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冷战”条件下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选择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并没有使世界各国更紧密地团结起来，更有效地共同抗击威胁全人类的病毒。在这个全人类本该团结协作的时刻，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却向中国发起了“新冷战”。“新冷战”是美国发动，部分西方国家追随的，从贸易、金融、科技、地缘政治到意识形态全方位的，旨在遏制中国发展的国际运动。这场“新冷战”的到来，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大倒退，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将会对国际社会的福祉造成极大的损害，同时，不以中国的意志为转移，造成了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最为恶化的国际环境，对中国文化走出去形成严峻的挑战。
一、“新冷战”条件下的国际环境
1.美国把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strategic
adversary），形成了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军事全方位
遏制中国的系统的冷战策略
虽然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样的政治文件里没有明说战略竞争对手就是敌人，但在美国的许多主流媒体上和政治人物的讲话中，对中国却经常使用“敌人”
（enemy或foe）这样的词。美国前总统彭斯（Pence）在
被称为“新冷战铁幕演讲”的讲话中，从南海问题、台湾问题，再到中国的海外投资问题，指责中国破坏美国的民主制度，包罗万象，全方位对中国进行持续的妖魔化。特朗普总统的经济顾问纳瓦罗在他的《致命中国》（Death
By China）一书中，也对中国进行了全面抹黑。《致命中国》全书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讲中国的黑心产品，第二部分论述美中贸易，指责中国摧毁了美国的工作机会，第三部分说中国扩充军力及新增间谍活动形成了对美国的威胁，第四部分对中国的政治制度进行了批判，第五部分呼吁付诸行动来在中国世纪存续。中国学者在谈
到《致命中国》的时候，往往只看重该书的第二部分，也就是论述美中贸易关系的部分。实际上，该书是从政治制度、军事扩张、工业生产和社会文化一体化的视角进行美中关系探讨的。特朗普总统的前战略顾问班农更是从中美两国大国竞争的角度来强调美国必须立刻全面遏制中国的理由。班农在接受《美国 望》记者采访时说：“我们正在与中国进行经济战，我们两国中的一个将成为未来
25至30年的霸主。而如果我们陷入其中，他们将成为霸主。”“对我来说，与中国的经济战就是一切，美国必须专注于此。”他称，如果美国在这场“经济战”中继续失利的话，“那么5年后，最多10年后，我们就将面对一个无法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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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的转折点”。
2.意识形态对立在新冷战中占有突出位置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国际秩序是指国家依据国际规范采取非暴力方式解决冲突的状态，其构成要素为国际主流价值观、国际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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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际制度安排。
冷战结束后，国际秩序的基本特征是西方价值观、西方制定的国际规范和国际制度均居于主导地位。一般而言，西方人称这一秩序为自由国际主义秩序。自由国际主义的要素是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政治）、多边主义（外交），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和美元主导（经济），美国的军事霸权地位、盟国网络及其用武力维护这一秩序的决心（军事），威尔逊主义及其哲学基础西方自由主义（思想）。芝加哥大学米尔斯海默教授认为，国际秩序的目的是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民主、促进经济开放并把越来越多
③的国家整合到这一秩序当中来。 在这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之下，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成为唯一具有合法性的社会制度，其他的国家治理形式都被西方视为不自由、不
民主、专制甚至邪恶的制度，都是要被消灭的。
美国在二战之后一直以“推广民主”作为其外交政策的核心，曾经以改变政权的方式在一些国家推广民主。结果不仅没有推广民主，反而给这些国家带来了灾难。虽然“专制国家是邪恶的，必然崩溃；某某国家是专制国家，
必然很快崩溃”这种推论早已遭到许多西方有识之士的唾弃，但时至今日，西方国家一些政治人物和学术精英，仍然不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实际，而仅仅从概念出发来判断中国，得出一些错误甚至荒谬的结论。
近段时间以来，以共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为纽带，美国发动的“新冷战”得到了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和印度等国家的追随，形成了新的反华联盟雏形。
3.美国为了遏制中国，不惜付出沉重代价，表现出不惜血本的决心
经济全球化实现了全球范围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链的融合，促进了经济增长和贸易发展。高度全球化的产业链，使得企业能够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并及时地将产品投入市场。产业链分布的广度可以使一件产品的不同零部件来源于许多国家。全球化促进了世界繁荣。经济增长有助于大幅度减少贫困。在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肯尼亚、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和南非，穷人逐渐被转化为劳动力和生产力，人类历史上从未像21世纪初这样，更多人脱贫和致富的速度变得更快。这对整个世界都是好事，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跨国集团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畅通无阻，凭借雄厚的资本实力、领先的技术水平、先进的管理经验、多样化的营销手段以及制定游戏规则的先发优势，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了垄断性的市场地位和丰厚甚至超额的利润。
除此之外，全球化展现出一些副作用，比如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主权”受到了挑战：工厂外迁造成个别发达国家内部的制造业空心化，原来的制造业基地经济下滑，民生衰退。然而，为了遏制中国、让制造业重回美国而采取“逆全球化”战略，就会隔断全球供应链，对美国企业造成极大损失。给中国产品增加高额关税，也会相应增加美国消费者的额外支出和负担。美国的芯片生产企业如高通、思科等，其产品的主要买主是华为和中兴，美国政府决定对华为“断供”芯片，让这些企业至少损失30%的利润。英国阻止华为之后，直接损失至少217亿英镑，而且会使英国的5G网络建设落后世界领先水平。即使如此，英美都要阻止华为，仍然要遏制中国，由此可见其背水一战的决心。
和具体的经济利益相比，从最根本上讲，美国更看重原则和价值。为了捍卫原则，宁可牺牲具体的经济利益。亨利·基辛格先生曾写道：“外交政策的任务与其说是追求特定的美国利益，不如说是培养共同原则。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将成为欧洲设计的秩序不可或缺的捍卫者，……因为美国的未来植根于通过传播民主原则而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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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和平之中。” 目前，美国为了发动遏制中国的“新冷战”，宁可牺牲掉其国内民众的一些经济利益，宁可舍弃全球化带来的诸多好处，也要坚决发动“新冷战”。不明白这一点，只从经济利益的角度去评估，只从善良的愿望出发，我们就无法理解美国目前的对华政策。
