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徐州与中西文化交流

古城徐州，位于苏鲁豫皖四省交界，自古便有“五省通衢”之称。（古）黄河、京杭大运河穿徐州而过，津浦、陇海铁路百年前在此交叉穿越。时至今日，军事战略要地依然是很多人对徐州形象的整体认知。然而，显著的战略地位和交通优势也成就了徐州在近现代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历史地位。这一点长期被各界所忽视。2017年，国务院和江苏省委省政府赋予徐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以及“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四个定位。那么，如何从历史发展的维度去认识“四个定位”的历史文化内涵？20世纪以来徐州如何凭借其交通和地理优势推进区域文化对外交流？深入挖掘民国时期的中外史料，对于重新评估徐州在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历史中的地位，促进“一带一路”东陇海线城市的对外文化传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民国时期徐州与中西交流的基本概况

民国时期，一批外国学者和政要来到徐州。由于史料记载的不完整性，我们无法具体考察究竟有多少外国人曾经来过徐州。但是，包括美国著名学者约翰·杜威、史迪威将军、乔治·马歇尔将军等一批国际政要和知名人士到访徐州，也从一个侧面显示那个时期徐州的国际影响力。

1919年5月，应胡适等人邀请，美国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杜威教授来到中国讲学，直至1921年7月离开，历时两年有余。据《徐州中外名人演讲集》记载， 1920年6月16日，杜威受邀到徐州讲学。随杜威一同赴徐的还有现代哲学家刘伯明、近代职业教育创始人黄炎培、儿童教育家陈鹤琴、妇女活动家张默君等。1920年6月16日至19日，杜威从上海来徐州进行考察访问，并在徐州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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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两场演讲。

第一场演讲发表于1920年6月17日，主题为“教育的 新趋势”。杜威从世界形势和各国的经济讲起，强调学校要解放青年之心志，使其自由，要着力培养学生的自主精神和互助精神。他从教师的职责、新文化运动意义等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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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特别强调国民教育的新趋势及重要意义。 6月18

日，杜威以“教育管理与教学材料的改革”为主题，在徐州作了第二场演说。

1927年5月，史迪威将军受命到访军事战略要地的徐

州。1946年，乔治·马歇尔奉命前往徐州调停国共两党关系。在很多外国政要传记和著作中，涉及中国部分也常常提及徐州。

此外，1938年5月，新西兰诗人、著名作家罗宾·海德

（Robin Hyde）女士（1906-1939）以战地记者身份来到

徐州。在徐期间，她通过走访教会医院、台儿庄前线等，撰写了大量新闻报道。其中，有关于日军在侵占徐州期间所犯下的烧杀淫掠罪行的记录，为揭露日军暴行又增加了新证。后来，她辗转到了英国，并根据自己在徐州以及其他城市的见闻撰写了包括《腾》（Dragon Rampant）

（1939）在内的一系列文学作品。

如果从与徐州的接触时间、交流和了解深度来看，来徐的传教士（包括美国南方长老会传教士和北美耶稣会士）是最主要的群体。1921年2月8日，一张以徐州古城墙为主题风景的明信片由美国某地寄往加利福尼亚州的特洛克。明信片的信件信息主要是关于“教友”之间对于一次“聚会”的安排。明信片上的画面为徐州古城墙和西城门，城门前的小桥上有六名西方面孔的游客，他们将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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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我们第一次到中国的平原地区旅行”。 综合各方面信息来推测，这些人应该是美国来华传教士。当时在徐州就有以彭永恩（Frank A.Brown）为代表的美国传教士在

徐长期传教，并且接待过大量来访的美国人。据考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来自欧美国家的宗教人士是徐州与外部世界之间联系的主要纽带。

