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田青学术研究评述/姚慧

——田青学术研究评述

Huang zhong - - 内容 - 姚慧

摘 要:笔者在系统阅读与全面梳理田青30多年的学术成果基础之上,纵观田青的多领域研究,从“敢于突破:对学术研究‘定格'的开启”、“整体性研究与实践观:从‘中国佛教音乐'研究到‘非遗'保护”“、直面现实:多维学术研究时空中的圆融互通”“、传统文人的‘不忘初心'与社会转型中的‘和而不同'”四个层面对田青学术成果进行了深入研究。带着学术研究应该为谁而作、为何而做的思考,总结田青30多年来的研究成果所呈现出的特点,给予田青学术研究以相对客观的评价,从而认为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文化拥有者在多元文化并置格局中的自我认知决定着在本国文化受到外来文化冲击与挑战时,一个学者所坚持的文化态度与文化选择。关键词:田青;学术成果;研究特点;学者研究中图分类号: J605、J603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3-7721.2017.03.016

两年前的一个午后,温暖的阳光照进田青的办公室,荷兰音乐学家高文厚坐在田青的对面,手持摄像机,表情严肃地抛出了一个显然困惑了他许久的问题,他认为,学者的责任只是以客观冷静的态度、以局外人的身份与视角对研究对象和社会现象进行理性的分析研究,他不理解田青为什么要参与到民间歌手与艺人在民间社会的实际表演、生活与工作中去,为什么要用学者的意志去改变他们的观念与生活,为什么为了他们及其身上传承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去想方设法地游说地方政府官员、为他们争取更多的生存、发展与保护的空间。事实上,只是以局外人的客观态度理性地做“不插手”的学问,不仅是外国学者所坚持的,同时也是当今很多接受了西方现代学术与学科教育的中国学者所认同与实践的。

在音乐学界,田青是一位不可复制的学者,不仅在音乐史、宗教音乐、传统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音乐评论等多领域颇有建树,而且他所做之事,总是特立独行、与众不同。随着自媒体时代的来临,原来被封存在学术期刊储备库里、少有人问津的学术论文,通过“田青思想馆”微信公众平台的推送与传播,田青的一些精彩论文单篇阅读量突破一万大关。其中,除了专业领域内的同行与学者外,更多的读者则是来自专业领域之外、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积极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兴衰命运的普通民众。自媒体的传播打破了身份与专业领域划定的鸿沟,为我们搭建起了一座走出书斋,直通老百姓内心的桥梁。

翻看微信平台的“读者留言”记录,“传统文化坚定的捍卫者”、“民族传统文化传承发扬光大

的提倡者、推动者”,“民族文化的栋梁、智者和勇者”等字眼常映入眼帘。这样的评价表述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作为学者的田青在普通民众心中的位置。那么,从专业领域的角度,又该如何看待田青的学术研究?从1979年公开发表第一篇学术文章开始,田青30年来的研究成果呈现出怎样的特点?他的与众不同因何而起?乃至通过对他学术研究的梳理,我们是否需要进一步思考学问应该为谁而做,为何而做?

一、敢于突破:对学术研究“定格”的开启

在我看来,以敢为天下先的胆识与勇气突破固有思维定势,重新认识特定历史时期中的人与物是田青学术研究的特点之一,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敢于率先突破宗教音乐研究禁区。20世纪80年代初,有些不了解情况的人认为“十年浩劫”已荡尽了宗教音乐和产生、流通宗教音乐的土壤、场合,并怀疑在中国大陆不允许对宗教音乐的研究或不具备研究宗教音乐的条件。1961年,杨荫浏曾写就《如何对待我国的宗教音乐》一文,对当时处于研究禁区的宗教音乐予以关注。作为关门弟子,田青承继了老师杨荫浏在特定历史时期不回避、直面宗教音乐的学术研究态度,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敢于以敏锐的判断突破研究“禁区”。

在禁锢思想稍有松动的20世纪80年代初,田青就率先在《中国音乐与宗教》一文中指出: “这是一个过去被理论界长期忽视的问题。虽然建国后某些理论家如杨荫浏先生、潘怀素先生接触了宗教音乐的问题,某些音乐工作者也收集了一些宗教音乐, 但基本上仅仅停留在采风阶段, 没有深入研究。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左倾’思想的禁锢,这是客观原因;一是缺少宗教方面的知识,这是主观原因。”他清醒地认识到20世纪80年代宗教音乐研究领域的空白以及前人对宗教音乐乃至宗教文化在认识上的误解与偏差,并在此基础上,田青对杨荫浏“如何对待我国的宗教音乐”的问题做出了明确回应。对于为什么要研究宗教音乐,他认为:宗教是意识形态之一,是人类整体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宗教的认识,过去颇有偏差;中国传统音乐,从总体上看,是由民间音乐、宫廷音乐、宗教音乐、文人音乐四大部分构成,缺少对宗教音乐的研究,便无法得出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总体认识;现存的宗教音乐, 是一个急待开发抢救的宝藏。

