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比较中阐释中国制度优势的一般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宏伟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以及卓越的治理效能，为中国向世界以学术的方式、理论的方式呈现自己的这些多维面向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实践的支撑。
要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的制度故事”“中国的治理故事”，应该将中国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放在世界背景下，通过比较方式重点揭示中国制度优势的一般性，激发国际受众的共鸣，夯实受众认知的理性基础。之所以要这样做，根本原因在于以下三个基本判断：一、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内容；二、中国的制度优势是在全球化过程中逐渐累积和充分发挥出来的；三、中国的治理效能揭示了后发现代化国家取得发展成功应该遵循的一般规律。
一、中国走出了一条现代化新路
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大国，在开启现代化征程的过程中，面临着多种有中国特色的困难。其中突出的有三个：
首先，“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是中国开始现代化征程所面临的客观困难。有研究显示，印度和中国是相继独立的两个发展中国家，在独立之初，印度的发展基础比中国更好。抛开各种统计指标对比，更应该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长期战争的废墟上建立的，刚成立不久又投入到抗美援朝战争之中。此后，对于战争威胁的忧虑以及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一直牵扯着中国全力投入经济发展的精力、资源乃至思路。
其次，中国是作为先行现代化道路的“反叛者”走上自己道路的，因此必须面对由先行现代化国家主导的不利于自己的国际环境。毛泽东曾经说过，近代以来，中国像
个小学生一样向西方的先生们学习，结果却总是挨打，因此要走自己的道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西方国家封锁，到上世纪50年代苏联撤走援助，再到改革开放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中国发展的不同阶段通过更加多样的方式施加干扰打压，可以说，在每个重要的历史发展节点，中国都会遇到外部干扰和阻力。意识形态对抗、“文明冲突论”、“捍卫民主自由”等说法成为不同时期先行国家掩盖内心对中国崛起忌惮、忧虑乃至不容等复杂情绪的堂皇理由，不断制造对中国的偏见。
最后，中国正在经历着多重变革。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全球化等历史性变革同步在神州大地上展开，相互交织，相互促进，从个体到家庭、社会、国家都在压缩的时间内经历着先行现代化国家数百年的变革历程。变革容易造成社会分化，累积各种矛盾、不断滋生风险、诱发政局动荡，造成社会长期冲突，乃至解体。这条现代化的基本规律在中国有被高度放大的可能，也成为治理中国的最大挑战。
以稳定持续的经济增长及其社会政治结果作为基本标准来衡量各国现代化，中国无疑是成功的。因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得出中国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个世所罕见的奇迹”结论。这两个奇迹，表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在制度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有效回应了后发现代化国家普遍遭遇的五个挑战，走出了一条现代化新路。
一是发展的挑战。现代化的本质就是实现发展。但对于许多后发国家来说，社会长期处于停滞，并受制于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严重约束，很难实现自主的发展，更难以在不断加速的发展过程中把握住科技变革带来的赶超机遇。中国的治理经验表明，不仅要始终把发展作为最大的政治，实现自主发展，更需要把握住发展的机遇，这样才能使自身的资源禀赋转为有利发展的条件，从而打破国际条件的约束。
二是参与的挑战。国家制度无法有效回应参与扩大的挑战，出现政治冲突和动荡是许多国家现代化受挫的重要原因。庞大的人口、多样的区域和快速的社会分化，使得中国治理面临的参与挑战更加严峻。面对扩大的参与诉求，既不能不顾制度建设水平随意回应，更不能简单地使用国家的强制机器，必须在参与诉求与制度建设之间寻找到平衡点。中国的经验在于通过加快制度建设，引导规范有序参与，开辟多层次多领域的协商渠道，具体问题具体解决，避免公众参与政治化。
三是社会团结的挑战。现代化带来了静态社会向动态社会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宗教、民族、区域等原来稳定社会的因素，会借助社会差距的拉大，更深入全面地卷入社会政治生活中，使得附着在这些因素上的身份认同成为凝聚少数群体、撕裂整个社会的重要力量。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曾经遇到宗教矛盾、民族冲突以及地方分裂问题，甚至直接导致整个国家的分裂。中国的经验在于努力塑造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发挥好国家调配资源，建设社会安全网的作用，通过控制社会差距拉大，保护受冲击的群体，以实现社会团结、民族团结。
