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新区设立一年来的国际舆情分析

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雄安新

区”，成为继深圳经济特区、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家工程”。雄安新区的开发与建设被定位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在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探索人

口经济密集地区发展新模式、优化京津冀空间布局与结构、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等方面具有巨大潜力，引起了境外媒体的广泛关注。

本文基于谷歌新闻搜索和ProQues t数据库，以“Xiong’an”为关键词，筛选出2017年4月3日至2018年5月29日期间关于雄安新区的专题报道、特稿和评论共计49篇作为分析样本。来源包括路透社、彭博社、《纽约时报》《卫报》《经济学人》、BBC等全球主流英文媒体，也包括《金融时报》《福布斯》《外交事务》等财经或智库类媒体。本文采用了“语义网络分析”（Semantic N e t wo r k A n a l y s i s）与“框架分析”（ Fr ami n g Analysis）相结合的研究路径，对相关报道的议题框架进行提炼和解读。

研究发现，雄安新区议题的境外媒体报道框架主要分为“经济框架”“环境框架”“城市建设框架”和“政治框架”。本文选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报道进行文本分析，着重关注国际舆论有关雄安新区议题的倾向性。

一、经济框架

经济框架的高频词包括“深圳”“上海”“浦东”“经济”“区域”“增长”等，主要是将雄安新区与以前实施过的类似项目进行对比，强调其在政治考量下开展经济建设的模式与初衷，将其界定为具有鲜明“政治属性”的经济实验区。报道主题主要涉及其所带来的房地产市场波动和资本市场反应，及其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拉动作用等，也有部分媒体对其未来实际的经济效能表达了质疑。

雄安新区规划所引发的资本市场反应是境外媒体关注的焦点之一。《南华早报》的《雄安“地主”引领市场对中国梦幻之城的震撼》一文指出：“最有可能的情况是 新区规划的间歇性刺激，任何有关雄安的消息都可能会推升相关股票。在大陆波动剧烈的资本市场，意味着投资者需要采取一种精心构思的策略，其基本原则是：时间就是一切。”

彭博社的报道《中国投资者正在拥抱雄安的一切》称，2017年4月新兴经济领域股市涨幅最大，本月表现最

好的20只上市股票中有15只位于北京、天津或河北，其中五只在雄安新区计划披露后，股价一路飙升至每日上限，致使其不得不暂停交易至少两天。该报道据此认为，这反映了大陆A股市场的典型特征，即投资者紧跟政府重大决策，由此拉动投资。

境外媒体对雄安新区开发可能导致的房地产市场泡沫非常关注。《纽约时报》刊发的《在几个小时内，中国一个安静角落的开发计划引发房价飙升》一文称：“中国政府公布雄安新区建设规划后，炒房团涌入导致当地房价迅速飙升，这被认为是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严重且充满不可预测性的又一例证。”

境外媒体也集中报道了投机者涌入雄安新区的炒房行为和政府采取的相关举措。BBC在《雄安新区成为中国的热门地产》写道：“大量炒房者涌入雄安，社交媒体议论纷纷。政府出台了严厉的禁购政策，投资者转向邻县，导致周边房价也飞涨。中国的投资者痴迷于地产，认为是稳赚不赔的保险投资。”

《金融时报》的报道称，在开发雄安新区的决定宣布之后，该地区的房地产价格上涨了两倍，政府部门及时采取了禁止物业销售、关闭房地产中介机构等措施，并以“房地产违规行为”为由惩戒了一些不法商家。

境外媒体对雄安新区积极引进高新技术产业和政企关系进行了报道，在此议题上基本上秉持了正面或中性的立场。如百度与当地政府合作“将新区发展为智能交通支撑的智慧城市”；京东在新区设立无人化商店，当地政府针对自动驾驶出台支持政策，积极培育基于量子通信、区块链、未来网络、干细胞疗法、纳米材料等高新技术打

造的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生物医药、基因工程等产业；中国国家电网公司已经建立了一个促进电网规划的子公司，未来电力将占雄安地区能源消耗的一半以上，并且雄安新区用电100%为清洁电力，等等。彭博社认为政府的投入是“一种大胆的支出”，认为这表明了“中国经济的雄心壮志，要将经济重心转向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