如果对当今学术热点有所关注的人,会发现,田青在1986年对宗教文化与音乐的认识,今天看来,不但不觉得过时,反而不会有陌生感。对于宗教是人类整体文化中重要组成部分,他提到:“一部文明史,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是一部宗教史。凡有一点欧洲艺术修养的人都知道, 二十世纪之前, 无论是欧洲音乐史还是欧洲美术史,基本上是宗教音乐史或宗教美术史。中国文化受宗教(主要是佛教、道教)的影响也很大。王荆公曰:‘成周三代之际, 圣人多生儒中, 两汉以下,圣人多生佛中’尤其是禅宗兴起之后, , 中国文人,鲜有不谈禅者。”而对于宗教的偏差认识,田青当即认为:“对马克思‘宗教鸦片’说, 是片面理解的例子。实际上, 宗教的产生, 一方面是人类在自然面前感到‘恼人的软弱无力’的结果, 一方面,也是人类想象力的空前发明, 是人类正确认识到自然规律与人类生活有着某种必然关联之后希图驾驭自然的一种勇敢而幼稚的愿望(如‘呼风唤雨’、‘驱邪镶灾’之类)。宗教产生之初,(当然是自然宗教)在很大程度上,可视为生

产力的一部分,是一种特殊的生产手段。”历经三十载,这些观点依然是目前学术界需要面对与认真思考的理论问题。在目前依然没有完全开放的研究禁区,田青在改革开放之初的果敢直言更需要直面问题的敏锐判断与执着勇气,他的突破开启了改革开放初期宗教音乐研究的新认知。

其二,敢于给予特定人与物以正面评价。今天,在全社会崇尚学习西方文化的社会思潮下,田青给人的印象多是“保守派”的形象,强调保护文化遗产,守望中国的文化传统。在“文革”中,音乐家青主主张“向西方乞灵”的理论曾遭到批判,而在文革后不久的1983年,田青却是敢于以《浸在音乐中的灵魂——兼评青主的美学观》为题第一个站出来肯定青主之人,主张打开窗户,向世界一切先进文明学习。他指出:“导师们没有错,青主也没有错,错的是那个时代……”;田青的《音乐史中的唐明皇》《梁武帝与音乐》两文,发表在那个只能讴歌“工农兵”,把所有“统治者”都当成批判对象的特定历史时期。在20世纪80年代初,田青率先肯定梁武帝对中国佛教音乐的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指出他不仅创造了中国佛教音乐的第一个高潮,而且对后世中国佛教音乐的发展功不可没。在1985年,梳理一个帝王的文化行为、为一位封建统治者寻找客观评价的学理依据,是需要一定勇气的,而文章开篇所引述的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论断,则更像是为学术梳理找来的一块名正言顺的“挡箭牌”; 1992年,田青又一次打破寻常思维,选择被视为“诲淫之作”的奇书《金瓶梅》作为研究对象,通过书中所保存的有关明代佛教音乐的大量现实主义资料,窥见明代佛教音乐的一般状况。当时佛教音乐研究界存在所存活态音乐与古代典籍乐谱之间无法精准对接的研究困境,而 田青就在此时肯定《金瓶梅》在这方面重要的补足作用,认为《金瓶梅》对中国佛教音乐的研究具有极大帮助;为了探析“文革”狂潮中不肯违心“认罪”、充沛着惊天地、泣鬼神浩然之气的贺绿汀,田青从至死不肯为叛贼演奏琵琶的宫廷乐工雷海青,讲到蓄须明志、不给日本人唱戏的梅兰芳,乃至到拒绝为日寇唱戏,抛弃繁华,跑到北京青龙桥以务农为生的“四大名旦”之一程砚秋,最后将贺绿汀“高昂的头颅”比做“精神不屈的旗帜”、“真理永存的阳光”、“人类尊严的颂歌”和“民族未来的高唱”。

青年的田青明白,一种学术观点的确立往往以宏观的社会背景为基础,其好坏对错皆需透过特定时代、特定历史背景之镜来窥探其究竟。而在不同时代中,那些跳出时代普遍认同之外、身上传承着中国脊梁精神的、对后世文化有重要贡献的人,无论时代用怎样的标尺来丈量,田青则果断地坚持自己的判断,说别人不敢说、不愿说的话,为那些被时代遗忘或有意遗忘的人寻找话语空间。