四是国家信任的挑战。在先行现代化国家中出现的自由主义俨然成了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其倡导的“自由放任”模式也成为发达国家向后发现代化国家展示其成功的原因。这在许多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形成一种矛盾现象：发展的现实最迫切需要发挥国家的合理作用，主流观念里则对国家作用充满质疑。“华盛顿共识”被一些发展中国家奉为圭皋，但产生许多负面后果，就充分说明了这点。中国的经验表明，市场化是改变国家调节经济方式的过程，但不是摧毁国家信任、放弃国家作用的过程。如果没有国家的有效介入、对资本力量的平衡、对市场功能的补充，市场失效带来的后果会更为严重。而保持国家信任，也是协调国家与社会、市场关系的重要条件。
五是治理者的挑战。高质量的官员队伍是实现良好治理的必要条件，但是官员队伍也会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蜕化为既得利益群体，利用职权，干扰经济的正常运行，进而破坏社会公平。因此，腐败成为各国治理之痛，中国也不例外。中国的经验表明，一刻也不能放弃对治理者的严格管理，反腐败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系统工程。治理者必须要有刀刃向内自我革新的决心、勇气和智慧。同时也要不断改进对治理者的激励机制，这样才能有效激
发治理者的能动性。
二、中国的制度优势是全球化背景下释放出来的
中国的制度优势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逐渐释放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改变，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紧密对接，全面改革与全面开放相互推动，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道路。中国的全球化道路具有五个主要特点：
第一，自主的全球化。近代以来的全球化肇源于西方，西方国家具有天然的主导权，其他国家都是被卷入这个过程之中的，因此，在全球化进程中就形成了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的不平衡格局。这种不平衡是全方位的，核心是这些后进国家是否享有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半殖民地历史、加入共产国际的经历以及前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使得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时不刻都把国家的主权独立和保持国家的自主性作为国家建设的基本原则。“中国的领导者懂得历史，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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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不像大多数西方政府”。 坚持主权原则为国家自主性的实现提供了国际法的保证，而自主性则为主权国家提高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提供了制度支持，动员了国内资源。1978年后，随着中国日益全面地加入到全球化进程中，决策者更加强调主权独立和国家自主两个原则，并注重如何在国际关系中提高二者的互补性。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通过建立自己的人权理论，来应对西方国家提出的人权高于主权的观念挑战。人权包括生存权和发展权，而生存权作为基础性权利是在主权国家范围内实现的；其次，在不断引入外国直接投资（FDI）、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同时，更加强调经济决策的自主性和经济体系的相对独立性。中国能够在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和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避免受到重大冲击就说明了经济自主性的意义；最后，在加大对外思想文化交流的同时，更加强调本土文化的挖掘发扬、中国主流文化思想建设以及本国文化产品的国际化，这有利于避免自身文化在西方主导文化的挑战下衰败，并为整个社会摆脱文化思想的“再殖民化”提供了信心和支撑。
第二，渐进的全球化。中国的改革路径被公认为渐进改革，以区别于前苏东国家的“休克疗法”路径。这种渐进性也是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的特点之一。对于中国来说，这种渐进性体现在三个层面：在时间层面上，中国加
