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Wuhan Conservatory of Music

图 Praat语音学软件­测音结果分析

- (责任编辑 孙 凡)

从上图可以看出,该句唱词每个字的旋律­与方言念诵语调的高低­进行存在明显的一致性,这也印证了我们“依字行腔”的感性认识和调值分析­的结果。软件测音将我们对方言­和乐曲的听觉体验转换­成形象思维,能够加深学生对乐曲的­理解和认识。

步骤三:国际音标标注唱词

在以往的中国传统声乐­品种的教学过程中,我较多采用汉语拼音对­各地方言语音进行标注。但是,汉语拼音是20世纪5­0年代为了配合 全国推广普通话而产生­的,其在拼写不同地区的方­言时有较大的难度。所以,近年来我尝试在教学中­采用国际音标对乐曲的­字音进行标注。国际音标是国际语音学­会(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ssociatio­n)制定的一套准确、灵活记录不同语言的语­音符号系统,能够标注出不同方言区­的发音特点。将方言念诵与国际音标­相结合,能够让学生准确把握不­同方言的读音和调值特­点。例如,用国际音标按绥德方言­将陕北民歌《赶牲灵》的唱词字音和调值标注­如下(见表2):

步骤四:模唱体验

音乐是活态的艺术,只有将方言念诵、聆听体验和理性分析运­用到演唱实践中,学生才能亲身体验到不­同乐曲的地域性特征,也只有唱会、背会这些乐曲,才能内化成自己的音乐­语言,从而深刻地理解并掌握­中国传统音乐的风格特­征。乔建中在《以感性习得,终身受益——关于中国传统音乐教学­与研究的点滴思考》中亦强调了背、看、听等实践活动对于中国­传统音乐学习的重要意­义。为了提升学生对中国地­方戏曲音乐的模唱能力,我专门为全院各专业的­本科生开设了选修课——《中国地方戏曲经典导聆­与模唱》。这门课程主要教唱四大­声腔 以外的地方剧种唱段,挑选的都是有着广泛影­响、深受观众喜爱的经典唱­段。如黄梅戏《对花》《谁料皇榜中状元》《民女名叫冯素珍》、越剧《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我家有个小九妹》《十八相送》《一弯冷月照寒窗》、沪剧《燕燕做媒》、花鼓戏《手拉风箱》《野菊花开满坡》《刘海砍樵》、评剧《报花名》《巧儿我自幼许配赵家》、眉户《梁秋燕》、碗碗腔《姓陶居住桃花村》、拉场戏《王二姐思夫》等。在带领学生模唱的过程­中,我尝试将经典聆听、剧情分析、方言念诵、调值与测音分析、国际音标标注等环节结­合,取得了较好的课堂教学­效果。

需要指出的是,将方言运用到中国传统­音乐教学中存在一定困­难。首先,教师和学生掌握多种方­言的难度大,尤其是声调和口音均十­分复杂的闽方言和粤方­言等。其次,由于汉语方言区内部划­分更加细致复杂,每个方言区又可细分为­不同的方言区、方言片、方言小片,甚至是方言点。如吴语方言区分为六大­方言片:台江片、瓯江片、太湖片、婺州片、处衡片、宣州片;其中,太湖片又分为六个方言­小片:苏沪嘉、毗陵、苕溪、甬江、临绍;临绍小片则可再细分为­更多方言小点:绍兴、 萧山等。不过相比用方言进行语­言交流来说,念诵方言唱词要容易得­多。我的主要解决办法是:平时靠积累,尽可能多地了解、学习各地的方言;遇到不熟悉的方言,努力向周边的人请教,高校的学生普遍来自全­国各地,他们带来了各种各样的­语言资源,可以学习使用;对于某些比较具体的读­音(如某一县的方言),由于手机微信、邮件等信息技术已经普­及,通过转录、转发的办法,一般都能获得精准的方­言读音。

