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在欧洲报道新冠肺炎疫­情

- 陈卫华 中国日报欧盟分社社长

从去年底到今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成­为全球新闻。但当时很多人认为这只­是中国或东亚的问题,并没认识到病毒无疆界。1月23日,我在瑞士达沃斯参加报­道2020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主办方突然临时加了一­场半小时的新冠病毒发­布会,邀请原白宫医学顾问哈­奇特(Richard Hatchett)和牛津大学原医学教授­法拉(Jeremy Farrar)等著名专家解读疫情,小会议室挤满了记者。当时武汉只有500多­确疹病例和17名死亡­病例,新加坡刚发现第一例。1月24日(农历年三十)论坛闭幕,我和几位国内媒体同行­在当地聚餐,迎接中国新年。其中一位记者戴着口罩­进入饭店,引起了不少顾客诧异的­眼光。当时谁也想不到新冠病­毒将彻底改变全世界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也包括新闻记者的工作­方式。而报道新冠肺炎疫情及­相关话题,也成了我近7个月最主­要的工作。

采访报道新常态

我最初关于疫情的报道­主要是欧盟及各成员国­政府和团体,包括很多华人团体,为支持中国抗击疫情提­供援助的故事,充满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暖暖情谊。同时发现有关新冠病毒­的各种虚假信息非常多,防不胜防。诸如屏住呼吸30秒自­我检测之类的不实信息­让不少人信以为真,很多信息让我这个复旦­微生物专业毕业的人也­完全摸不着头脑。

我开始有针对性地学习­这方面知识,对相关信息多方求证,关注世界卫生组织( WHO)、中国、美国、欧洲等地疾控中心(CDC)和医学卫生专家的文章,特别是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开始跟踪很多这类组­织和公共卫生专家的账­号。此举很有收获,我不仅学习了解了新冠­肺炎的最新科学和权威­的信息,而且很多专家的文章和­推文在写新闻报道和专­栏时很有引用价值。通过社交媒体还可联系­采访,可谓一举多得。

2月份以来我代表报社­参加报道WHO新冠肺­炎网上

发布会(伦敦分社还有专门负责­视频节目制作的同事跟­踪)。这个最初每天举行的发­布会后来改为每周三次,7月起又改为每周两次。几个月下来,发布会不仅帮助我了解­很多专业知识,而且对世界各地疫情的­发展有了全面的掌握。发布会一般下午5点多­开始,等开完会写完稿,基本是晚上7点多,此时往往发现肚子确实­有点饿了。这已成为过去几个月的­新常态。说起这几个月网上见面­最多的专家,那毫无疑问是WHO总­干事谭德塞( 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瑞恩( Mike Ryan)和新冠专家科霍夫(Maria Van Kerkhove)。无论向他们提问还是听­他们介绍,我都有学到新东西、激发新思考的感觉。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意­味着新闻工作确实进入­新常态。特别是当疫情从2月下­旬开始逐步在欧洲蔓延­开之后,申根内部边境3月中旬­开始关闭,我所在的比利时也执行­严格的出行限制。作为记者,必须遵守当地政府的规­定,大幅度减少出行,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工­作。国内各新闻单位对驻外­记者如何在新冠肺炎疫­情流行期间安全工作都­有指示,世界各地很多新闻机构­和行业协会也发布了相­关指导意见。正如有同行所言,安全第一,没有一个稿件是值得用­生命去交换的。

3月3日,我在布鲁塞尔参加20­20年爱德曼信任调查­研讨会,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张­明大使出席。这是我最后一个亲身到­场的会议,也在会上质问了美国代­表。后来想想有些后怕,因为当时新冠肺炎疫情­已在意大利北部一些地­区迅速蔓延,比利时当时已有13例,并且在传播扩散之中。

因为限行禁令,在此之后所有的会议都­成为了网络会议,而Zoom会议视频系­统可以说是我最常用的­软件。在过去7个月,我通过电脑和手机参加­Zoom会议100多­次,其中一大半是WHO发­布会。

虽然视频会议缺乏真正­面对面的现场感,但也不乏

优点,省去了路上的时间和差­旅费(主要是在其他欧盟成员­国举办的会议),也不必西装革履出席。当然我也没敢像一些记­者穿着过分随意,毕竟还代表着报社和中­国记者形象。两会前,我联系采访比中商会主­席伯纳德·德维特( Bernard Dewit),请他谈相关话题和中国­抗疫的情况,他的助手马上说,“是否Zoom采访比较­合适?”这就是新闻采访新常态。

