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以来西方媒体眼中的“中国威胁论”：特点与趋势分析

自19世纪末期在西方流行的“黄祸论”，起 中国被视为威胁这一论调从未彻底消寂。国际上明确形成“中国威胁”概念并被国际学界、媒体界广泛讨论则始于上世纪90年代。自1992年起美日等国家媒体报道中开始出现较广泛的“中国军事威胁论”“和 中国经济威胁论”等相关报道。，此后 媒体报道与智库报告、学者论文等虽有爆发时间的阶段性特征，但关于中国是否有能力、有意愿对世界和平稳定构成威胁等讨论从未中断。“中国威胁论”也被国内学界视为国际舆论涉华报道的重要且长期负面议题之一。

与20多年前相较，当前国际格局已发生显著变化，旧有“中国威胁论”“和驳 中国威胁论”的理论基础与现实依照也有所变迁。在十九大之后，西方媒体以及中国周边国家媒体中再次出现对“中国威胁论”较集中且广泛的报道。若结合2015年美国国内战略学界围绕对华政策的大讨论，十九大报告对新时代中共历史使命、国家发展道路和外交战略的明晰规划和蓝图设计，特朗普政府2017年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将中俄列为“首要威胁”等情况，此阶段的“中国威胁论”或将持续较长时间，并呈现新转向与新特点。本文将主要以十九大之后的西方媒体涉“中国威胁论”报道为研究对象，通过文本分析梳理当前该话题的主要特点，与旧有论调相比较、结合十九大以来中国自身与外部环境的变化趋势分析其转向与走向，并在此基础上讨论我国应对策略。

一、“中国威胁论”的议题变迁

十九大之后，《美国 时代》、《周刊 法国 世界报》、德国《明镜》周刊以“中国赢了”等主题作为封面，《纽约客》《刊登 让中国再次伟大》，《外交政策》《刊登 锐实力的涵义》等系列文章可被视为此阶段海外媒体“中国威胁论”报道的代表。“以 China threat”为关键词、利用谷歌新闻（ Google news）搜索2017年10月18日至2018年 3月10日的相关英文报道，剔除相关性有限的文章，共得到主题论述“中国威胁”的报道4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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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既有研究 ，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威胁论”不仅出现在美国、德国等国家，也出现在俄罗斯、、日本 印度等国，其主要内容涵括了军事、、经济 政治文化、环境等多个领域，理论根源既有进攻现实主义的“权力转移”理论，也包括亨廷顿等人提出的“文明冲突论”。等 比较既往研究结论与41篇英文报道主题，：可见

第一，“中国威胁论”更聚焦于全球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层面。自上世纪90年代直至21世纪初期，“中国威胁论”将中国的负面影响对象范围更明确地限定于日韩和东南亚等周边国家地区以及美国（及其领导的世界秩序）。但十九大以来集中出现的“中国威胁论”，则将其影响对象进一步泛化，澳大利亚、加拿大、希腊等国际政治中的西方“”边缘 国家以及拉美地区都被视为中国影响力的重要覆盖国家，认为中国通过多种手段影响了其国家的政治进程，以此强调“中国威胁”范围之广、程度之深。而中国的“威胁”内容从曾经的强调军事、经济等硬实力威胁，转移至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软实力威胁，即对非西方国家而言，西方政治制度的吸引力不断下降，中国模式与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不断上升；认为中国通过多种手段影响他国信息环境，从而压制对中国的批评报道。既往涉及到“中国威胁论”的旧有议题基本不变，包括2008年后出现的网络窃密和侵犯知识产权所带来的经济威胁和军事威胁，中国在南海建设问题对周边国家的军事威胁等议题仍然普遍存在。但与之前聚焦于中国的军费增长和经济发展相较，在这一话题下西方媒体对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更为关切。但这一关切也并非独立存在。早在2016年美国和欧盟先后出台反制外国敌对宣传和虚假宣传的法案。“而 中国威胁论”主要议题的迁移或可视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对自身价值体系地位的担忧以及整体意识形态策略的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