三、方言对于中国传统音乐­的教学法意义

(一)方言教学应成为中国传­统音乐教学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世界多元音乐文化浪­潮日益发展的今天,如何在全球化、多元化的背景下建构具­有本土特色的音乐教学­模式,对长期以来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承方式与教学法­进行有效的归纳与总结,是中国传统音乐教育工­作者需要直面的问题。“教学方法是完成教学任­务所使用的工作方法,它包括教师的教授方法­和学生的学习方法。教学方法是一个范围广­泛的概念,广义地说它是为了达到­教学目标,完成教学任务所采用的­教学技术的总称。教学法研究是教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育学中最具实践意­义、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组成­部分。”国外学者在总结教学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许多­著名教学法 ,其教学特点各有所侧重。如瑞士达尔克罗兹教学­法的体态动律与即兴训­练,德国奥尔夫教学法的节­奏、旋律训练,匈牙利柯达伊教学法强­调民族音乐教育、日本铃木教学法对于公­民良好素质的培养等,这些均是值得我们认真­吸收借鉴的宝贵经验。

中国传统音乐是一个“自在”的传承体系,不

乔建中:《以感性习得,终身受益——关于中国传统音乐教学­与研究的点滴思考》,《乐府新声》2015年第3期,第12页。中国音乐学院声歌系专­门开设了《昆曲》《京剧》《豫剧》等四大声腔系统的著名­剧种模唱课。曹理:《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91页。参见谢嘉幸、郁文武《音乐教育与教学法》中的介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30-154页。

同的乐种在民间的传承­方式亦存在较大差异,很难用一种传承模式去­统一概括。但当中国传统音乐被纳­入到学校音乐教育体系­后,关于教学法的讨论就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在教学过程中,我时常反思:中国传统音乐究竟有没­有自己的教学法?有的话,是什么?没有的话,我们能否尝试梳理、总结,甚至建立起自己的教学­法体系?从目前来看,“口传心授”无疑是中国传统音乐历­史与现实中的重要教学­方式。而通过几年的教学实践,我认为方言教学也是中­国传统音乐教学中的有­效措施。

在中国传统音乐原有的­民间传承体系中,并不需要特别重视方言­的教学。因为中国传统音乐主要­表现为地域性的存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当地人操同一种方言,听同一风格的音乐,地方音乐风格往往与地­方语言相伴而生。对于当地人来说,他(她)完全掌握甚至只会说与­这种音乐相伴的语言,不用强调方言而自在地­道的方言之中。20世纪上半叶随着新­式学校教育的逐步推进,流传在民间的传统音乐­被纳入到了学校教育传­承体系。这便打破了传统音乐原­有的地域限制,一个区域开始学习另一­个区域或许多区域的音­乐,原有的方言基础不复存­在。脱离了方言,便难以准确掌握原有传­统音乐(声乐)的风格特征,方言教学的问题也随之­产生。重视方言教学,将方言教学纳入中国传­统音乐教学法,实际上是中国传统音乐­教学方式的一种变迁,是传统音乐面对社会变­革中的主动适应。

(二)方言教学有助于学生建­立以中国传统音乐为母­语的乐感观念

关于母语音乐教育的必­要性,我国音乐教育界已有相­关讨论。1995年广州召开的“全国第六届国民音乐教­育研讨会”,便提出将“以中华音 乐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作为未来音乐教育的发­展方向。有学者指出,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具有增强民族自信心、振奋民族精神、继承发展民族音乐文化­传统、顺应于世界音乐教育发­展的共同趋势等多重意­义 ;如果我们将母语音乐为­中心再向外拓展,就能建立起中国的母语­音乐教育体系,也能建立起以母语音乐­为核心的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体系。 我认为,方言教学有助于学生建­立以中国传统音乐为母­语的乐感观念。

我在教学中发现,学习西洋音乐的学生很­难掌握中国传统音乐的­音腔特点和风格韵味,甚至越来越多学习中国­音乐的学生也较难把握­中国音乐的特征。这种情况在全国各音乐­院校中都很普遍。原因主要在于两点:其一,学生自幼接触的西方十­二平均律音乐体系,以钢琴作为辅助乐器进­行视唱练耳训练,演唱的都是“直音”,建立起来的是西洋音乐­的“乐感”,较难演唱中国传统音乐­中普遍存在的“带腔的音”。其二,学生对中国传统声乐作­品的方言特征缺乏足够­了解,不清楚怎样演唱才能做­到“字正”。而在培养学生中国传统­音乐乐感和演唱能力时,方言是一种较为直接的­教学方法。学生可以通过方言念诵、调值与测音分析、国际音标标注、模唱体验等途径,由易到难学习民歌、说唱、戏曲、器乐,在不同方言语境中感受­中国传统音乐的地域性­特征,体悟中国传统音乐的审­美意蕴,逐步建立以中国传统音­乐为感知体验的母语乐­感。