近代天主教在江苏的传播路线是从江南开始再到江淮最后到黄淮地区，呈现南北传递之势。徐州地方文史学者郭洪亮认为，在近代铁路交通兴起之前，江南传教士们主要沿运河北上徐州布教，从而最先到达了徐州东部位于运河沿岸的城镇。这些耶稣会士来自法国、德国、意大利、匈牙利和加拿大等国，其中以法籍耶稣会士人数最多。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徐州的传教士包括：法籍耶稣会士艾赉沃（又译利奥波德·盖恩）（Leopold Gain），他于1882年6月7日第一次来徐州，1908年主持设计建造徐州耶稣会堂，后于1911年离开徐州。截至

1910年，在徐法籍天主教传教士有17人。1911年，法籍耶

稣会士汤义方由上海来到徐州主持教会工作，后于1915年离开，其工作由加拿大籍耶稣会士盛都恒接替。自1918年起，由加拿大蒙特利尔市派到徐州的耶稣会士总人数达70余人，进而形成了以徐州为中心的加拿大在华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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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格局。

来徐州的基督教传教士主要是英国人和美国人，最早可以追溯至18 9 0年。当时在山东宣教的英国浸信会牧师仲钧安 ( Alfred G. Jones)（1887-1890在徐），曾数度造访徐州。随后有美国人赛兆祥（Absalm

Sydenstricker）、葛马可（Mark Grier）（1894来徐）、葛马可夫妇和白秀生（Hugh White）夫妇（1896-1908）以及安士东（Oscar Vance Armstrong）夫妇（1908年来徐）。1911年，彭永恩被派到徐州传教，后与夏洛特·汤姆森（Charlotte Thompson）（1909年来徐）结婚，并在徐州长期传教直至新中国成立。

二、外文文献档案中的徐州

当今留存的关于20世纪初徐州城市与乡村记录的外文文献并不常见。综合来看，外文文献（这里特别关注法文和英文文献）对徐州的记载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来自加拿大、法国、美国等国家传教士关于徐州的记载；二是关于抗日战争和内战时期的徐州记录。

（一）基督教/天主教在徐州的传播主题资料

传教士埃提纳（Étienne Zi）(1851-1932)在对徐州周边村落进行实地考察过程中，通过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走访徐州北部沛县——微山一带的村落和集市，详细记录了那里的村庄祠堂、天主教堂和百姓生活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同时，他还邀请了来自邻里四个村庄的六名73至87岁之间的老人进行座谈，后形成《关于徐州府团或 界的历史记录：以五段地区为例》一书，并于1914年由上海天主教教会印书馆印刷发行。该书既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关注徐州社会文化的外文专著，同时书中所记载的历史图片、碑文和乡土文献也为今天研究那段时期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盛世音（Édouard Lafortune）所著的《加拿大人在中国: 徐州概况与加拿大耶稣会士传教区 》是目前已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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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本聚焦徐州社会文化的外文专著。 该书于1930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出版。作者通过社会调查和社区实践，展示了徐州地区的历史文化、社会风俗、中外文化互动、社会发展等，同时也对徐州所辖教区的社会风情、社会发展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查。该书图文并茂，对研究这一时期黄淮流域的中外文化交流史提供了重要参考。

加拿大人兰文田（Rosario Renaud）是该时期徐州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先后推出了两部聚焦徐州的法语专著。第一部是《徐州教区（1882-1931）》，1955年由加拿大蒙特利尔贝拉名公司发行。该书长达500多页，内容丰富、资料详实，涵盖了历史图片、统计数据、历史访谈、来徐传教士的个人书信、日记、外媒新闻报道以及“通报”等史料，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徐州教区（中国）：加拿大耶稣会传教区域（1918-1954）》是兰文田进行徐州研究的第二本专著。该书1982年由加拿大蒙特利尔贝拉名公司出版。作者延续第一本著作的写作风格，对20世纪上半叶的徐州城市变化和传教情况做了详细记载

和分析。其中，本书还记载了日本侵略者在徐州地区的屠杀和掠夺行径，这为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提供了新的罪证。

