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传媒艺术讲好中国故事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中国价值观的世界影响力

传媒艺术包括摄影艺术、电影艺术、广播电视艺术、数字新媒体艺术，以及一些经现代传媒改造了的传统艺术形式。 在我国提升文化软实力、塑造国家形象的过程中，在所有的传媒、艺术与文化领域，传媒艺术中的电影艺术、电视剧艺术、纪录片艺术、数字新媒体艺术是建构的主力，它们在国际传播中叙事的筹划是否合理，策略的设计是否得当，能力的打造是否切实，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的效果和结果。，其中 电视剧的国际传播目前更多立足于亚洲（特别是儒家文化圈下的东亚、东南亚）和第三世界国家（例如依靠外交政治手段的推动）；电影和纪录片的国际传播则力图直指西方主流世界；数字新媒体艺术更多作为技术强支撑以辅助提升传媒艺术作品的国际吸引力。

当前，传媒艺术无论是自身国际传播力的提升，还是对包括中国价值在内的中国形象的建构效果，都与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大国地位极不相符。 就应对之策而言，我们需要首先厘清传播的框架与层级。

中国传媒艺术/影视艺术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过程大致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讲好中国故事”（阶段 解决内容的问题），需要依靠内生实力的锻造，以具备“能向外说”的资格和能力；第二个层面是“实现价值影响”阶段（解决价值的问题），需要实现外在效力的释放，以达成“影响海外目标对象的价值观与行为力”的诉求与目标。 当然，二者在实际的传媒艺术作品的国际传播中，是不可割裂的。

本文基于的问题是，当我们在第一个“讲好中国故事”的层面，多有讨论之后，我们需要举目远望，思考另一个更为深邃的问题，这便是“讲好中国故事”的背后，我们需要将什么样的中国价值告知世界，以推助乃至实现中国价值的世界性引领？

如果在讲中国故事的时候，没有恰当合适、一以贯之、反复提示的中国价值为支撑，我们的讲述则各种叙事难以富有魅力，各种叙事也难以形成合力。特别是后者更为重要，如果中国传媒艺术在国际传播中的作品、、叙事手段、目标所要传达的中国价值都是松散的，中国形象在西方目标传播对象的感知中是凌乱的，那么这种“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说东指西说西指东”式的传播过程，自然难以形成集中的力量，、快速 有效地实现中国形象与价值的世界认同。

二、大同之道、君子之道、中庸之道：中华文化对世界的特殊价值建构

长期以来，在对外告知中国形象的传媒艺术作品中，在价值层面往往呈现出两个极端：一是极端“丑化中国”。此类作品，若是中方拍摄，则常有兜售政治符号之意；若是西方拍摄，则常受冷战思维影响而对中国的社会制度多半报以敌视，甚至全盘拒绝；二是极端“美化中国”。此类作品主要是“意识形态正确”为指导、“宣传品”为形态的中国“”，外宣 作品 基本特征是全盘、，单向甚至“简单粗暴”地放大中国的正面形象。前者会造成“有人看，但形象负面”，后者会造成“形象正面，但没人看”。总之，它们都会造成在国际传播中，海外目标对象对中国形象和价值认知的混乱，中国形象、中华文明在目标对象的景观认知和价值认知中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这是被稀释和冲淡的。

因此，面对前述种种的内容松散、价值混乱的问题，我们需要回到中华文明的价值观本身，思考什么才是中华文明价值观对世界的特殊贡献、集中贡献，确定之后通过传媒艺术进行聚合、汇聚传播，有的放矢。当然这种价值的世界贡献既必须体现中华文明的特殊性，不能不具区分度、识别度，又是能够被人类普遍接受的，而不是异端的、凌厉的。而且作为国际传播的策略，这种对世界具有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