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Wuhan Conservatory of Music
图 Praat语音学软件测音结果分析
从上图可以看出,该句唱词每个字的旋律与方言念诵语调的高低进行存在明显的一致性,这也印证了我们“依字行腔”的感性认识和调值分析的结果。软件测音将我们对方言和乐曲的听觉体验转换成形象思维,能够加深学生对乐曲的理解和认识。
步骤三:国际音标标注唱词
在以往的中国传统声乐品种的教学过程中,我较多采用汉语拼音对各地方言语音进行标注。但是,汉语拼音是20世纪50年代为了配合 全国推广普通话而产生的,其在拼写不同地区的方言时有较大的难度。所以,近年来我尝试在教学中采用国际音标对乐曲的字音进行标注。国际音标是国际语音学会(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ssociation)制定的一套准确、灵活记录不同语言的语音符号系统,能够标注出不同方言区的发音特点。将方言念诵与国际音标相结合,能够让学生准确把握不同方言的读音和调值特点。例如,用国际音标按绥德方言将陕北民歌《赶牲灵》的唱词字音和调值标注如下(见表2):
步骤四:模唱体验
音乐是活态的艺术,只有将方言念诵、聆听体验和理性分析运用到演唱实践中,学生才能亲身体验到不同乐曲的地域性特征,也只有唱会、背会这些乐曲,才能内化成自己的音乐语言,从而深刻地理解并掌握中国传统音乐的风格特征。乔建中在《以感性习得,终身受益——关于中国传统音乐教学与研究的点滴思考》中亦强调了背、看、听等实践活动对于中国传统音乐学习的重要意义。为了提升学生对中国地方戏曲音乐的模唱能力,我专门为全院各专业的本科生开设了选修课——《中国地方戏曲经典导聆与模唱》。这门课程主要教唱四大声腔 以外的地方剧种唱段,挑选的都是有着广泛影响、深受观众喜爱的经典唱段。如黄梅戏《对花》《谁料皇榜中状元》《民女名叫冯素珍》、越剧《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我家有个小九妹》《十八相送》《一弯冷月照寒窗》、沪剧《燕燕做媒》、花鼓戏《手拉风箱》《野菊花开满坡》《刘海砍樵》、评剧《报花名》《巧儿我自幼许配赵家》、眉户《梁秋燕》、碗碗腔《姓陶居住桃花村》、拉场戏《王二姐思夫》等。在带领学生模唱的过程中,我尝试将经典聆听、剧情分析、方言念诵、调值与测音分析、国际音标标注等环节结合,取得了较好的课堂教学效果。
需要指出的是,将方言运用到中国传统音乐教学中存在一定困难。首先,教师和学生掌握多种方言的难度大,尤其是声调和口音均十分复杂的闽方言和粤方言等。其次,由于汉语方言区内部划分更加细致复杂,每个方言区又可细分为不同的方言区、方言片、方言小片,甚至是方言点。如吴语方言区分为六大方言片:台江片、瓯江片、太湖片、婺州片、处衡片、宣州片;其中,太湖片又分为六个方言小片:苏沪嘉、毗陵、苕溪、甬江、临绍;临绍小片则可再细分为更多方言小点:绍兴、 萧山等。不过相比用方言进行语言交流来说,念诵方言唱词要容易得多。我的主要解决办法是:平时靠积累,尽可能多地了解、学习各地的方言;遇到不熟悉的方言,努力向周边的人请教,高校的学生普遍来自全国各地,他们带来了各种各样的语言资源,可以学习使用;对于某些比较具体的读音(如某一县的方言),由于手机微信、邮件等信息技术已经普及,通过转录、转发的办法,一般都能获得精准的方言读音。
三、方言对于中国传统音乐的教学法意义
(一)方言教学应成为中国传统音乐教学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世界多元音乐文化浪潮日益发展的今天,如何在全球化、多元化的背景下建构具有本土特色的音乐教学模式,对长期以来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承方式与教学法进行有效的归纳与总结,是中国传统音乐教育工作者需要直面的问题。“教学方法是完成教学任务所使用的工作方法,它包括教师的教授方法和学生的学习方法。教学方法是一个范围广泛的概念,广义地说它是为了达到教学目标,完成教学任务所采用的教学技术的总称。教学法研究是教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育学中最具实践意义、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组成部分。”国外学者在总结教学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许多著名教学法 ,其教学特点各有所侧重。如瑞士达尔克罗兹教学法的体态动律与即兴训练,德国奥尔夫教学法的节奏、旋律训练,匈牙利柯达伊教学法强调民族音乐教育、日本铃木教学法对于公民良好素质的培养等,这些均是值得我们认真吸收借鉴的宝贵经验。