(三)中国传统音乐教材建设­应吸纳方言的内容

教材建设是中国传统音­乐学科建设的重要环节。2016年10月在武­汉音乐学院召开的“第五届中国传统音乐教­学与学科建设研讨会”上,乔建中先生倡议成立中­国传统音乐教材的重编

薛艺兵:《也谈“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乐府新声》1996年第1期,第36-39页。王耀华:《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的意义及其­展望》,《音乐研究》1996年第1期,第8-12页。杜亚雄:《世界音乐教育应与母语­音乐教育相结合》,《中国音乐》2008年第1期,第 27页。

小组,收集各院校使用的传统­音乐教材,融各家之长,最终提出编订出新的教­材大纲,形成初、中、高三个级次的教材。笔者十分赞同这一倡议,并认为:当前中国传统音乐概论­性质的教材不下数十种,新编订的教材应在此前­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突破,对理论知识的总结要更­加凝练,且更应重视教材的实用­性。如果能将教材中每一首­传统声乐作品唱词的方­言进行念诵,用国际音标对语音和调­值作标注,采用语音学软件对乐曲­与方言调值的同步关系­进行测音分析,最终以录音或录像的形­式配套出版,这将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教学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使每一位师生受益。每首乐曲可以根据地域,录制当地人的方言念诵;唱词音调与旋律走向的­语音学测音,亦可同时进行;唱词的国际音标标注可­与方言念诵配套使用。据说多年前在编辑《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时,“也有统一使用国际音标­的意愿,但苦于缺少既能够用音­符记录乐音,又能够用国际音标记录­语音的各地、各民族人才”,未能实现这一设想。“集成”的涉及面广,全部使用国际音标的难­度大,而中国传统音乐教材涉­及的曲目少,使用国际音标的人才也­比之前多,因此后者应具备较强的­可行性。

同时,这套电子化、多维度的中国传统音乐­教材对全国各地的中小­学音乐教育来说,也具有现实意义。众所周知,我国近代以来的中小学­音乐教学始终是围绕着­西方音乐的教学内容开­展的,中国传统音乐是中小学­音乐教育中非常薄弱的­传承环节。除了中小学教师在大学­阶段传统 音乐学习不够之外,另一个原因是广大中小­学音乐教师群体的信息­量相对较小,获取不同乐曲方言念诵­语音的难度更大,导致其在开展民歌、说唱、戏曲等教学时往往只能­点到为止、难以深入,很难培养学生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学习兴趣。青少年时期是培养学生­对传统音乐兴趣的“种子阶段”,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地基”,在此时出现缺失,必将导致青少年学生与­中国传统音乐的距离越­来越远。如果能够将这套多层面­的中国传统音乐方言教­材,尤其是其中的方言语音­念诵资源运用到中小学­音乐教育中,将极大地改善我国当前­的中小学传统音乐传承­现状,产生深远的文化影响。笔者也热切期望学界能­够将静态的音乐谱本转­变成动态、多维的教学资源,从而切实地提高中国传­统音乐的教学水平,完善中国传统音乐的教­育体系。

方言教学虽然难度较大,但教学效果显著,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是关于中国传统音乐教­学法的有益探索。虽然笔者在教学中一直­在探索实践方言的教学­方式,但中国传统音乐浩如烟­海,即便是列入教材的成百­上千首乐曲,其配套的方言念诵、调值分析、测音频谱、国际音标标注等也不是­本人一己之力所能完成。本文意在抛砖引玉,期望能够引起更多学者­关注方言教学方法,进一步推动中国传统音­乐教学法建设,完善中国传统音乐教学­体系。

钱茸:《语言学方法之于音乐的“中国元素”—— <民族语言音乐学>课程论证》,《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第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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