其三,敢于率先正视“非遗”保护中宗教、迷信与糟粕等敏感问题。由于历史原因,如何对待宗教、民间信仰是中国宗教类“非遗”保护实践中一个难以回避且复杂敏感的瓶颈问题。许多干部对宗教文化采取回避、漠视甚至打击的态度,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中,也常常出现对某些与民间信仰有关的民俗活动是否应该保护的争论。一些人认为,对所有与宗教和信仰有关的文化,都应该“斗争”而不是保护。针对上述宗教类“非遗”保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田青指出,这种观点本身是错误的,是违背了辩证唯物论核心的 ,并在后来的系列文章中为保护宗教类“非遗”寻找科学的理论依据。

他提出:我们应该用一种科学的、辩证的、历史的态度来对待近百年来主流意识形态被认为是迷信、糟粕的东西。“仅仅用‘精华糟粕二元论’来审视我们有着几千年历史和56个民族的无比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是远远不够的, 在所谓的‘精华’与‘糟粕’之间, 还存在着大量‘精华’与‘糟粕’共存共生的文化,存在着大量在一个文化体系里被视为‘糟粕’而在另一个文化体系里被认为是‘精华’的文化。更重要的是,人类的认识总是在不断进步、更新的,人们的审美标准也在不断变化。”不仅如此,田青还呼吁,“我们应该从政策上有所进步,对我们的传统文化有一个重新认识和重新定位。……鲁迅当年在《华盖集·忽然想到》所欲‘踏倒’的,恰好正是我们今天要拼命保护的。换句话说,鲁迅当年所说的这些内容,几乎全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以为,鲁迅倘若还活着,他一定会大声疾呼: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守护精神家园,二要传承民族文化,三要精神、物质全面发展。苟有利益此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保护起来! ”

从20世纪80年代突破宗教音乐的禁区研究,到21世纪再一次打破大多数人对宗教类“非遗”的普遍认识,从提倡中国传统音乐不能缺少宗教音乐,到呼吁宗教文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田青总是走在时代的前列,做他认为正确的事。

二、整体性研究与实践观:从“中国佛教音乐”研究到“非遗”保护

熟悉田青的人,一定对他近年来提出的宗教类“非遗”整体性保护的观点并不陌生。由于近百年来的正统教育,宗教与信仰被主流意识形态视同于封建的、落后的、腐朽的迷信。受此思维定式 的影响,在当下的“非遗”保护实践中,很多与宗教、民间信仰相关的“非遗”项目也多因其宗教和信仰身份而无法顺利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得到应有的保护与传承。在此前提下,专家学者们为了让此类项目进入名录,提取整个宗教文化体系中某一艺术承载形式为申报主体进行保护,但这种保护方式也为中国当下的“非遗”保护实践带来了新的问题,改变了宗教类“非遗”项目原有的、以宗教和信仰为核心的多种艺术形式融合共生的文化生态,以致成为了淡化、弱化,甚至是抽离宗教信仰根本的单纯艺术形式。

田青正是看到宗教类“非遗”项目所面临的保护困境,故旗帜鲜明地提出,佛教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也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将它们作为一个完整体系整体保护下来,把包括佛教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各种优秀传统宗教文化都保护起来,我们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才是全面、完整和准确的。除此之外,他还指出,民间信仰与民间崇拜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假如把所有涉及民间信仰与民间崇拜的内容都去掉,中国的传统文化,将所剩无几。在此基础上,他大声疾呼,我们应该从政策上有所进步,对我们的传统文化有一个重新认识和重新定位。如果说宗教类“非遗”的整体性保护理念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文化多样性在中国本土化实践理论探索的表现之一的话,那么当我们将时光机器退回到20世纪80年代,会惊奇的发现,无独有偶,田青早年的宗教音乐研究也针对当时研究领域中存在的地域性研究特点,在对全国东西南北、大寺小庙的实地考察基础上率先提出了“中国佛教音乐”的整体研究观。田青1985年引起学术界震动的硕士论文《佛教音乐的华化》则,是以超越地域性、区域性的“民间音乐”考察方法,把中国佛教音乐作为一个整体文化现象而进行的纵向研究。

以此为开端,田青此后的宗教音乐研究则应用音乐史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史料的爬梳与分析,在杨荫浏、査阜西、潘怀素等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撰写了系列论文,较为系统地回答了一系列中国宗教音乐的整体性问题:否定以往学术界关于中国佛教音乐全部系“土生土长”的结论,论证佛教音乐自天竺经西域传入中国后,逐渐与中国固有文化融合而最终形成中国化的佛教音乐;肯定佛教音乐是中国传统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遗产;厘清中国佛教音乐的分类 、产生与发展的四个阶段及其每个阶段所呈现的特点 ,田青所总结的中国佛教音乐发展的“四阶段说”,目前已被研究中国佛教音乐的学者所接受并采纳,成为中国佛教音乐研究的“共识”。他还系统梳理与总结了中国宗教音乐20世纪40- 90年代50年的前沿研究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发展脉络;从不同角度全面论证了佛教、禅宗与中国音乐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以及禅对中国音乐,乃至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