中国传统音乐是一个“自在”的传承体系,不
乔建中:《以感性习得,终身受益——关于中国传统音乐教学与研究的点滴思考》,《乐府新声》2015年第3期,第12页。中国音乐学院声歌系专门开设了《昆曲》《京剧》《豫剧》等四大声腔系统的著名剧种模唱课。曹理:《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91页。参见谢嘉幸、郁文武《音乐教育与教学法》中的介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30-154页。
同的乐种在民间的传承方式亦存在较大差异,很难用一种传承模式去统一概括。但当中国传统音乐被纳入到学校音乐教育体系后,关于教学法的讨论就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在教学过程中,我时常反思:中国传统音乐究竟有没有自己的教学法?有的话,是什么?没有的话,我们能否尝试梳理、总结,甚至建立起自己的教学法体系?从目前来看,“口传心授”无疑是中国传统音乐历史与现实中的重要教学方式。而通过几年的教学实践,我认为方言教学也是中国传统音乐教学中的有效措施。
在中国传统音乐原有的民间传承体系中,并不需要特别重视方言的教学。因为中国传统音乐主要表现为地域性的存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当地人操同一种方言,听同一风格的音乐,地方音乐风格往往与地方语言相伴而生。对于当地人来说,他(她)完全掌握甚至只会说与这种音乐相伴的语言,不用强调方言而自在地道的方言之中。20世纪上半叶随着新式学校教育的逐步推进,流传在民间的传统音乐被纳入到了学校教育传承体系。这便打破了传统音乐原有的地域限制,一个区域开始学习另一个区域或许多区域的音乐,原有的方言基础不复存在。脱离了方言,便难以准确掌握原有传统音乐(声乐)的风格特征,方言教学的问题也随之产生。重视方言教学,将方言教学纳入中国传统音乐教学法,实际上是中国传统音乐教学方式的一种变迁,是传统音乐面对社会变革中的主动适应。
(二)方言教学有助于学生建立以中国传统音乐为母语的乐感观念
关于母语音乐教育的必要性,我国音乐教育界已有相关讨论。1995年广州召开的“全国第六届国民音乐教育研讨会”,便提出将“以中华音 乐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作为未来音乐教育的发展方向。有学者指出,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具有增强民族自信心、振奋民族精神、继承发展民族音乐文化传统、顺应于世界音乐教育发展的共同趋势等多重意义 ;如果我们将母语音乐为中心再向外拓展,就能建立起中国的母语音乐教育体系,也能建立起以母语音乐为核心的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体系。 我认为,方言教学有助于学生建立以中国传统音乐为母语的乐感观念。
我在教学中发现,学习西洋音乐的学生很难掌握中国传统音乐的音腔特点和风格韵味,甚至越来越多学习中国音乐的学生也较难把握中国音乐的特征。这种情况在全国各音乐院校中都很普遍。原因主要在于两点:其一,学生自幼接触的西方十二平均律音乐体系,以钢琴作为辅助乐器进行视唱练耳训练,演唱的都是“直音”,建立起来的是西洋音乐的“乐感”,较难演唱中国传统音乐中普遍存在的“带腔的音”。其二,学生对中国传统声乐作品的方言特征缺乏足够了解,不清楚怎样演唱才能做到“字正”。而在培养学生中国传统音乐乐感和演唱能力时,方言是一种较为直接的教学方法。学生可以通过方言念诵、调值与测音分析、国际音标标注、模唱体验等途径,由易到难学习民歌、说唱、戏曲、器乐,在不同方言语境中感受中国传统音乐的地域性特征,体悟中国传统音乐的审美意蕴,逐步建立以中国传统音乐为感知体验的母语乐感。