安尔文·奥斯汀和杰米·斯科特在《加拿大传教士与本土居民——以宗教之名在国内外传教》一书中也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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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徐州，涉及徐州的交通和宗教传播等内容。 狄德满所著的《基督教在华传教指南：从16世纪到20世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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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士单所著的《基督教在中国：从18世纪至今》 、史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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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乌力和吴小新的《中国与基督教——负重的历史，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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憬的未来》 、约翰·米汉的《上海寻龙——中加早期关系（1858-1952）》 等图书都有对徐州的论述。这些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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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徐州的形象认识主要集中于：历史悠久、战略要地、交通枢纽、人口分布集中、贫穷落后和灾难频发等。（二）战争文档视角下的徐州

民国时期的徐州之所以能够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与围绕徐州所展开的重要战争不无关系，这其中就包括徐州

会战和淮海战役。1938年初，徐州会战打响。匈牙利裔美籍战地记者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荷兰纪录片导

演尤里斯·伊文斯（Joris Ivens）获准来到徐州前线。他们

所拍摄的战场影视资料成为研究徐州会战的珍贵档案。

1938年7月，美国新闻摄影师、记者哈利森·福尔曼（Harrison Forman）从上海乘飞机来徐州，此时徐州城

已被日军侵占。哈利森·福尔曼以侵华日军、外国传教士为观察对象，用镜头和文字记录了当时的徐州城市面貌和百姓生存状态。总体来看，哈利森·福尔曼对徐州人民怀有极大的同情，对日军侵华战争予以抨击。他的历史记录也成为日军侵华战争的一个史实证据。

三、徐州与国外交流形成的条件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津浦铁路和陇海铁路的开通，再加上原有的京杭大运河，徐州逐渐成为中国铁路和航运的重要节点城市，将南部的上海、南京和北部的山东、北京等地连接起来。

（一）交通优势

从传教士绘制的徐州地图以及徐州在中国地图中的位置可以看出，传教士们很早就意识到徐州的战略性地位和便捷的交通条件。津浦铁路始建于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后于1912年建成通车，也是当时中国南北的要冲和连接中国南北的干线。而陇海铁路则将徐州与中国西部腹地相连接，最终形成了徐州铁路交通枢纽。此外，京杭大运河贯穿中国南北各经济政治重镇，在徐州流域有近200公里，这在促进不同文化在徐州的交汇创造了条件。

（二）徐州的地理和文化特殊性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徐州以南的南京、苏州、上海、浙江以及安徽南部地区都是美国人的传教重地。从中国地理版图来看，徐州位于北京、南京、上海之间，这也是北部和南部省份地区传教士和天主教神职人员频繁经过徐州的原因。

同时，无论从方言区、区域文化还是人口数量、经济发展等方面来看，徐州具有一定的独特性，甚至优势。徐州方言属于北方方言区中原官话，与当时的普通话非常接近。这为传教士进行传教提供了语言便利。再有，徐州文化属于北方文化，且由于历史原因，其在淮海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容易形成以徐州为中心的传教格 局。淮海地区人口众多，社会发展相对落后，这些为开展传教提供了基础。传教士也正是抓住这个特点构建了以徐州为中心的传教格局。

四、当代启示

通过梳理外国人眼中的徐州城市与乡村形象，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军事战略要地之外，徐州更是一个具有人文性和国际性的中外人文交流的重要节点城市。在全球化时代，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徐州正在拓展国际发展版图，而徐州的历史发展进程和国际化路径并不是个案，在我国非省会城市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回溯20世纪上半叶的中外交流史，对于整合城市历史文化和新时期城市精神，寻找中国与外部世界对接的端口，建立历史与现实、城市与国际之间的纽带有着重要意义。本文选择徐州作为案例分析，就是要以史为鉴，思考如何将徐州的地理优势、交通优势转变为中外人文交流优势，打造“一带一路”倡议沿线重要节点城市和我国新时期对外开放区域中心城市。

（本文系2018年徐州市社科基金项目“民国时期的徐州与中西文化交流”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8XSZ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