如果说杨荫浏结束了中国宗教音乐研究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记谱”阶段, 开始进入了整理、研究阶段的话 ,那么20世纪80年代,田青则在对全国数百所寺庙的充分调查基础之上,开启了中国宗教音乐文化整体研究的新阶段。他对 宗教音乐的深入探究,不仅综合应用音乐史学与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方法,打通了由时间与空间构建起来的中国宗教音乐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对话通道,而且在重新再现、睿智解读中国宗教音乐历史的同时,不忘回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活态的中国宗教音乐的寺院传承与民间传统,探寻隐秘在其中的文化密码。

与宗教密切相关的各类仪式音乐研究成为当今中国音乐学的重要领域之一,不仅研究成果丰硕,而且包括硕博研究生在内的研究队伍也逐渐壮大,呈现欣欣向荣之势。20世纪80年代,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的新观念、新方法、新视野开始进入中国,一批音乐学者开始应用西方理论来关注并研究民族音乐学新视野与新语境中以宗教为依托的“仪式音乐”,积极投身于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的借鉴、阐释与应用事业中,而田青却没有在此潮流中追随多数人的选择,在后来三十多年的学术研究中独辟蹊径,走出了另一条能够身体力行地真正融入宗教与信仰本身、赢得宗教界高僧大德们认可与尊重,同时坚守一位学者科学研究立场与态度的“宗教音乐”研究之路,而他从“中国佛教音乐”到“非遗”保护的整体研究与实践探索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灌溉在田青身上所结出的果实,而非源自于学术殿堂的西方。

三、直面现实:多维学术研究时空中的圆融互通

在当今中国音乐学界,除本专业外,既能纵横古今抒写中国传统文化整体的宏观命运,信手捏来、出口成章地大谈中国书法、绘画、戏曲、文学、历史、宗教、哲学等,又能在中国如火如荼的“非遗”保护运动中冲锋在保护实践的第一线,身体力行地探索保护之道,成为“非遗”保护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闲暇之余还能以饶有趣味的笔法、深刻哲理的智慧诠释、至情至性的现场深描,徜徉在散文、评论与文学剧本创作长廊之中者,非田青莫属。而在这多种文化积淀与综合能力的滋养下,他也在中国不同的时代文化语境中,以不同的笔触、不同的方式勾勒搭建起了以佛教音乐与非遗保护为核心的自我思想圆融贯通的多维学术研究空间。

(一)以佛教音乐文化、“非遗”保护的钥匙打开中国与世界沟通的方便之门

四十多年前,为了让音乐史料还魂复活,寻找埋没在音乐史料中的民间活态传承,田青背着一个“破录音机、一壶水和一个装着书和干粮的绿书包,睡在火车的座位下面,独自参五台、谒峨嵋、拜九华、觐普陀、涉敦煌、造访前藏、后藏、安多、康巴数百所汉、藏寺庙”,深入穷乡僻壤、深山老林里的荒郊野庙寻找宗教音乐的根脉。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文化重建工作全面展开,田青又受邀担任“中国音像大百科·佛教音乐系列”的主编,历时十余年,行程逾十万公里,对汉传、藏传、南传三大语系的中国佛教音乐进行了“原汁原味”的忠实记录 ,这30盒录音带不仅被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赵朴初称为“中国佛乐宝典”,保存了中国传统佛教音乐的精华,受到当时 国内外学术团体和广大信众的推崇,而且时至今日,随着中国寺院佛教音乐的逐渐趋同化,这些20世纪80年代田青用录音机记录下的、蕴含各地地方特色的佛教音乐却为中国留存了一笔再也无法复现的珍贵遗产;早年的这一次次“寻宝之旅”不仅为田青日后种下了对中国传统音乐乃至传统文化怀有至深感情的善因,而且也为今天的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穿越时间的隧道直接与20世纪末佛教音乐遗音对话与沟通的机缘。

以田野为积淀,田青不仅开启了他的佛教音乐研究之旅,而且为了把这部分久不为人知的文化珍宝呈现给世界,他借远赴世界名校讲解佛教音乐的机会将中国的宗教音乐搬上舞台 ,架构起田野考察与音乐史料相结合、学术研究与实践互动相促进的研究理路。从1989年开始,他带领五台山佛乐团、天津佛乐团、北京佛乐团、拉卜楞寺佛乐团等先后出访了十几个国家和地区,以佛教音乐为桥梁,为世界理解中国、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对话与交流提供了重要契机。