(三)中国传统音乐教材建设应吸纳方言的内容
教材建设是中国传统音乐学科建设的重要环节。2016年10月在武汉音乐学院召开的“第五届中国传统音乐教学与学科建设研讨会”上,乔建中先生倡议成立中国传统音乐教材的重编
薛艺兵:《也谈“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乐府新声》1996年第1期,第36-39页。王耀华:《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的意义及其展望》,《音乐研究》1996年第1期,第8-12页。杜亚雄:《世界音乐教育应与母语音乐教育相结合》,《中国音乐》2008年第1期,第 27页。
小组,收集各院校使用的传统音乐教材,融各家之长,最终提出编订出新的教材大纲,形成初、中、高三个级次的教材。笔者十分赞同这一倡议,并认为:当前中国传统音乐概论性质的教材不下数十种,新编订的教材应在此前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突破,对理论知识的总结要更加凝练,且更应重视教材的实用性。如果能将教材中每一首传统声乐作品唱词的方言进行念诵,用国际音标对语音和调值作标注,采用语音学软件对乐曲与方言调值的同步关系进行测音分析,最终以录音或录像的形式配套出版,这将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教学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使每一位师生受益。每首乐曲可以根据地域,录制当地人的方言念诵;唱词音调与旋律走向的语音学测音,亦可同时进行;唱词的国际音标标注可与方言念诵配套使用。据说多年前在编辑《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时,“也有统一使用国际音标的意愿,但苦于缺少既能够用音符记录乐音,又能够用国际音标记录语音的各地、各民族人才”,未能实现这一设想。“集成”的涉及面广,全部使用国际音标的难度大,而中国传统音乐教材涉及的曲目少,使用国际音标的人才也比之前多,因此后者应具备较强的可行性。
同时,这套电子化、多维度的中国传统音乐教材对全国各地的中小学音乐教育来说,也具有现实意义。众所周知,我国近代以来的中小学音乐教学始终是围绕着西方音乐的教学内容开展的,中国传统音乐是中小学音乐教育中非常薄弱的传承环节。除了中小学教师在大学阶段传统 音乐学习不够之外,另一个原因是广大中小学音乐教师群体的信息量相对较小,获取不同乐曲方言念诵语音的难度更大,导致其在开展民歌、说唱、戏曲等教学时往往只能点到为止、难以深入,很难培养学生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学习兴趣。青少年时期是培养学生对传统音乐兴趣的“种子阶段”,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地基”,在此时出现缺失,必将导致青少年学生与中国传统音乐的距离越来越远。如果能够将这套多层面的中国传统音乐方言教材,尤其是其中的方言语音念诵资源运用到中小学音乐教育中,将极大地改善我国当前的中小学传统音乐传承现状,产生深远的文化影响。笔者也热切期望学界能够将静态的音乐谱本转变成动态、多维的教学资源,从而切实地提高中国传统音乐的教学水平,完善中国传统音乐的教育体系。
方言教学虽然难度较大,但教学效果显著,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是关于中国传统音乐教学法的有益探索。虽然笔者在教学中一直在探索实践方言的教学方式,但中国传统音乐浩如烟海,即便是列入教材的成百上千首乐曲,其配套的方言念诵、调值分析、测音频谱、国际音标标注等也不是本人一己之力所能完成。本文意在抛砖引玉,期望能够引起更多学者关注方言教学方法,进一步推动中国传统音乐教学法建设,完善中国传统音乐教学体系。
钱茸:《语言学方法之于音乐的“中国元素”—— <民族语言音乐学>课程论证》,《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第1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