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Wuhan Conservatory of Music
师恩不忘
——追念我的导师谢功成教授
摘 要：作为武汉音乐学院（原“湖艺”）首届硕士研究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追述谢功成教授对学生教诲与关爱的往事，感念他对学院建设与发展所做的杰出贡献，深切缅怀这位广受几代武音师生敬重的前辈音乐家。
关键词：谢功成；师恩；缅怀；武汉音乐学院；追忆
中图分类号：J60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706/j.cnki.cn42-1062/j.2020.01.001
离2020年元旦只差3天，我崇敬的导师谢功成教授驾鹤西去了！这段时间以来，哀伤和怀念之情一直缠绕于心。恩师的音容笑貌，尤其是恩师离世前一个多月，以近百岁高龄，专程从沪来汉出席“第一届和声学术报告会四十周年”纪念活动，我有幸陪护在他身边。恩师慈祥、宽厚的可亲形象，以及他40年来对我的教诲、厚爱，深刻留驻在我脑海中，一件件难忘的往事涌上心头。⓪
41年前，我来到武昌紫阳湖畔的“湖艺”（湖北艺术学院简称），有幸成为谢功成教授门下的学生。那年，谢老师五十多岁，是学院副院长，兼作曲系首届硕士研究生导师组组长。他为我们能顺利入学和入学后的学习、生活安排，以及日后个人的学术发展，倾注了一个纯粹教育家的心血，充满了父辈般的关爱。
记得那年研究生入学考试是在盛夏，“火炉”酷热难当。我从凉爽的贵州来到武汉，很不适应。为节省费用，我住在司门口附近廉价的“黄鹤楼旅社”，床位铺在过道上（晚上铺，白天收）。同期参加作曲技术理论专业考试的魏景舒、高鸿祥，分别来自湖南株洲和湖北襄樊，他们暂住在各自的亲友家。在将近10天的日子里，经历3轮共12科目考试，每天都在紧张、激烈和焦急、不安中度过，身心极度疲惫。考试结束当晚，“招办”张榜公告，通知我们3人次日上午空腹去“省医”（与“湖艺”一湖相隔）做体检。看到告示，我们仨高兴之情自不必言，兴奋得一夜少眠。体检
后的第3天上午，检验结果出来了。一看结果，大家顿时傻了眼——三人的肝、脾全都肿大“三指半”，“肝功”显示呈“阳性”！三张近似结果的“报告单”，令我们的情绪一下跌至低谷。急切地围着学院带队的莫老师（后在院教务处工作），反复申述自己身体历来康健，绝无肝炎之类疾病。面对这预料不到的体检结果，莫老师还很稳沉，叫我们各自暂回住处休息，他马上回去向领导汇报，下午到院里听通知。在这前途未卜、悬着一颗心的情况下，谁也不愿散去，更无心思休息，他们二人便随我一同回到黄鹤楼旅社，每人一份“罐罐饭”，边吃边商量“对策”，并预测学院会如何处置。捱到下午快要上班的时间，3人急不可待地来到学院办公楼。不一会，就看见莫老师迎面快步走来，他用不容商量的口气通知我们：从现在起，三人立即搬到学院招待所，一切由学院安排，准备再做一次体检。于是，我们三人老老实实地在“湖艺”招待所“疗养”了好几天，每顿吃的都是“营养餐”，少不了牛奶、鸡蛋、瘦肉、鱼，两餐之间还要加口服葡萄糖。说来也真神奇，经过“恶补”加休息，一周后再去同一医院复查，三人的肝功能全部转为“阴性”，肝脾大小也回复正常，皆大欢喜！
事后一打听，方知是“谢院长”听汇报后，当即做出让我们立即住进院招待所、养好身体后重新体检的决断！虽然现在追忆这一过程，似乎有些带戏剧性的轻松，但需知当年大众生活水平普遍低下，生活物质紧俏，加之各单位经费十分有限，管理制度严格，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手续繁多，要当场决断并立即付诸实施这一涉及学院多部门、对非本院职工特殊照顾的决定，会有多么困难！不难想见，当年并非学院“一把手”的谢老师，应该是担着风险、承受压力，说不定还有可能招致非议的！
