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时期非洲法语主流媒体涉华报道研究
——以塞内加尔为例
2020年2月14日，非洲发现第一例新冠肺炎病例。截至6月28日，非洲累计确诊病例近36万例，且保持着增长势头。疫情给中非合作以及中国在非形象带来较大挑战。非洲媒体涉华报道是了解非洲国家对中国认知的重要窗口。中国学界关于非洲涉华舆情的研究目前规模较小，关注范围也主要集中于部分英文媒体。
本文选择塞内加尔主流媒体进行观察，有四个原因：一是由于地理和历史等因素，塞内加尔是西非地区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在非洲区域合作、文学艺术、国际交流等方面展现出开放的国家品格，其政治与文化影响力不容忽视。二是塞内加尔于2016年与中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首个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的西非国家。2020年6月，塞内加尔作为中非合作论坛共同主席国，是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的倡议国之一。三是塞内加尔与法国及欧洲保持着紧密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在中欧非多边对话中能够扮演积极角色。四是塞内加尔官方语言为法语，对法语媒体的观察有助于全面掌握非洲舆情。
通过塞内加尔主流媒体涉华报道分析，本文拟探讨以下问题：中国政府和企业以实际行动与非洲携手抗疫，共建中非命运共同体，非洲舆论是否认可中国的联合抗疫行动与对塞援助？新冠肺炎疫情如何影响中非关系？非洲媒体如何看待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中国推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否在非得到有效传播与认同？
一、研究对象与数据分析
（一）研究对象选取
本文以塞内加尔三大主流媒体为研究对象：《太阳报》(Le Soleil)、《南方日报》(Sud Quotidien)及《晨报》
（Walfadjri），均为法语媒体。其中，《太阳报》是官方日
报，是该国印数最多和引用率最高的报纸之一，日发行量为30000份。《南方日报》和《晨报》都是私营报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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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量分别为20000份和12000份。
②
笔者在道琼斯Factiva专业数据库中选取以上三份报纸的纸质版为数据来源，以报刊正文中必须包含“Chine” （中国）和“coronavirus”(冠状病毒)为搜索条件，时间跨度从2020年1月23日到5月31日，共获取样本218篇。人工去除重复和无关报道后，最终获得有效样本132篇，其中，68篇文章源于《太阳报》，42篇源于《南方日报》，其余22篇来自《晨报》。
从时间轴看，塞主流媒体从1月底开始关注中国新冠肺炎疫情，1月23日出现了第一批相关报道。此后，塞内加尔对中国疫情状况的关注日益上升，1月有8篇相关报道，2月增加至23篇，对中国疫情的关注度在3月塞内加尔出现疫情后达到高峰，共有48篇报道。4月关注度略有回落，原因应是中国疫情已有所好转。5月关注度继续回落。
（二）数据分析
笔者首先使用了法国跨学科社会科学和创新实验室（Laboratoire Interdisciplinaire Sciences Innovations
Sociétés）建立的Cortext线上数字平台， 借助于该平台
③的文本情感分析、词频分析和关联网络分析三大功能，对文本进行初步分析。
1.文本情感分析Cortext平台针对法语文本提供的情感分析功能是由基于python语言的文本处理库Textblob实现的。该平台情感分析方法主要有两类：一是基于词典的方法，即通过制定一系列情感词典和规则，对文本进行拆句、分析及匹配词典（一般有词性分析和句法依存分析），计算出情感值作为文本情感倾向判断的依据；二是基于机器学习的方法，将情感分析作为一个有监督的分类问题来进行处理。研究者对相关文本进行人工标注，然后进行有监督的机器学习过程，并对测试数据用模型来预测结果。在情感极性的判断方面，计算机将目标情感分为三类：正、中、负。这一算法用-10（非常负面）到10（非常正面）来衡量文章的感情色彩，以0（事实类报道）到10（观点类报道）来划分文章的主观性。
笔者使用Cortext平台对132篇文本进行处理的结果是：有3篇积极程度为2的报道，37篇积极程度为1的报道和92篇中性报道（0），无负面报道。平台认定5篇为事实陈述类报道，其他127篇报道为观点类报道，分级由1到7不等。
2.词频分析和关联网络分析
笔者先使用Cortext平台上的词语抓取功能，对132篇报道全文中出现超过3次的非单音节词词组进行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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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并限制词组长度上限为5个单词， 提取出出现频率最高的50个词组，再对其中无意义的词组进行人工删除并合并同义词组，最终得到41个词组。
为进一步探究三份报纸的关注点是否有区别，笔者使用该平台中的网络分析算法，将频繁出现的词组与报道来源进行关联网络分析（Network analysis）。