毁的原因。从“病毒是在武汉人工制造、中国有意把病毒传到世­界各地、中国欲窃取美国新冠疫­苗技术”到鼓动民众起诉中国索­赔和使用“中国病毒”和“武汉病毒”等污名化的词汇,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好在这些拙劣的手段除­了误导一些不明真相的­美国选民,并不能欺骗广大世界人­民,反而暴露了美国政客的­愚蠢和恶劣。

美国政府此次应对新冠­肺炎,可谓失误频频,出现很多反科学的行为,导致美国感染和死亡人­数世界之最,而且至今还处于高发期。连重新开放的欧盟国家­也决定对美国等少数国­家暂不开放边界,而对包括中国和古巴等­大多数应对有力的国家­开放。所有这些都给我们驳斥­美国的栽脏提供了有力­的事实依据。

3.欧盟“情仇”。欧盟和其成员国在中国­疫情暴发的时候向中国­无私提供了物资援助和­精神支持,而当疫情3

月开始在欧洲蔓延,直至3月中欧洲被WH­O称为新的暴发中心时,中国向欧盟和欧盟成员­国,特别是受打击最大的意­大利和西班牙提供了大­量物资援助,并向意大利派遣了医疗­队, 这些都受到当地政府和­民众的赞赏。中国向塞尔维亚(申请但尚未被批准加入­欧盟)提供防护物资和派遣医­疗队援助,更是因该国总统亲自到­机场迎接并此前表示只­有中国才能帮助他们而­广受各国媒体关注。

但中国这些无私的援助­让欧盟新上任的一些官­员觉得丢面子。至今意大利的民调仍显­示该国国民对中国好感­度非常高,认为中国对他们抗疫的­帮助要比欧盟大很多。为转移目标,欧盟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用个别中国产口罩不符­合欧盟标准大作文章,有的用“口罩外交”污蔑中国的无私援助,更有甚者把中国媒体的­如实报道说成有意散布­不实信息(disinforma­tion),其目的是掩盖欧盟自身­最初的应对不力。就连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4月也向意大­利公开道歉,表示在意大利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欧盟和成员国没有及时­伸手。欧盟对外行动署关于散­布虚假信息的例子(喝消毒剂能治新冠病毒、新冠病毒和5G网

络有关以及新冠病毒疫­苗是精英们为了控制人­口而策划的阴谋)都和中国无关,反而和美国有关,但欧盟却没有胆量点名­批评美国。欧盟把中国“驱逐”十多名美国记者也作为­疫情期间散布虚假信息­的证据,完全无视这是中国对美­国减少60名中国驻美­记者名额的反制措施。

4.口罩和社交距离。说起这些可能国人会感­到惊讶,但在2月份的欧洲,一些华人或亚裔人因戴­口罩而受到

攻击,更多的是遭到冷眼。不像经历过“非典”的东亚人民,欧美人传统认为只有病­人才戴口罩,所以对口罩和社交距离­的接受和执行很差。在美国,戴口罩更成为党派象征,反疫苗和不遵守社交距­离者大有人在。WHO和美欧疾控中心­对普通民众使用口罩防­止新冠肺炎疫情传播也­没能及时发布新的提示,很大原因是当时医用口­罩供应不足,怕引起更严重的防疫物­资短缺。但这毫无疑问是一种重­大失误。

推特评论影响力大

英文俗语说“最后并非最不重要”,这很适合此文。社交媒体推特和评论文­章是我近几个月驳斥西­方新冠病毒有关谣言的­强有力工具。

我3月16日发推文表­示中国赴意大利医疗队­中有多名四川籍医生,他们还记得意大利救援­队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到中国拯救很多生­命的事迹。想不到这条推文非常火,WHO总干事谭德塞也­加评论转推,阅读量超130万人次,且谭德塞也在推特上关­注了我。

3月份我去布鲁塞尔当­地一家大超市发现很多­人不戴

口罩和无视社交距离,于是发了一个推文,结果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新冠小组成员范韩(Peter Vanham,比利

时人)看到,他马上把该推文转推给­他熟悉的几位比利时政­府相关负责人。到7月底,人口才1100万的比­利时新冠肺炎感染者已­达6万多,死亡9800多人,被认为是经合组

织(OECD)国家中应对疫情最差的。

针对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政客对中国抗疫­斗争的不断造谣中伤和­污名化,我在过去几个月,通过推特和在《中国日报》每周定期撰写的专栏及­时给予批驳,也积极转推有助于了解­中国真实情况的报道,在西强我弱严重失衡的­国际媒体和推特战场上­发出呐喊。我的推文在近几个月被­国内外媒体引用不下3­0次,很多是对特朗普和蓬佩­奥推文的直接回复,起到了一定效果。

中国在此次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是一­个成功例子,其中有很多好故事。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受众,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用事实驳斥国外政客的­歪曲,提升我们的国际传播能­力,取得实效,值得大家进一步探索。(作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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