秋季开学后，新入学的研究生与导师第一次见面，地点在大礼堂（音乐厅）楼上小会议室。以“谢公”（湖艺师生对谢老师的尊称）为首的7位导师：谢、曾（理中）、童（忠良）、马（国华）、廖（宝生）、孟（文涛）、王（义平）悉数出席，每位导师皆是我仰慕已久的知名学者和大音乐家。通观我国自实施现行学位制度以来音乐艺术学科培养研究生的历史，由7位名师指导4名硕士研究生的教学阵容，此前绝无仅有，此后数十年直至今天更不可能出现，真称得上“空前绝后”之举！同一时期，学院连续两年压缩作曲系本科生招生人数，以保证导师们有足够时间和精力指导研究生。但凡有关4位学生学习的重要事项，如培养方案制定、专业方向选择、研究课题论证、论文开题审议等，都在谢公主持下，7位导师（不分专业）共同参与，集思广益。为拓展我们的学术视野，特意敦请院外专家（如严良堃、赵宋光等先生）来院为我们讲课；向财务处争取，破例拨给我们在校学生出差经费，让我们得以赴中央音乐学院旁听英国剑桥大学亚历山大·戈尔教授的现代音乐讲座；又分别安排我们去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地向相关专家（如李德伦、严良堃、王震亚、许勇三、茅于润、施咏康等先生）请教。更让我们倍感幸运的，是聘请江定仙先生做我们毕业答辩委员会主席！江先生时任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是音乐界公认的学术权威，亦是我们名副其实的“师爷爷”（他是谢公在“青木关”国立音乐院时的作曲主科老师），能请他出席一所地方艺术院校硕士研究生论文答辩，我们连想都不敢想······上述这一系列精心的教学安排，都是在谢公谋划和亲自主持下实施的，当年国内尚无研究生培养先例可循，其间不知倾注了他和各位导师的多少心血！
除学习方面周到的安排外，在生活上对我们也格外关照。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前期， “湖艺”的住房特别紧张，从教数十年的老教师和院级领导，居住条件十分有限，极少有自家独用的厨房、厕所；普通教职工住房情况就更差了，许多都是一家两代甚至三代人挤在一间斗室里。我们入学时，正逢学院新落成一栋六层高的住宅楼，这大概是“湖艺”自建院以来第一栋带客厅和厨房厕所的职工单元住宅。可以想见，当时有多少无房和少房的职工在眼巴巴地期盼改善啊！面临如此困难而又敏感的境况，在谢公力主下，
学院竟让我们4人住进新楼底层边单元的一套4居室新房，一人一屋，共用客厅和卫生间。这样的学习环境和生活条件，甚至优于担负有教学任务的青年教师。类似的事例，在我们学习期间的
诸多方面，皆留有谢公过问、关照的记忆。40多年过去，现在每念及此，各位同窗无不感念谢公对学生关爱之情！
1981年夏，我们顺利完成硕士研究生学业。
在那“文革”刚刚结束、人才断层，各项事业发展百废待兴的时代，学校举全院之力招收和培养首届研究生，自然希望能对学院自身的师资队伍建设有所补益。对我们4人的工作去向，作为学院及导师组负责人的谢公，表现出格外关照和宽厚
包容。4人中的大师兄魏景舒，意在从事创作，自己提前联系好潇湘电影制片厂，谢公知情后特准他回湖南，任电影厂专职作曲，以发挥他的专长；小兄弟彭先诚，家就在武汉，原工作单位（湖北省歌舞剧院）本身是一所高水准的省级艺术院团，能为先诚充分提供指挥和创作的实践平台，毕业后他在新的艺术高度上回原单位发展，也就顺理
成章。4人中排行老三的高鸿祥，本是“湖艺”作曲系历届毕业生中的佼佼者，专业基础扎实宽厚，德艺双馨，又有十多年基层文艺团体（襄樊市歌舞团）的实践经验，是理想的教学型人才。故此，还在研究生学习期间，学院就把他的夫人（丁工，语文老师）从襄樊调来学院任教，鸿祥等于提
前留校了。4人中，我是唯一的外校生源，却得到学院特殊照顾。1981年夏我们毕业答辩一结束，谢公便亲自给贵州省艺术学校（前身为贵州大学艺术系，现为贵州大学艺术学院）老领导朱石林先生去电话，朱先生是谢公“青木关时期”的同班同学，是谢公的老朋友，亦是我读附中和本科时的系主任。他们通话的具体内容我不知晓，只是事后谢公在告知我学院让我留校时说了一句“：朱石林又没有要你回去（我大学毕业后一直在遵义工作，不在省艺校）。”我猜测谢公是想通过他的老同学了解我与贵州艺校有无人事隶属或代培关系，同时也是对偏远省区艺术教育的关照。就这样，4位同窗中，高鸿祥和我就留在学校了。