也有一些境外媒体对雄安新区是否能扮演重要的经济角色表达了质疑。《金融时报》在《中国下一个“从零开始”的城市受到质疑》中援引受访外国学者的意见称：“雄安不享有那些早期实验城市的自然优势，例如靠近繁荣的金融中心、世界级的港口或国际资本的巨大仓库。”路透社在《中国新经济区注重技术创新》的报道中称：“在目前经济放缓的环境下，政策制定者很难在雄安复制深圳的繁荣景象，而是会创造另一个政治中心。大肆炒作之后，雄安不会成为新的浦东，而将是又一个北京。”彭博社的报道也对此表示怀疑与忧虑：“鉴于中国债务水平上升以及政府所宣称的更缓慢、更持续的经济增长和更明智的资本配置目标，由国家主导的雄安大型项目是否为明智之举？”

二、环境框架

境外媒体报道的环境框架包括“拥堵”“空气污染”等高频词，关注了雄安新区建设对北京“大都市病”的纾解作用，及其对当地生态环境可能带来的风险。

从机遇来看，新区的建设将帮助北京缓解人口、交通、空气等多方面压力。彭博社在《中国290亿美元的新区带来了更好城市的希望》援引一位国内专家的观点认为，中国已经完成了快速的城市化进程，现在它将更关注质量，因而，雄安新区便是提升京津冀地区人民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尝试。BBC在题为《雄安新区成为中国的热门地产》的报道称：“雄安新区建设规划，旨在克服首都人口激增、过度拥挤、环境污染、交通堵塞的困难，重新安置工业和人口。雄安新区面积是纽约的三倍，是京津冀区域的关键组成部分。雄安作为中国最大的湿地之一，将按照世界级标准建设，十分重视生态保护。”《南华早报》援引一份政府报告表示，雄安新区建设将“严格控制土地，房地产开发及周边地区，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和生态环境”。

从挑战上看，新区所在的白洋淀地区，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湿地之一，境外媒体对新区的建设是否会危害原有的生态系统表达了忧虑，如《纽约时报》报道称， “侵蚀城市化和土地复垦”对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产生了严重影响，称生态保护和人工智能将是雄安新区建设的两个重点。《纽约时报》在题为《神圣湖泊受到中国日益增长的资本的威胁》的报道中称：“在未来的几十年里，这些脆弱的湿地将变成一个巨大的卫星城市，用于分散中国拥挤的资本。”并通过对当地部分居民的访谈表示，新区建设会对白洋淀地区原有的生态环境、历史遗迹、文化传统以及居民生活造成负面影响。福布斯网的报道称：“正如北京承诺的那样，以可持续的方式在湿地上建起一座城市，这是一个艰难的挑战。这需要严谨的策划、新的政策、巧妙的工程和充足的资金。”

三、城市建设框架

城市建设框架包括“首都”“职能”“区域”“发展”等关键词，主要关注于雄安新区在环京都市圈布局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相关报道凸显了雄安新区对北京非首都功能的承接，及其对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的作用。

《南华早报》称这是“一项旨在整合京津冀地区经济

的计划”，强调了雄安新区对周边地区建设的带动作用，称“雄安靠近北京的新机场，也有主要高铁线路经过。雄安的发展可能带动贫穷的河北南部地区的发展”。路透社的报道称，雄安新区将重点建设高科技和创新型企业集群，并接管北京的一些“非资本职能”，也将吸引大型国有企业进驻，这一进程将逐步实施。《福布斯》援引摩根士丹利公司的预测称，从北京转到雄安的机构将带来450万人口，占目前北京人口总数的21％。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数字还会进一步增加。《金融时报》报道称，这片与世隔绝的沼泽地将变成一个两倍于香港规模的“绿色创新世界级”城市，几乎是纽约市规模的三倍。

境外媒体还重点关注了雄安新区的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和城市交通等问题，突破传统的摩天大楼和高架路网模式。《日本经济新闻》的报道援引雄安新区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徐匡迪院士的话强调，该市的交通基础设施包括公路和铁路，大部分将建在地下。《南华早报》在一

篇特稿中强调，国土资源部研究机构在其初步调查中发现该地区“非常适合地下开发”。该机构提出的暂定计划将地下区域划分为两部分，较高的部分将用于仓库、购物和娱乐场所、停车场和民防，而较低的部分将用于管道、运输。更深的地区还将作为蓄水区，或用于特殊项目，包括防御结构。多家境外媒体在报道中强调指出，“梦想之城”雄安有希望成为中国最大的公共工程项目。《中东与北非商业报道》关注北京与雄安之间的高铁通勤问题，

