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个看似荒谬的例子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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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一 一位肯尼亚人问他的中国朋友:“你知道为什么中国足球队老是在国际比赛中输球吗?”中国朋友摇头表示不知道。这位肯尼亚人得意地解释道:“你们中国人看上去都是一个样,每次比赛总是不断换人。这种行为引起国际裁判十分不满,因此他总是判你们中国球队输。”这种看法听上去好笑,但细细琢磨却并不奇怪。中国人对非洲人的感觉何尝不是一样呢?很多中国朋友似乎也以为所有的非洲人都是黑人,而所有的黑人都是一个样。

例二 家住上海的朱阿婆在2000年某一天回家的路上听到草丛中有啼哭声,原来是一个被遗弃的婴儿。朱阿婆将婴儿抱回家后,看到他身上漆黑,便开始给他清洗,谁知怎么也洗不干净。朱阿婆担心婴儿生病了,赶紧抱着他上医院,并告知医生情况。医生安慰她说:他是黑人小孩,皮肤本身就是黑色,她恍然大悟。她将小孩取名“朱军龙”,艰难地抚养他上完幼儿园、小学和中学。2014年朱,军龙获得上海户口,朱女士也成功办理了收养手续。

两个例子表明,中国与非洲民众之间缺乏交流,存在着各种误解、无知和习以为常的错误感知。这些问题是不可能通过官方的宣传手段来解决的。唯一的办法是加强民间交流。

中国的国家形象:从周恩来到普通民众

周恩来总理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外交的典范。他在对外交往中实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在行为上表现出崇高的道德风范与友善风格,在交友上表现出高超的语言艺术和人格魅力。难怪基辛格先生不无尊敬地表示: “周恩来是我在60年来的公职生涯中遇到过的最有魅力的人。”周恩来总理已经在中国人心目中留下了“国际上公认的外交大师”的光辉印记,也成为中国国家形象的典型代表。

然而,随着中国与国际社会交往的增多,每个人都成 为外国人认识中国的窗口。大量的中国人走出国门,这一点既是国际舆论界关注的焦点,也成为一些不怀好意的人攻击中国的口实。1991年,原卡特政府负责人权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罗伯塔·科恩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中国在非洲使用囚犯劳工》一文,宣称:“中国人不仅出口由囚犯制造的产品,而且还派遣囚犯出国工作。” 这一恶意诋毁在全世界不胫而走,对后来加速发展的中非经济合作带来了不小的障碍。 我在2008年访问肯尼亚时,张明大使当时特意组织了一场公开讲演,请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的贺文萍研究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徐伟忠研究员和我三人就中非关系分别谈了三个主题。当我讲演时,一位听众问道:“听说中国在非洲的劳工大部分都是囚犯,请问这是真的吗?”我当场给予理性的问答。然而,我们应该细细分析,为何罗伯塔·科恩有关中国劳工是囚犯的谣言能在国际上特别是非洲引起巨大反响呢?除了谣言制造者是一位颇有身份的美国高级官员,以及各大西方媒体的推助外,这与中国各建筑公司在国外的作为和工人形象有着密切关系。

第一,中国在海外的各大建筑公司相当一部分以前并未要求统一着装,而这些建筑工人多是新招募的农民工,他们在国外因整日劳动,并不讲究工作服的工整。这种随意甚至是破烂不堪的工作服给外人的印象极差,从而使人产生不必要的联想。,第二 工人不谙当地语言,加之多住在工地,与当地民众很少来往,加深了神秘感。有的中国公司为了保证工人的安全,更是从护照管理到出外活动都有严格限制,使工人的人身自由受到某种制约。第三,中国工人昼夜加班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由于一些非洲国家办理工程审批手续的时间长达半年或更长时间,项目有效时间大打折扣,只能靠加班来完成。非洲工人一般都不加班,认为休息时间属于自己,即使给加班费也枉然。这样,中国公司为按时完成任务,只能要求中国工人加班,三班倒的情况甚多。形成工地上机器不停运转,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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