写到这里，我自己感到十分愧疚！当年因家属难于从贵州迁来武汉，我在“湖艺”只呆了一个学期，便向学院人事处递交报告，请求调往湖南师范学院。直到现在，我仍为这一决定深深自责：离开“湖艺”作曲系良好的学术环境和专业平台，不仅是我个人永久的遗憾，也有负于学院招收首届研究生下的功夫和对我们的期望，有负于导师们的培养、教育，有负于众多“湖艺”师友对我各方面的热情帮助和事业指引，更辜负恩师谢公对我的信任和格外关照。正由于此，当院人事处将我的请调报告退回，要我找主管院长签字时，我迟迟不敢面见谢公。眼看时间一天天过去，学校即将放寒假，湖南方面又已给我安排了新学期课程，在实在没法再拖延的情况下，我终于鼓足勇气，轻声叩响谢院长办公室的门…… （接下来的情景一提起就立感惭愧和自责）：
我怯生生地推门走进办公室，谢公坐在桌旁，手里习惯地拿着一支烟，示意我坐下。他无言地看着我，似乎在等我说什么。近距离面对恩师，各种复杂的情感顿时一齐涌上心来，紧张得脑子一片空白，一时语塞，竟然不知从何开口。沉默了好一会，才断断续续、自话自语似地把学院和导师对我们培育、关爱和破例优待的一些往事，零零星星、不得要领地数说出来。我说话时一直低着头，不敢抬眼看谢公，但感觉到他在默默地听。当我讲到从高鸿祥处得知，由于当年行政工作积压、欠账问题太多，学院两地分居急需
解决和照顾的教职工多达40多户，人事部门按资历排队，我被排在第43位。鸿祥向我透露，在不久前的院党委会上，谢公为争取我排位提前还引来争议，承受了不小压力。听到这里，谢公摇摇头，平淡地插了一句“：不说这些。”
显然，我絮絮叨叨讲的这些事谢公并不要听，也不想听。抬眼瞥见他一脸的严肃，我心里愈发紧张，不敢继续吭声。就这样，办公室又沉寂下来。静默一阵之后，我实在憋不住了，鬼使神差地从口中楞的蹦出一句：“今天早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人才多的地方向人才少的地方流动，是良性流动……”不料想，这句没头没脑的话竟然惹脑了恩师！他嗖的一声站起来，激忿地朝我厉声地说“我不用你拿这些来教训我”！紧接着他用夹着烟卷的手颤抖着质问我：“你给我说说，我们这里怎么就人才多了？多在哪里？谁是人才？”
哇呀！恩师动怒了！真格的动怒了！我马上意识到自己闯了祸！千不该、万不该在老师面前说那些没头没脑、不知轻重的话啊！但悔恨已经没用，说什么也都晚了。我连忙上前，将谢公扶坐回椅子上，自责、愧疚、悔恨的话语全堵在胸口，反倒一句话也说不出，手脚无措地站立在谢公身旁。只见他回了回神，重重的换了一口气，再缓缓地用仍在微微发抖的手从桌上拿过火柴，将手中已熄灭的大半截香烟重新点燃。骤然间深深地猛吸一口，燃烧着的烟头迅即化作一截白色烟灰，从颤抖的指间散落下来。老师慌忙用左手将沾在衣襟上的烟灰掸掉，不想稍一迟疑，未燃尽的烟灰竟将恩师“的卡”（的确良咔叽布）衣服烧穿了几个小洞。哎！这一切皆怨我啊！
正当我忐忑不安地准备接受老师训导时，想不到谢公却若有所思地抬起头来，和蔼地望着我，然后细声问道：“家属的工作湖南安排了吗？”听到恩师这句关切的话，一股暖流顿时传遍全身，立即消解了我的紧张情绪。于是我简要地将景舒学兄如何在湖南代我引荐及寒假准备回贵州搬家的打算，一一向谢公汇报。听罢他微微点点头，最后在我的请调报告上签了字。当我怀着
愧疚、自责和感激的心情与恩师暂别时，谢公平静得一如往常，只说：“以后缺什么资料就回学校来，我们随时欢迎你！”
果然，1982年3月我调往湖南后，次年，学院新琴房大楼竣工，承谢公和其后童忠良院长特别关照，为我在新楼一间专用琴房里配备了钥匙，供我随时回校请教各位导师、学习母校同行的新作品和教学成果，或查阅资料、短期写作使用。此外，在对外学术交流及专业活动方面，恩师和学院领导仍视我为学院的一员，委派我和赵德义、匡学飞两位学长，共同在武汉发起并主持具
有全国影响的“85’青年作曲家新作交流会”。那一年，学院刚正式更名为“武汉音乐学院”，我有幸见证和分享了母校建设与发展的鼎盛和荣光。