并援引中铁公司的消息称，乘客很快可从北京搭乘子弹头列车前往新区。

四、政治框架

雄安新区作为党和国家的“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其鲜明的政治意义也在境外媒体报道中得以凸显。其中的关键词包括“城市”“人民”“百万”“从零开始”等，主要聚焦于雄安新区作为中国“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的特殊政治地位与属性。

在这个框架中，绝大多数境外媒体都将雄安新区与中国领导人关联起来，将其作为中国进入“新时代”的标志性工程，如《外交学人》称“在首都北京附近建立一个新的大都市区的计划是史无前例的顶级政治实验”。值得注意的是，境外媒体仍旧采取了“二元对立”偏见性的新闻框架，沿袭了对中国政治制度的一些简单化的阐释模式。《外交学人》的报道指出，雄安计划体现了现任与前代领导人的“显著差别”。《华尔街日报》认为，选择在“十九大”召开前高调公布雄安计划有助于领导人获得更多的支持和更高的威望。《时代》周刊认为，雄安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引擎”，体现了中国领导人的雄心壮志。如果这个项目获得成功，将使其具有与“邓小平的深圳和浦东实验”比肩的历史地位。

五、总结与建议

通过各类境外媒体的相关报道可以看出，雄安新区的决策与建设不仅在国内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同时也吸引了境外媒体的高度关注。基于前文的分析，本文认为，境外媒体对于雄安新区的报道呈现出三个主要趋势：（1）关注议题多样，视野较为广阔；（2）总体评价趋于平衡，既有正面的赞赏之语，也有质疑和批评的负面之言；（3）个别议题的报道倾向明显偏颇。

首先，在报道的议题和视野上，境外媒体不仅仅聚焦于在雄安新区的开发上，而是以其为出发点，将报道的内容延伸到了中国的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环境保护、区域发展等多元议题上。这种多维度、宽视角的解读模式，一方面说明境外媒体涉华报道开始走出“泛政治化”的单一模式，同时也说明我国相关部门有关雄安议题的对外传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境外媒体报道对国内主管部门、权威专家和智库机构等信源的广泛引用便证明了这一点。

其次，在总体评价上，国际舆论对于雄安新区基本呈现出了喜忧参半、正负面兼有、肯定与质疑共存的态势。 其中，境外媒体报道总体上充分肯定雄安新区的战略意义，认为其是疏解北京首都职能、促进京津冀发展、改善当地群众生活的良好契机，特别还强调了其在创新、绿色发展方面所具有的引领作用。但在其发展前景上，大部分媒体仍保持观望态度，有的甚至“唱衰”，指出其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政治造势”，对于雄安未来能否复制深圳或浦东的“经济奇迹”和“示范效用”抱有一定的怀疑与忧虑。

其三，在部分议题上，国际舆论的报道含有明显的负面框架，沿袭了其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乃至“妖魔化中国”的立场。例如，部分西方媒体试图将雄安新区建设歪曲为领导人个人推动的政治行为，由此将其归于“人治”“威权”“专制”等负面框架内，以此展开指责与批判。但事实上，民主集中制是中国特色“协商式民主”的本质特征，任何重大决策都是要经过集体酝酿、征询、讨论和协商后做出，但这一点并未在境外媒体报道中得到充分的反映。

综上所述，雄安新区建设在目前的国际舆论场上仍处于“舆情临界点”——即正面和负面舆情此消彼长的状况。有鉴于此，本文认为，有必要加大有关雄安新区建设的对外传播力度，调整策略，根据项目推进的具体情况分阶段、有步骤地做好新闻发布和舆论引导工作，从而为这项“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的顺利推进创造良性的国际舆论氛围。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开展工作：

1.强化议题管理，提升传播主导性。对于当前雄安新区建设所面临的复杂国际舆论局面，我们应当进一步强化议题管理意识，主动与境外主流媒体保持密切联系，建立定期新闻发布制度和采访线工程机制，组织境外媒体记者实地考察雄安新区进展，发布权威数据和调研报告，强化政府部门和智库机构的“自塑”机制，针对舆论热点和“槽点”主动及时发声，最大限度规避国际主流媒体的“他塑”效应。

2.设置多元化议程，契合人类共同关切。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来看，雄安新区的开发也是为了解决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但从目前境外媒体的报道来看，雄安新区的开发被视为中国的国内事务，尤其是与京津冀地区的协同发展相关，其在全球传播层面的意义还有待于进一步开掘。下一步可以根据相关项目的推进，在科技创新、生态治理、智慧城市、智能政务、“乐活”

（LOHAS）等国际社会和基层网民更关心的议题上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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