从1998年开始,田青又开始策划海峡两岸的佛教交流活动。2003年,在田青的努力下“中国佛乐、道乐展演”顺利举行,与大陆佛教界隔绝十多年的台湾佛光山星云大师重返大陆,率佛光山梵呗赞颂团与大陆的佛、道乐团一起在北京中山堂、上海大剧院同台演出。2004年3月,在陈水扁竞选台湾地区连任的关键时刻,田青作为艺术总监,组织策划了包括汉传、藏传、南传佛教三个语系、八大丛林两岸佛教僧众在台北、高雄的演出,并亲自担任音乐会主持人,向观众宣扬两岸“法乳一脉”、同根同源。2004年,由两岸佛教界140名僧人组成的“中华佛教音乐展演团”,分别赴澳门、香港、美国、加拿大等地进行了盛况空前的演出,受到当地民众的一致好评。田青正是在佛教音乐田野考察与学术研究的基础上,用这

一系列实践活动打开了两岸、中国与世界的相互沟通、相互理解的方便之门。

对于两岸文化的沟通与交流,田青早在1997年就有海峡两岸的炎黄子孙同根同源、中华传统文化是两岸华夏子孙共同遗产的意识自觉,而且将促进两岸沟通与理解的宏愿积极付诸于实践,撰写专文呼吁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压力面前,所有华夏子孙都应该消除误解与隔膜,把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在未来的多元化世界文化格局中争一席之地而携手努力。 20年后的“非遗”保护,又为田青促进两岸文化交流与和平统一的志愿带来了新的机遇。针对台湾青年一代中逐渐滋生的对中华文化的疏离感,促进两岸和平统一,田青提出打破你我之分的“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倡导以两岸共有的、对台湾民众具有普遍吸引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纽带,唤醒台湾民众对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回忆和认同感,促成推动“守望精神家园——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月”等活动在台湾成功举办,并提出对于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两岸应该共享其荣、共担其责,共同传承。

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田青再一次看到佛教文化艺术对于促进沿线国家文化交流 的独特意义,看到佛教可以起到其他任何渠道都难以实现的独特作用。他认为,佛教不仅是“一带一路”输送给中国最宝贵的礼物,而且使中华文化得到了丰富的营养与收获。佛文化在内的中华传统文化,对中国以及“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与民族,都是促进社会和谐的绝佳良药。 他倡导,应该在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与战略合作中找到我们新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认知。

(二)反思中国民族音乐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发表于1986年的《中国音乐的线性思维》可以说开启了田青学术研究的另一条关注现实之路,文中观点也成为了田青后来撬动反思中国民族音乐命运之盘的一个有力杠杆。

《中国音乐的线性思维》从回顾西方音乐与中国传统音乐各自走过的不同道路入手,从追溯西方复音音乐的宗教和欧洲诸民族特定环境与历史的源头为开始,继而在中国儒释道哲学与政治背景中找寻中国传统单音音乐特征的幕后驱动,认为音乐是一种思维,由于地理环境、社会背景、经济发展的差异,每一个民族都历史地形成了自己固有的思维性格和方式,强调了儒释道三者对中国音乐、绘画、书法、建筑乃至舞蹈线性艺术特征

的塑造作用,最后在东西方音乐的对比中认为:

“复音音乐表现体制”比“单音音乐表现体制”有着“丰富得多的表现力”,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表现力”并不是衡量艺术品的唯一尺度,也不是“美”的实质性内容。尤其当我们把“表现力”与科学连在一起,把“表现力”的概念与“技术手段”的概念等同起来的时侯,问题便更加复杂了。我们很难认为一幅用喷枪把炳稀颜料喷涂在合成纤维画布上的画便一定比用古老的毛笔画在宣纸上的画要“进步”些,我们也不一定同意每一部具体的复音音乐作品就一定比一部单音音乐作品更美。在美学领域里,在艺术的领域里,似乎不好用“先进”、“落后”这样的概念。一个民族由于长期的历史、政治、地理等因素造成的独特的审美观念,似乎也难以完全用“先进”与“落后”去判断。

由此,田青首次提出,音乐审美与“先进”、“落后”的标准无关,而此论断也奠定了田青后来对中国民族音乐现状与未来,甚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系列思考的扎实根基。在文章的最后,田青提出对中国音乐前途的思考:在一个多元化的现代社会中,要振兴我国的音乐事业,似乎也不应该只走一条路。我们一方面应该“拿过”西洋已发展到顶峰的“复音音乐体制”来创作我们自己的复音音乐;一方面,也不必以为我国传统的线性思维是“落后”的。复音有复音的美,单旋律有单旋律的美。

