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当编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有了显著增强。这一方面是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不同国家之间文化沟通持续深入产生的累积效应。变化确实很大，但是与我国综合实力提升的幅度相比，这种影响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影响力的增强涉及方方面面，不仅有经济因素，也有文化交流与沟通问题。作为文化交流与沟通的一部分，出版更是责无旁贷。
说到出版，就不能不提到以往我们对出版的认识，那便是我们赋予这个行业的宣传属性。以前赋予的属性在战争年代很适合，在改革开放之前也很有必要。可是在当今这个全球化时代，如果我们仍囿于这样一个属性，并且根据这个属性推进我们的出版“走出去”可能就会有不适应的问题。因为这个属性让我们将眼光牢牢盯在自己的一城一地，这就与在全球化时代不那么合拍了。
美国《洛杉矶时报》2011年7月3日刊发了一篇报道，评论中国电影西行之路为何艰难。其中有一句话说得很坦率：“好莱坞不常作美国电影，好莱坞做具有全球魅力的电影。”我每次去高等院校讲中国出版“走出去”，都把这句话重复一遍。我的意思是我们应该把眼光盯在全球读者身上，这样做可能与全球化时代吻合，文化就很容易走向世界，实现目标更不是很难的事。那么怎么做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呢？在我看来，最简单也最有成效的做法是从编辑观念、意识、思路入手，因为任何出版物无一不是在编辑手中诞生的。离开编辑的辛勤劳动，再好的选题思路也派不上用场。
可以说，编辑的观念、意识、思路一旦与全球化接轨，其打造的产品将会大不一样。那么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全球化时代的编辑呢？我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树立全球观念
观念是指挥官，观念一旦有问题，再好的方法、思路
都只能束之高阁。有一年韩国代理商托我找几本关于以茶叶为主要成分的养生方剂方面的书，我联系了多家出版社，结果多数书籍的内容从茶的起源、种类、分布，到种茶、采茶、加工，再到茶的保健作用，可谓无所不包。这种大而全的书并不适合受众需求。我与一家出版集团的出版事务负责人取得了联系，问她这些书为什么都这么编，对方回答，作者就是这样写的。我问编辑为什么不予以调整呢？对方说，编辑也喜欢这样编书，还说不这样编，就不像书。说了半天，编书全是从作者和编辑角度做的，根本就没考虑读者需求。其实从读者角度设身处地想一想就会发现，除了少数专业人员，这世界上有多少人需要这类大而全的书呢？对多数人而言，只要能解决其所关注的一两个方面足矣。如此背离市场需求的观念是不是需要改一改？其实这样的观念改起来并不难，只要你心里装着读者就行了。我们不妨问一问自己，你会花钱买这样的书吗？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读者意识、市场意识就离你不远了。
说到出版走向世界，树立全球观念是第一要务。具备这样的观念，出版走向世界就有了坚实基础。若想树立这种观念，首先需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眼界问题。俗话说，眼界决定境界。要做到眼界开阔其实并不难，只要经常阅读国际化程度高的书，经常与国际化程度高的人士交流，眼界就会开阔很多。还有一点就是经常去外面走一走。如今出国并不难，有些人经常到国外旅游，如果旅游过程中有意识地开阔一下眼界，尤其是与出版有关的眼界，回来当编辑的起点就会高很多。我前年利用去美国探亲的机会走访了所在城市的书店和图书馆，还特地利用去其他地区旅游的机会感受了世界知名的鲍威尔书店。去机场时，我仔细浏览了机场的书店，令我大开眼界，比如有一种售书手段是，在书上插一张小条，上面写着：“买回去读，读完了拿回来，可以退给你一半书款。”这种销售模式格外适合机场。
二是时代感问题。据我观察，如今国外很多相当专业的书籍都向大众靠拢，这样一来不仅专业读者会购买，大众读者也会喜欢。美国著名教授菲利普·科特勒出版过一本书叫《营销法则》。我从网上找出两个版本的封面，一个上面是一包开心果，而且是开了封的，另一个封面上是一管打开的牙膏。我不知设计师是出于何种考虑，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样的封面更讨人喜欢。不仅如此，美国有些书往往能卖好多年，因为他们每隔几年就换一次封面，至于内文是否更新我没读过，无从知晓，但更换封面显然是为了与时俱进。
三是需求问题。眼界开阔之后，研究需求就有了基础。在需求这个问题上中国人和外国人有许多共同点，我们都有父母兄弟姐妹，都有七情六欲，都有人格、态度、观点、看法。一说到这些方面，有些人就说太老套了，但事实上，与读者相关的东西通常都是老生常谈。外国出版人孜孜以求的就是在熟悉的领域耕耘出自己的一片天地，也就是通过受众熟悉的题材去阐明自己的审美观和价值观。这样做一方面免去很多知识普及工作，另一方面也容易吸引受众注意，是地道的市场做派。美国电影导演昆汀·塔伦蒂诺说得更直白：“这世界上百分之八十的故事都已经拍过了，我们这代人要用新方法去拍老故事。”英国有一本名著叫《简·爱》，光是电影就拍了四个版本，可是每个版本有每个版本对主人公、对故事主题的解读，也就是有自己的审美观与价值观。
服务全球读者