入全球进程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渐次完成的。1978年打开国门，1992年实现与全球市场体系的对接，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则是在各个方面全面接轨；在空间层面上，先是特区开放，然后是沿海、沿江、沿边开放，接着是内地逐步开放，实现了从点到线到面的全面开放；在体制层面上，先是经济领域，然后是社会文化领域、政治领域的对外开放，相互学习。这三个层面的逐步完成，既符合中国规模大、内部复杂的特点，也符合全球化由多层次内容组成，并存在不平衡性的客观现实。
第三，可管理的全球化。全球化在现象上体现为物质、资金、信息、人员等的跨边界流动，其推动力除了交通通讯技术的变革外，更主要来自追求超额利润的资本。由于国家与资本的关系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体现形式，所以也形成了不同的应对全球化的模式。中国管理全球化进程的三个原则值得借鉴：首先，将经济全球化与其他领域，尤其是政治领域的全球化区分开来，避免了资本力量壮大而制约甚至控制国家的决策和运行。其次，提高国家管理全球化的能力始终是提升国家能力的重要内容，因此国家在人员、技术、政策、机制和制度等诸多方面不断进行改革，尽快与国际接轨，学习和熟悉国际惯例。最后，借助于国内公民社会处于发展阶段，国家对各种形式的“反全球化运动”进行了限制，保证了经济全球化的有效进行，毕竟经济全球化是目前全球化进程的核心内容。
第四，均衡的全球化。一个国家作为一个实体，有着复杂的内部要素和关系。尽管从形式上，中央政府代表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加入了全球化进程，但是其内部的诸要素、各主体以及各种关系并非同步等量进入全球化的，存在着不平衡性。对于它们来说，世界并不是“平”的。中国通过渐进开放、适度管理，做到了对全球化与国内诸要素互动的有效调控，避免了国内各种主体和关系同步暴露在全球化面前，从而为全球化效应在国内的均衡推进提供了基本前提。在全球化的国内化过程中，中国有三个方面的经验值得研究：一是通过加快工业化，整合国内各个地区的比较优势，并通过产业升级在国内形成“雁阵发展”模式，从而保证了中国制造业持续的竞争力。这对于一个人口大国来说，既提高了国民收入，也增加和稳定了就业；二是通过财政转移、对口支持帮扶以及推进协调发展等方式，不断深化国内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以提高全球化带来的“滴流效应”，保证国家的整体发展；三是通过不断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农民和农业抗击全球化冲击的能力，增强国内稳定的结构性力量。在许多国家加入全球化的过程中，农业和农民往往是“反全球化”的主要力量。中国在提高农民收入、稳定农村社会方面的诸多做法都值得进一步总结。
第五，创新的全球化。全球化也是趋同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强势文化往往成为弱势文化模仿（主动或者被动）的对象，并由此消除掉它们的自主性和多样性。固然，趋同有其合理性，但是在国家层面，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不可能通过照搬其他国家的成功模式实现。在加入全球化进程中，中国一直保持着学习的姿态，对于各种新事物、新知识、新信息、新技术等充满着学习的热情和冲动。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没有孤立的创新，只有“边学边干”的创新。这种学习不仅发生在教育科技生产等领域中，更发生在政府层面上。从中央到地方都把学习外部先进经验、实现自我创新、改善治理作为重要的工作内容。除了“边学边干”式的创新，“试点-推广”式的创新也有利于减少创新成本，提高创新的适用度。这种起源于革命时代的工作方法在改革开放之后被提升到制度化层面。中国的许多重要制度和政策的出台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完成的。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创新方式也发挥了地方政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并在各级政府之间形成了有效竞争，弥补了国家规模大、权力集中的内在缺陷。
将中国的发展道路置于全球化背景下，将其与欧美国家的发展道路、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进行比较，我们能更为清晰地看到其具有的特点以及可能产生的更具有普遍性的启发。
三、认真对待中国制度优势的一般性特点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概括了中国制度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明确了组成制度体系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这些制度都是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建立和完善的，是实现中国之治的基本前提。尽管这些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但是其运行符合现代政治的基本规律，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中国实践。正是由于符合规律性，中国的制度优势才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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