20世纪90年代,针对当时音乐界对民族乐队与乐器改革中存在的问题,田青又将审美无“先进”与“落后”观点应用到对民族乐器、乐队改革的“彭修文模式”的批判与思考中。作为20世纪中叶最普遍、最有代表性的民族音乐的乐队组合形式和创作模式,“彭修文模式”致力于将欧洲十八、十九世纪“古典音乐”的和声学、配器法、曲 式学运用到民族器乐的创作中,并以西方工业社会的乐器制作标准和西方管弦乐队编制为楷模完成对中国民族乐队的改制。在此改革潮流中,田青清楚地看到:

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改革”,是以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的屈辱史为背景的。在学习西方、振兴中华的历史重压下,这些“改革者”们的爱国心、凌云志、以及他们出众的才华和想象力,不得不用在了对西方音乐文化的模仿上。他们虔诚地相信只要把我们的民族乐器和民族乐队“改革”成西方乐器和乐队的样子,我们民族的音乐文化就能摆脱“落后”的局面。他们不屑于深挖自己的传统,在某种程度上,还有意无意地割裂了传统。(如不去挖掘仍在中国民间流传的类似“五调朝元”的固有转调方式,不去向那些能用指法和“口风”在一支竹笛上转五个调的老艺人学习而宁可牺牲民族韵味去追求“十二平均律”的“音准”其) 思想的深处,其实还是一种隐蔽着的民族自卑感——认为我们的乐器和乐队不如西方的乐器、乐队“科学”;我们的混合律制,不如西方的“十二平均律”“科学”。其实,艺术不是科学,在艺术领域,也本没有“先进”与“落后”的区别。

以此为积淀,曾在20世纪末引来万众瞩目的中央电视台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又给予了田青将审美无“先进”与“落后”观点引向深入的机缘,这一次他将目光投向中国民族声乐的教育与现实中。通过电视银屏,田青对民族声乐“科学”唱法“千人一声”、“罐头歌手”的批判一夜之间家喻户晓,这不仅让全国的电视观众迅速认识了一位戴眼镜、只打最低分的评委,而且他也因此得罪了一大批民族声乐的教育家,但得罪归得罪,几十年过去了,田青在谈到同一问题时,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过自己旗帜鲜明的主张。他批判的、

反对的不是某个人、某件事,而是影响全国民族声乐教育与演唱的同质化现象。因此,他呼吁民族声乐教育应该反省,艺术审美不应以崇尚标准化的科学、追求西方的“先进”而抹杀艺术的本质,呼吁“拒绝平庸,追求特色”。

对于民族唱法“千人一面”的原因,田青认为,在许多中国人的潜意识里,不仅西方文明是“先进”与“现代化”的代名词,而且“科学”也是真理的风向标,为了追随先进与科学的步伐,中国付出几代人的努力真心实意地效仿西方、崇尚科学,紧锣密鼓地奔向艺术现代化、标准化与规范化,其中就包括民族乐队、乐器的改革和以西洋美声唱法的美学观和教学方法为基础的学院派“民族唱法”。 而造成上述现象的根本原因,田青则认为是时代的要求,随着改革开放中国人物质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中国民众一方面进一步强化了对西方文化的认同意识,另一方面则开始有了一种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大国意识”的萌生,渴望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和尊重,而民族美声唱法正是这一时代要求的产物。

事实上,田青对过去与现在的归纳、总结与批判,为的是在明天能够看到中国民族音乐一个更加美好、值得期许的未来,因为割裂了昨天和今天,也就不会有明天。田青在追溯过去中开掘出佛教与禅宗对中国音乐的深刻影响与塑造意义 ,在展望未来时,他依然回归至中国音乐久已遗失了的禅意,为中国音乐的未来开出一剂良方:

当今中国音乐发展中暴露出的主要问题,是背离了中国传统音乐的本性和传统,丢弃了中国传统音乐中曾经蕴含着的禅意,盲目、全面地照搬西方音乐的一切。只有在透彻了解中国音乐与禅近似的本质之后,只有在重新忆起禅和禅宗曾经深刻影响中国音乐的发展历程之后,我们才能突破“弱势文化”的困境,找回中国音乐独特的意境。而只有深具禅意的音乐,才能在国际乐坛上彰显华夏独特的乐风。 我希望中国的民族音乐会“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将自己的灵魂“转世”到新的生命形式中去。

至此,他将核心定位在“禅”上,也实现了其自身学术思想从宗教音乐到民族音乐的一次全新整合与超越。

(三)以“原生态”、“非遗”保护之径探究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自觉”

现实中朝向一个目标发展的艺术、城市、文化的同质化现象,以及如何让这些处于“文化弱势”的、“原生态”的民间艺术不被现代化的浪潮和专业化的追求所异化、同化,如何引导民众将纯娱乐和追求新奇的时尚行为转化为全民族的文化自觉等问题,时刻警醒着田青。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时代的来临,在十几年的批判与纠正文化的“先进”与“落后”既定价值判断的努力中,在田青的极力促成下, 2006年,一种被称为“原生态”的民族民间唱法 进入主流媒体,成为