从所得结果中看出，与《太阳报》最相关的词有： “张迅”（Zhang Xun，时任中国驻塞内加尔大使）、“中国政府”（ gouvernement chinois）、“中国在塞内加尔”(Chine au Sénégal)、“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等。可见，在疫情背景下，作为官方大报的《太阳报》最为关注中国和塞内加尔两国政府间的交流，并跟随世界卫生组织的动向。两家私营大报则表现出更为关注经济问题和公民保护问题的倾向。与《南方日报》最相关的词有“对外公共债券”（dette publique extérieur）、“非洲法郎”（franc CFA），可以初步判断该报在疫情期间对中国的报道主要集中在经济方面，探讨中国减免非洲债务的可能性；与《晨报》最相关的词则有“中国人民”( peuple chinois)、“中国共产党”（Parti communiste chinois）、“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欧盟”（Union européen）等，可以判断出
该报刊更倾向于从中美关系及全球层面关注疫情带来的影响。另外，两家私营日报都与“卫生和社会行动部长” （ministre de la Santé et de l’Action sociale）及“国
家元首”（Chef de l’État）相关，说明两家报纸也十分关
注塞内加尔国内抗疫。
二、塞内加尔涉华疫情报道中的中国形象
根据Cortext文本情感分析的算法，对象文本中不包
含负面报道，但考虑到算法结论与实际情感之间可能存在误差，笔者对文本进行了详细阅读，并以Cortext平台分析结果为基础，从报道议题、重要信源、话语表达等不同方面对文本进行深度解读。阅读中发现，《晨报》和《南方
日报》在4月份发表了数篇以批评和警惕为主要情感色彩的文章，内容涉及在华塞内加尔人的处境，但相关不实信息随后在其他报道中得到了纠正。除此以外，阅读得出的结论与算法结论接近，即塞内加尔主流媒体在疫情期间涉华报道整体上客观正面。
首先，从议题设置上看，“中国病毒论”“中国起源论”“中国脱责论”等并未进入塞内加尔三大报这一时期的报道。媒体对报道主题的选择影响着公众对相应问题的重视程度，承载着议事日程的功能。传统媒体和主流媒体在议程设置方面往往比社交媒体具有更高的权威性。塞内加尔三大报并未紧跟西方部分媒体和人士污名化中国的步伐，发挥了较好的舆论引导作用。疫情初期，《太阳报》的报道曾对新型冠状病毒进行科普，强调塞内加尔预警应对病毒，并表示喜爱握手、重视礼仪问候的塞内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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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人可能因为病毒不得不改变问候方式。 西非地区是疟疾等流行性疾病高发的地区，当地人有较强的应对流行病的意识，因此其对疫情的解读显得较为客观。
针对非洲出现的“中国歧视论”，塞主流媒体报道了塞在华留学生的真实境况，澄清了误解。疫情初期，塞内加尔各方人士尤其关注在武汉的13名塞内加尔大学生的
健康和安全，萨勒总统不撤侨的声明也曾在塞国内引起争议。2月4日，萨勒总统表示会与中国政府一同尽最大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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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在武汉的塞内加尔侨民。 2月6日，《南方日报》刊登
了塞负责侨民事务的官员莫伊斯·迪甘纳·萨尔（Moise Diégane Sarr）在塞内加尔南方电台（Sud FM）的讲话，
他表示在武汉的13位塞留学生并未受到歧视，相反，中国政府和塞内加尔驻华大使馆非常关心他们，每日有专人跟踪他们的健康状况，塞内加尔驻华使馆还为他们提供了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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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和资金支持。
其次，从信源角度看，三大报给予了塞方和中方观点引领者较大的言论发布空间。主流媒体往往通过使用权威信源，来引领舆论。权威信源往往具象为观点引领者，所谓观点引领者，即提供信息源或观点的权威人物。疫情时期，塞内加尔主流媒体的报道中几位出现频次较高的人物主要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任驻塞大使张迅以及塞内加尔总统萨勒及政府政党人士等，在议题设置、观点引导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太阳报》的官媒身份，其报道中出现最多的政要为塞内加尔总统萨勒，同时，《太阳报》的话语还主要集中在塞内加尔抗疫措施和非洲减债问题上。在前一个议题上，中国常作为参考和合作对象出现。萨勒总统强调，塞内加尔和非洲基于自身经历在应对机制和疾病管理机制方面有一定成就，但不能放松警惕。在后一个议题上，萨勒总统将中国视为非洲重要的合作对话伙伴，并表示他作为中非合作论坛现任联合主席，“将与习近平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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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中国加强对非支持的问题”， 表现出对中方支持的期待。
