史学界很认可他写的这本书，包括雷颐、马勇等。接着，解玺璋又写了一本《君主立宪之殇》，也是写梁启超的。他说，以后还要接着写，因为他还有个宏伟目标，就是研究梁启超与现代中国的关系，只是这个题目太大，也许这辈子都做不完，但他仍然想坚持做下去。他决定后半辈子都要坚持研究梁启超，因为梁启超这个人物太值得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