中央电视台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中与“美声”、“民族”、“通俗”唱法并列的独立类别,打破了前三者“三足鼎立”的声乐版图。在此过程中,不仅在当下西方化、现代化的文化语境与话语结构中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丰富多彩、只属于中国自己的民族民间艺术,而且山西的“羊倌歌王”石占明、云南“海菜腔”的李怀秀、李怀福等一批民间歌手也因为田青的力推力荐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早在1997年,面对普遍存在的艺术同质化现象,田青就率先强调中华文化灵魂的复归,他是中国音乐学界文化自觉的先行者。他希望中国的音乐家们,能够穿越近代中华民族的屈辱史,穿越“五四”反传统的传统,找回淹没在西方强势文化语境中的、属于我们自己的话语系统,找回那些当我们的父兄在和我们一样热血沸腾的年纪里被他们和洗澡水一样泼出去的孩子,并把他养大。 进入21世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份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改变了现代中国知识界、地方政府、广大民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以此为契机,田青也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中,将音乐艺术审美与“先进”、“落后”的关系思考推广延伸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提出文化无“先进”与“落后”之分的论断 。

面对新时代背景下西化、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冲击与挑战,田青不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式微发出无力的悲叹,不是沉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逝去的大唐盛世黄金年代的怀旧,更不是站在一旁冷眼旁观,而是自觉自愿地冲锋在保护文化多样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第一线,在反思反传统的“五四”,反思在近代历史上曾经深刻影响中国的鲁迅的同时,开启了现代知识分子面对21世纪翻天覆地的巨变时开掘中国人自我认知与反思的“文化自觉”的努力,并继而将此一国之 思考上升至对人类文化相遇与碰撞中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本土文化与异质文化博弈互融规律的探究,提出:

“文化自觉”常常是弱势文化在异文化以强力侵入时的应急机制,是弱势文化自我保护的一种反映。当异质文化强大且采取温柔而不是攻击的姿态时,接受便代替了反抗,最终变“他”为“己”,使接收者在不知不觉的状态下以忘掉“己”文化为代价融入了“他”文化。

提倡“文化多样性”和关注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进入21 世纪以来人类在文化领域里最具有深远意义的举措,也是人类自我认识的重要进步。长期以来,在科学技术取得全面胜利的同时,文化进化论的影响和文化一体化的趋势使越来越多的“弱势文化”处于被“覆盖”和替代的状态;而经济的全球化和以美国当代文化为代表的“强势文化”在全球的扩张,更加剧了这一进程。保护“文化多样性”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运动,为一些处于强势文化包围下的弱势文化提供了一种继续生存的可能,而“文化自觉”,则是保护“文化多样性”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前提条件。

费孝通晚年提出的“文化自觉”的学术思想成为了田青近十年来积极呼吁、付诸实践的努力方向,而费孝通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 16个字也深深镌刻在田青心中。他认识到,在世界格局瞬息万变、冲突与矛盾激烈加剧的今天,唯有文化格局的稳定与确立,文化心理的淡定与从容、自知与自省,才是每个民族在处理自我文化与他人文化的关系中找到本民族文化“安身立命”之所、在世界政治与文化格局的重组中不盲从、不丢失自我、立于不败之地的最终途径,中华传统文化也才可能在新世

界中重现与再生。正如田青所言:“不论是‘文化全球化’的展望还是‘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沉浮,中国民族音乐只能唱着自己的调子走向日益缩小的‘地球村’”。

结论:传统文人的“不忘初心”与社会转型中的“和而不同”

有人说,田青是音乐学家,也有人说,田青是社会活动家、作家,还有人说,田青是学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这每一个头衔单独拿出来,似乎都不足以涵盖真实的田青,拿着西方现代学科意义下的学者标尺来衡量,田青似乎也不尽然。那么对田青究竟应该如何定位,如何在诸多角色中找到能够印刻真实又合情合理的评价? 2017年元宵节,带着这样的疑问,笔者拜访了上海音乐学院萧梅和韩钟恩,听他们聊聊他们眼中的田青,而他们给出的共同答案则是田青是中国的传统文人。