说到需求，有一点必须讲清楚，那就是编辑们一定要寻求与世界读者之间存在的共同点，找到共同点，大家才有共同语言，才可能比出优劣。人民日报社原社长杨振武对此有过这样的论述：“在选择中国故事时，更加注重人类共通的经验与思维，遵循共同的价值和情感，寻找文化的共性，激发人性的共鸣。”很明显，没有这么几个共通、共同、共性与共鸣，我们拿什么与人家对话呢？与人家对话尚且不行，何谈使人家接受我们的观点与看法？
当然，有了共同点还不够，还要在选材、表达、形式、包装等所有方面下功夫，尽力为读者着想，为读者服务。荷兰人高罗佩撰写的《大唐狄公案》就是一个成功案例，我每隔一段时间就要阅读一遍，以此强化我的全球化意识。这本小说由十几个故事组成，汉译本出版后，不少以狄仁
杰为主人公的影视作品相继问世，而且大有越出越多的趋势。其实，我国早在清代就有一本介绍狄仁杰断案的小说，名叫《狄公案》。可是这本小说有多少人知道？又有多少人读过呢？反正我是没读过。高罗佩之所以要自己撰写一本《大唐狄公案》，就是因为我们那本《狄公案》从选材到编排不适合西方人阅读。高罗佩是西方人，加上了解中国文化，写出来的书自然适合西方人的阅读方式和习惯。
书这样去编、编成这个样子才会让国际读者接受、喜欢、直至满意，当然出书不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是为了让更多的世界读者了解我们的文化，进而从中吸收能给他们带来独家利益的东西。一旦读者觉得能给他们带来实际利益，我们的出版物也就自然走进了世界。
仅仅让我们的书符合世界读者需求还不够，其他方面的配套措施也要跟得上才行。比如当某位外国读者要从我们的出版机构购书时，我们要思考读者的需求问题能解决吗？线上购书体验是不是很好？国内有些网店做得不错，不过那只是针对国内读者，针对国际读者又做得怎么样？不久前，我女儿在京东商城给我在美国的外孙买了几本书，虽然最终送到了美国，可是问题依然不少。
国际化并不是一家出版机构的事情，需要多方面配合才成。当然这并不是编辑的职责，可是作为编辑也要想一想自己的书若是被国外读者购买会不会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出版社能不能开展国际直销业务？如何开展？运费如何解决？全由读者承担吗？所以我觉得，配套措施一定要跟得上。一步走不好，其他步骤再稳当，也没用，整个过程还是完成不了。
开辟全球渠道
前面讲的观念与服务问题最终都要归结到第三个问题，即出版销售渠道。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前面两个问题即便解决得很圆满，也不见得能收到良好效果。
有的编辑说，开辟全球渠道，那是发行和领导的事情，与自己无关，但在全球化时代可没那么简单。如果你对那些看上去与你无关、实际上与你关系密切的事情无动于衷，你的工作照样还是做不好。
首先要与版权代理商建立牢不可破的关系。美国《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称，美国有一年只有一万五千分之一的书是通过投稿出版的，也就是说在美国投稿的入选率很低。其实不光是美国的出版商，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很多
出版商亦是如此。不接受投稿，出版商的选题从哪儿来？主要是从版权代理商那里来，还有一小部分是从老作者那里来，即以前有过合作的作者。
如果你经常参加境外国际书展就会发现，很少有外国知名出版商的编辑参加书展，相反，参加书展的都是负责销售版权的版权经理。如果在书展上很难见到编辑，就只好与代理商打交道。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要这样去做。与代理商的关系密切了，你的渠道就多了很多——要知道西方国家的代理商可是神通广大的。与代理商建立稳固关
系的关键是要有业务。有了业务，就有了连接双方的纽带。如果关系维护得好，不仅关系不会断，还会产生很多意想不到的结果。比如，代理商将他不需要的客户介绍给你，或者主动在其国家推广你的品牌，等等，这对于你和你的书走向世界一定是大有帮助的。
其次是版权引进问题。在我们的一些出版机构中，通常是由编辑直接与境外出版商或者版权代理商交涉购买版权事宜。如果顺利，就可以签约，最终将引进的书出版。然而，花一大笔钱，不应该就只为干这么一件事，如果编辑具有全球意识，就会与版权持有人进一步沟通，让对方帮助我们的出版物走向国际。就算对方暂时没有这样的动力，向更多同行引荐我们应该是不太过分的要求。
最后一点就是品牌问题。大型知名出版商并不是靠广告手段或由推销员一本一本地推销来营销图书。有个越南出版商引进了一本世界畅销书。我问他们为什么要花大价钱引进，对方说英国的企鹅出版公司引进了。这便是品牌的威力。英国有一家出版公司从亚洲引进了一本书，不仅引进了版权，还购买了全球代理权。结果据说没用半年，版权销售得到的收入就远远超过购买版权和代理权的支出费用。到了这个时候，即便购买的版权不再付诸出版，也不会给这家出版社造成经济亏损——不过不遵守合同，会让名声受损，这应该另当别论。
可以这样说，品牌美誉度一旦达到了极高的程度，那就是标准。标准意味着人家向你看齐，而不是你向人家看齐。这样一来，你就占据了主动。到那时，在一般人看来很多难以做到的事情，对品牌美誉度高的人来讲，常常是易如反掌。但这样的品牌效应要靠我们每一位编辑——当然也包括出版机构中的其他人员，全身心地发展、维护。
以上谈的三个问题都是由我多年的体会形成的。如果编辑们，当然也包括决策者在这三个问题上达成共识，按世界通行规律去做与之相关的每一件事，中国出版走向世界并不是很难，届时我们一定会拥有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级编辑、一批符合全球化时代要求的世界级编辑。如果上面这个愿景得以实现，我们就有望取得令世界瞩目的出版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