4.在文化和传播领域，美国动用国家机器，对中国进行全面围追堵截
2017年12月，由美国国会资助的国家民主基金会出台的《锐实力——日益上升的专制影响》报告对中国文化交流项目进行了全方位歪曲化解读，卢比奥等参议员在看到这份报告后受到触动，认为中国的对外文化活动特别是媒体活动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美国乃至世界的安全，进而引发了美国对中国文化走出去项目展开的一系列围追堵截。
2018年1月，卢比奥等参议员向司法部提交了请求把中国CGTN和新华社登记为外国代理人的信函后，12月份，美国政府正式要求中国驻美机构注册为“外国代理人”。“外国代理人”即等同于中国政府的一部分。随后，事件进一步升级。2020年1月，美国政府将新华社、CGTN、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人民日报》五家媒体海外版美国发行机构列为“外国使团”，不承认其新闻媒体性质。紧接着，2020年3月，美国直接宣布驱逐60余名中国记者。
美国不仅禁止中国的主流媒体在美的正常业务，而且对中国的民营科技和传媒企业也进行审查。2019年10月10日，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向美国财政部“打报告”，要求对TikTok母公司字节跳动两年前的
Musical.ly收购案进行审查。近年来，在中美两国围绕贸易和技术转让问题上日趋剑拔弩张之际，TikTok突破一些发展障碍，在美国青少年中越来越受欢迎。数据显示， TikTok目前在美国的月活跃用户数为2650万人，其中
60%为16岁到24岁，但壮大的中国科技公司似乎极容易触动美国政界的敏感神经。
最近，中印摩擦不断，印度以安全为由，集体下架59款热门中国APP。包括最知名的TikTok、微信、QQ音乐等。据了解，仅TikTok在印度的用户就有2亿人，活跃用户超过1亿人，受到影响的还有HELO、likee这样的社交媒体平台，以及视频聊天应用Bigo Live。
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新选择
针对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文化走出去必须直面现实，做出新的战略调整。1.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作为文化走出去的灵魂
习近平主席指出，在文化上，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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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世界的文学。” 文化交往通常是指不同的文化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人群中的交流而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文化彼此之间相互冲突、相互适应、相互学习、相互促进，从而克服了彼此固有的不足，汲取了彼此的精华，共同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
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人类历史上的许多战争都是由“文明的冲突”引起的，带来了深重灾难。1993年夏季号《外交》（Foreign Affairs）季刊发表哈佛大学著名教授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一文，并引起学术界广泛而激烈的争鸣。1996年，亨廷顿出版了《文明冲突和世界秩序重建》一
书，系统地提出了他的“文明冲突论”。当今世界，“文明冲突论”仍然有一定影响。2019年5月，现任美国国务院
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的斯金纳提出，中美贸易战是“文明的冲突”，说当今的中国比当初的苏联更可怕，因为“对华文明冲突论”是对非西方国家的冲突，是对“高加索” （Caucasian）以外的人种的冲突。这种说法的种族主义
色彩很浓，受到了广泛的批评。相比而言，我国学者费孝通先生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设想则更加包容。每一种文明都是美的结晶，都彰显着创造之美。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相通的。
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文明优越论往往和种族优越论联系在一起。20世纪30年代，德国希特勒及其纳粹党人宣扬雅利安人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种，日耳曼民族是上帝的“选民”，是最优秀的民族，应当做世界的统治者。这是种族优越论的典型代表。文明优越论还常常与制度优越论联系在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就以“推广民主”为核心。各个民族应该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傲慢和偏见，加深对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异性的认知，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中国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和全人类的进步贡献了智慧和思想。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领导人提出并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符合人类发展大趋势。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特聘讲座教授、亚洲和全球化研究所所长黄靖指出，中国在全球化遭遇阻力和挑战时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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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势在必行之举，符合全球化发展潮流的倡导。2.注重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文化交流和文化贸易“丝绸之路”自古以来就是沟通中西交流的要道，把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与西方文明链接起来，在古代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提出至今，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在全球化4.0进程中作出了突出的中国贡献。特别是在今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国与其他国家共建的“一带一路”的高质量成果，展现出强烈的示范效应，多个基础设施和民生项目为许多国家抗疫发挥了积极作用，并将对今后的复工复产、经济可持续增长发挥重要作用，切实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中华民族不懈奋斗，努力创新的优良品质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让中华文化愈发吸引全世界的目光。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进而带来了以中国图书、电影、动漫、网络游戏等文化产品的大规模需求，成为我国的文化产品出口的强劲动力。借助“一带一路”契机推动文化走出去，与沿线国家开展文化合作交流，有助于增进共识、互相包容、化解分歧，从而促进国家间的经济合作进一步深入。为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明互鉴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