《晨报》会发表一些小党派的言论，其中也可以看到
拥有话语权的非洲人士对中国抗疫措施的肯定。比如雄狮中间派党团（Bloc des centristes Gaïndé） 主席让-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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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迪亚斯（Jean- Paul Dias）在质疑现任政府抗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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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时提到，“中国政府是负责任的政府”。
通过塞内加尔媒体，习近平主席和张迅大使发挥着信息提供和善意传达的重要作用。2月，《太阳报》报道习近平主席对萨勒总统致新年贺信，感谢其对中国人民的支持，并表达他对中塞双边关系的展望、对中塞“好朋友”“好伙伴”关系的定位以及“把双边关系再提升到新高度”的愿景。123月，《太阳报》还就习近平主席前往武汉慰问群众并呼吁继续努力抗疫一事发表了较长篇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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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在中美关系紧张和特朗普威胁向世卫组织停止支付会费后，该报又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增加新冠肺炎病毒疫苗研制投入的表态，以及他关于中国坚持负责任的态度与世卫组织和其他国家及时交流信息的阐述等。
作为与塞内加尔政府和百姓的直接接触者，张迅大使的活动得到了较多报道。疫情初期，张迅大使向当地媒体和民众介绍中国的抗疫措施，随后推动中国支持塞内加尔抗疫的举措得到落实。针对留学生父母对在华学习子女安全的担心，张迅大使2月10日在接受《太阳报》采
访时表示，中国政府与塞内加尔驻华使馆都非常关注在华留学生的情况，还强调中塞、中非友谊深厚，非洲暴发埃博拉疫情期间中国也并未撤侨，希望塞内加尔人民相信中国能保障塞在华侨民安全，起到了稳定家属情绪、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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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友好的积极作用。
第三，从话语表达上，塞内加尔主流媒体对团结抗疫、中国援助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的突出报道，起到了构建中国形象的重要作用。塞主流媒体对中国抗疫措施有效性表示了认可。《太阳报》在2月10日对张迅大使的专访中，介绍了中国应对疫情的五项措施：启动全国一级应急响应、通过延长春节假期等方式控制病毒传播、整合医疗资源、推进医学研究和本着透明、开放、负责任的原则与国际社会共享相关研究信息等。3月23日，《南方日报》和《太阳报》均在报道中表示应学习中国的应对措施，多次提到“应该以中国为榜样”，15《南方日报》则评论“中国和韩国向我们证明了应对这一大流行病最有效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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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就是自律、严格和牺牲精神”。 塞卫生部任命的新冠肺炎疫情委员会主席、法纳医院（hôpital Fann）传染病科
主任穆萨·赛迪（Moussa Seydi）教授在分析疫情时，曾
肯定中国隔离措施的效果，并指出要根据各国具体情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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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针对性措施。
塞媒体对中国对塞援助力度予以了肯定。3月19日和30日，《南方日报》和《太阳报》分别刊登了宣传中国援
助的文章，提到中国官方的援助和中国各企业对塞内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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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的援助。 马云作为支持塞内加尔抗疫的中国企业捐助者代表也多次出现在塞内加尔主流媒体中。3月26日，《太阳报》刊登题为《新型冠状病毒：我们将为我们的作为和不作为付出代价》的报道，作者在文中发问：“马云向非洲捐助物资的时候，我们的富人都在干什么？” 193月29日，
《晨报》的报道则提到疫情让人重新思考人性，并发问：