这之后，随着我1986年离开长沙赴北京工作，谢公离休后南居广州（后搬上海），师生一南一北，难得一见，但导师多年施予我的教诲和恩泽，一直深记于心，感念之情没齿难忘。尤其是我2007年退休后，时光年复一年翻过，不知不觉自己也已步入老年。此时每每想到年迈的恩师，总是格外挂念。恩师来汉参加“第一届和声学术报告会四十周年”纪念活动的当天，志敏学弟伉俪在代表住地为谢公接风，邀我作陪，我好生荣幸。一进包间，激动得下意识地向久别的恩师和师母深执传统弟子礼，仿佛是想表达当年辞别恩师时未能说出口，而一直深存于心、时感不安的愧疚和感激之情！当我们赞颂恩师身体康泰时，
他搬起手指，从远数到近地说，1942年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同班同学和友人孟文涛、严良堃、王震
亚、郭乃安，还有朱石林等都已先后故去；1979年第一届研究生的7位导师，现仅剩他一个人了；
20多年前同他一道从武汉到广州“珠江新城”买房子的武音同事钟信明、高鸿祥也已辞世。与这些同辈和晚辈比起来，能幸运地活到现在，连他自己都没想到。他说生老病死是大自然规律，谁也无法抗拒，因此心里十分平静。
第二天上午会议尚在进行中，他在一张不紧要的纸上写了几句话递给我：“下午我请客，你早点散会，转告郑英烈、匡学飞、赵德义。”看着这似
曾熟悉而今有点歪扭的笔迹，我眼眶湿了！作为操办40年前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盛会的“主心骨”，谢公为凝聚我国和声学术力量，推动我国音乐创作与专业音乐教育发展，提升“湖艺”（武音）在全国音乐艺术院校中的学术地位，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而今又不顾年迈体衰、行动不便，不远千里亲临纪念会，为会议作历史见证，亦为后继者鼓劲加油！我等晚辈感动和致谢还都来不及，怎敢让老师请客！再说，哪有先生请学生吃饭的道理呢？
但谢公“指示”已下，说一不二的性格谁也拗不过。就这样，我们几位老学生（包括柯琳、晏成佺老师和孟酋夫妇）得到同恩师、师母再次聚首的难得机会。席间，由于先生听力很弱，我们须大声说话，虽然他听起来仍感吃力，但丝毫未影响他的思维。谈话间他还不时问这问那，表露出他对学院发展的关心和对友人、学生的惦念。……万没想到，这是我见到恩师的最后一面！恩师走后，心里很想将自己对恩师崇敬之情表达出来，以隆重纪念我敬仰的导师。但落笔至此，记述的只是些拉拉杂杂往事，虽然不能将谢公一生的成就、贡献、人格、情怀表达万一，却是我沐受导师恩泽、蕴积于心40载、始终难以忘怀的亲身经历。写出来与各位校友分享，以永久记住这位终身为后学做人梯的“教书匠”！
2020年2月4日于琼海
摘 要：《第一弦乐四重奏》是雅那切克第二次根据托尔斯泰小说《克鲁采奏鸣曲》所作的一部室内乐上品，也是 世纪新音乐的一个范本，更是雅那切克毕生所至的一处高峰。文章作者试图以雅那切克的视角，体验性地重读这部文学名著，据其存疑，而对应分析《第一弦乐四重奏》的内容结构、主题形象、章节关联、音色安排、调性设计以及表情要求等方面情况，以期证实雅那切克在同一问题上与托尔斯泰所不同的立场态度，领略雅那切克以音乐方式对托尔斯泰及其小说之爱情观、婚姻观、家庭观和道德观所作的批判。关键词：雅那切克；第一弦乐四重奏；托尔斯泰；克鲁采奏鸣曲
文献标识码：A
⓪1923年，已近古稀的摩拉维亚现代作曲家①雅那切克（Leos Janacek，1854.7.3—1928.8.12）仅
以短短两周的时间，便奇迹般地完成了“从托尔斯泰小说《克鲁采奏鸣曲》获得灵感”的《第一弦乐四重奏》（ String Quartet no.1：Inspired by Tol‐ stoy’s novel Kreutzer sonata）。雅那切克通过这
部作品，把曾经是纯音乐之“尊贵体裁”②的弦乐四重奏处理成一种与“心理性题材”相适应的“忏悔性媒体”，③并由此登临其“创作顶峰”！④令人好奇的是：托尔斯泰的这部小说讲述了什么故事、怎样讲述的故事？雅那切克从中获得了哪些灵感、怎样获得的灵感？雅那切克的作品表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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