中国传统文人与现代学者的区别,在于除了都是做学问、写笔墨文章的知识人之外,传统文人还具有刚正不阿的气节与风骨、通晓琴棋书画等诸领域的通才知识、以天下为己任、承担政治批评或社会批评、维持政治与文化秩序的担当与责任。随着现代知识分子地位的逐渐边缘化,这些学问之外的区别选项也正在现代知识人身上逐渐消逝,而田青却是当下音乐学界对此精神传统少有的继承者:他的敢于率先突破宗教音乐研究禁区、敢于给予特定人与物以正面评价、敢于率先正视“非遗”保护中宗教、迷信与糟粕等敏感问题是传统文人气节与风骨的附身;他的从“中国佛教音乐”到“非遗保护”的整体性研究与实践观、多维学术研究时空中的圆融互通是通才智慧的注脚;他在佛教音乐文化、“非遗”保护领域、民族音乐研究与实践中关注国家发展、社会现实与时代导向直面中国与世界文化交流与对话、中国 民族音乐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以及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的文化自觉等现实瓶颈问题是以天下为己任精神传统的当下承继,其中最明晰的则是自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以来田青在几条研究脉络、几个研究领域中所呈现出的一脉相承、圆融互通,也因此将三十余载始终不忘的“初心”透过纸背映照在读者面前,而其所做之事、一切学术思想与理论实践的起点与终点也皆源于他历经时间、变化、磨砺与挫折的洗礼而不改的“初心”。

他的“初心”是什么?则如田青自己所言:

通过我们的绵薄之力,把一个已经边缘化的、被人们遗忘的、古老的祖先留下来的文化推到主流中来,让年轻人认识、并逐渐产生感情来传承它,并在此过程中让普普通通的农民、牧民们改变自己的生活,比自己写一篇“科学”的文章更有意义。如果真正改变人们的社会风潮,甚至能够让社会舆论向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向转变,哪怕只是一小步,哪怕所做的所有工作都不是尽善尽美,甚至还不够好,那也比仅仅自己写一篇文章成名成家要有意义得多。

一个人如果坚持自己的“初心”,并且始终有一种为这个民族、为这个国家做些事情的愿望,一旦机会来临,你会把握它、会不辜负它。

回到我最开始提到的“初心”,做学问追求的到底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宋儒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话说得太大,一般人都做不到。但是毕竟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把民族看得比家庭重,家庭比自己重。这是中华民族的道德标准。任何时候,面对民族大业,面对关系到许多人、尤其是普通老百姓命运的时候,哪个才更重要?这一点,是一个音乐学家始终应该记住的一个道德标准。

作为一位个体的学者,个人学术发展方向的架构如同一个社会中普通人一辈子人生规划的

制定与选择,需要在不同年龄、不同时空、不同挑战、冲击与变化中学会如何面对自我、面对他人、面对社会,乃至处理好三者的关系,而其中发挥核心作用的,则首先是如何面对自我,它是处理自我与他人、社会的基础和核心。而作为一个国家的学者,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文化拥有者在多元文化并置格局中的自我认知同样决定着在本国文化受到外来文化冲击与挑战时,一个学者所坚持的文化态度与选择。

在人生的棋局中,田青以不卑不亢的精神品格面对生活给予他的一切,能够在逆境困境、时代变迁、人情冷暖、幻境纷扰的无常世界中心不由境转,不盲从,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坚韧不屈地坚守自己的信念,这既是田青人生品格与学术轮廓的勾勒与描摹,也是田青对中国传统文化当下与未来命运的独立判断与殚精竭虑所呈现给我们的与众不同,同时这不卑不亢也成为了作为传统文人的田青面对现代化、现代转型的社会和西方强势文化对本土文化造成冲击时所坚守的一种文化态度与决心。

五四时期,当救亡摆在眼前时,中国传统文人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是批判与打倒,而他们当年如何认知自我与他者的选择,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轮回,又被抛给了当下的中国传统文人。不同时代塑造了大相径庭的选择,在现代社会的转型大潮中,当救亡不再成为今日之要时,当全球一体化、文化同质化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时,昭 示着传统文人余晖的田青选择的恰是一条与五四一代文人相反的路。与以当年的否定自我来救国迥异,田青在世界格局中以坚守传统文化自我身份认知的再认识、借保护文化多样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契机唤醒国民的文化自觉,从而接续中华传统文化的魂脉,而这南辕北辙的背后,则同样是一颗拳拳赤子之心。

近年来,田青因“拒绝发展”、积极提倡抢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使“保守派”的形象深入人心,但真正懂田青的人,应该知道他其实并不是个循规蹈矩、保守守旧之人。他更希望实现的是中国儒家哲学智慧中的“和而不同”、当代西方话语中的文化多样性、传统与现代的共生发展,是佛教的圆融,是“不二”,但为了实现“不二”,在现代转型中首先做到不在“二”中迷失了自己,“不断超越自己,既不被外在的传统所囿,也不被内在的局限所困;既不迷信别人,也不崇拜自己;把追求自己的个性与追求人类的共性结合起来”。因为丢失了“不二”中的“我”,也就没有了“和而不同”中“不同”的支点。只有不丢失自我,才有可能“和而不同”。在现代化、同质化与西化的冲击中不丢失自我是田青学术良知的底线,而当现实一次次冲破他的底线时,他首先要做的、能做的,则是做中国传统文化坚决的“守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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