“遥远的中国都比近处的欧洲给塞内加尔送来了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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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这时那个号称非常强大的欧洲去哪了？”
调研文本中有6篇提到了中国所推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3篇报道主题为中塞关系，2篇主题为中国援助塞内加尔抗疫，1篇主题为中美关系。中国政府和一线外交官在疫情背景下积极宣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一步诠释了中国对互信互利的理解，而塞内加尔媒体对中方话语转述也比较到位。《晨报》2月28日的报道直接引用了中国官方的表态：“中国为世界卫生做出了贡献。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关心本国人民的生命与健康以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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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公共卫生状况。” 塞内加尔报纸以中方话语为信源，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利于中国形象的提升，也加深了中塞双方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共识。
三、塞内加尔媒体话语中的中塞关系和国家利益考量
在疫情发展的各阶段，塞内加尔三大日报涉华报道中呈现出的中国形象整体上积极正面。其表达出的塞内加尔官方和民间积极的对华态度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诠释，但归根到底，对中塞合作、中非合作的必要性和价值的理解是最重要的因素。换言之，塞内加尔对中塞合作符合本国利益与发展需求这一点有着清醒认知。
这首先与中国和塞内加尔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双边关系，两国领导人也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分不开。2005年两国复交后，高层互访不断，增加了两国之间的政治互信。2009年，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对塞内加尔进行了国事访问。2014年，萨勒总统访华，并于2016年9月出席了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2018年，习近平主席访问塞内加尔，将中塞双边关系推向多层次、多领域发展的新高度。
中国目前是塞内加尔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花生进口国和第一大融资来源国。中国与塞内加尔的合作涉及经济、社会、民生、文化等诸多领域：由中国融资建设的方久尼大桥、捷斯－图巴高速公路等项目将有力促进塞内加尔经济发展；中国融资建设的乡村打井工程，可解决塞内加尔七分之一人口的吃水、用水问题；中国援建的塞内加尔国家大剧院、黑人文明博物馆、竞技摔跤场等正在为传承
22和发扬塞内加尔文化传统作出重要贡献。
其次，这与塞内加尔立足本国发展目标及其对国家利益的深层次考量切实相关。塞内加尔非常重视本国利益，这一点在此次调研文本中也有明确体现（参见表1）。疫情
期间，塞主流媒体涉华报道中相当一部分其实是以塞内加尔本国事务为议题，中国话语、角色和作用往往以不同方式嵌入其中。不论是对病毒本身、中国抗疫措施的有效性及对塞援助，还是塞内加尔海外侨民保护、减债、中美关系等主题上，报道更多体现了塞内加尔媒体从本国利益出发、从多元角度探讨中国角色的特点。
近年来，塞内加尔与中国双边合作走向紧密，最根本的原因是在发展问题上的共识以及发展规划的契合。塞内加尔政府2014年推出了塞内加尔“振兴计划”（Plan Sénégal Emergent）。这一中长期经济发展规划的目标是：至2035年经济平均增速达到7%，让塞内加尔摆脱低增长和减贫不力的困境。“振兴计划”预期总投资约200亿美元，一半来自政府出资，另一半要靠来自不同参与主体和合作伙伴的多方筹资。“振兴计划”优先向农业、能源、基础设施和教育倾斜。为支持“振兴计划”的实施，塞内加尔政府需要加强国际合作，争取更多元的合作伙伴。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恰好呼应了塞内加尔振兴计划的需求。
对本国发展问题的根本性重视也使得塞内加尔媒体更为重视后疫情时代的大国关系和全球治理问题，并将中国角色纳入其中进行分析。从报道情况看，塞内加尔媒体表现出对后疫情时代中国国际作用和地位的信心。多篇报道提及疫情后中国会更为强大，有报道认为“疫情肆虐后的世界新秩序中，中国将成为火车头”。235月《太阳报》的数篇报道当中引用了非盟负责评估大国与
非洲合作关系的新兴非洲咨询公司（Emerging Africa Consulting）总裁乌玛尔•塞克（Oumar Seck）的言论。
他认为疫情影响下的世界格局中，中国的领导力将得到加强。他与其他非洲权威人士的分析大多以非洲利益为出发点进行，关注非洲自身发展，并呼吁非洲减少对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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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依赖。 可见，非洲精英阶层的非洲利益视角影响着并将继续影响非洲对中国外交政策和中非合作的理解，而中国也需要进一步围绕这一点去探讨中非关系的发展以及当下存在的问题。
四、结语
塞内加尔主流媒体疫情期间的涉华报道释放出了多重信息。首先，报道文本极少传播或复制西方污名化中国的言论，更多表现出以非洲利益、本国利益为出发点的观察视角；在对非洲发展前景和中非关系走向的预测方面，报道也往往突出非洲声音，表现出非洲媒体的理性，以及非洲寻求多元合作伙伴和自身发展道路的强烈意愿。其次，疫情给中塞、中非关系的发展带来挑战和冲击，但中国抗疫行动的质量和及时援助措施赢得了合作伙伴的信任和信心，促进了中非团结。中非团结联合抗疫特别峰会的举行，印证了中非加强合作、共同抗疫、共谋发展的共识。第三，塞内加尔报道文本透露的信息正面积极，但表述话语仍力持中立，加上其对大国关系走向的高度重视及持续研判，说明非洲在全球治理格局的变更中还在审慎考虑自身与大国之间关系的调整。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非关系和“一带一路”合作影响的深度和广度目前还难以准确评估。塞内加尔主流媒体涉华报道个案折射出了非洲对中非合作愿景的信心和对中国国际角色的期待。中国如何回应这一期待，将是后疫情时代的重要课题。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冷战后全球主流媒体意识形态演变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国际舆论对策研究”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双一流”建设2020年度“新冠肺炎疫情”研究专项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8ZDA320、SYL2020ZX003。）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赵可金在《美国研究》2020年第3期发表的《“软战”及其根源——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下中美关系相处之道》一文中认为：对中美关系而言，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并未缓解因中美力量对比变化引发的战略竞争，反而更加激化了战略竞争。疫情冲击和舆情冲击叠加的双重压力，激化了两国国内政治正当性之争，中美关系的新现实不是正在步入“新冷战”，而是正在滑入“软战”。其基本逻辑是中美两国围绕谁对谁错的政治合法性问题展开角逐，在高层交往、经贸关系、人文交流和战略安全等各个领域均表现为谁对谁错的标准之争，意在争取更多的支持者和伙伴。如何力争建立世界反病毒统一战线，力避出现反华统一战线，是当下中国应对中美关系“软战”格局的重要战略任务。
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会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前院长苏格2020年7月16日在人民网“强国论坛”发表的《中国特色新型外交智库发展的思考》一文中认为：中国在走向世界的历史进程中，智库的任务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和多向的，中国特色新型外交智库责无旁贷，必须深入研究公共外交的沟通艺术，深入浅出，行之有效引导公共外交的沟通艺术，积极引导广大民众正确认识国情，理性观察世界，努力培养和构建综合、开放、包容、平和的国民心态。“借船出海”，在国际舞台上提出中国方案，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步入新时代，我们要重新规划和践行如何请进来，走出去，增强国际智库与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争取用国际社会听得懂、易接受的语言、观点和表述，增信释疑，求同存异，相得益彰，相向而行。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2017级博士裴武军在《当代电视》2020年第7期发表的《2019年中国纪录片国际传播述评》一文中认为：2019年，中国纪录片国际传播格局变化不大。中外合制纪录片依旧是头部平台合作的主流，作品商业意识有所增强；国产纪录片的国际影响力依旧有限，工业化、类型化作品的国际传播力有待验证。中国纪录片国际传播点状传播依旧明显，内容、产业、传播矩阵的拓展亟待大力推进。2019年中国纪录片国际传播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主旋律追求国际化表达，国际市场打造传播矩阵，常规传播路径尚待突破，产业品牌搭建仍需时日。
@察哈尔学会：【杨洁勉：“超级非传统安全”再度冲击美国领导地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杨洁勉认为：就国际格局而言，“东升西降”和“南上北下”是发展趋势，但“西强东弱”和“北富南贫”的现状还没有根本改变。而且，中美关系也处在关键的十字路口，共同面临着“合则两利”还是“斗则俱伤”的严峻考验。在当前世界新旧秩序交替中，中国和发展中国家以相对平等的国际地位参与世界新秩序的建设是500年来的第一次。“万事开头难”，非西方国家只要不断增强自身的物质和精神力量，促进国际合作和坚持战略定力，朝着既定目标砥砺前行，那么“国际多极化格局”就能提升为“国际多极格局”，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新秩序也能胜利建成。（2020年7月13日23:08））
@人大重阳：【何伟文：数据力证“脱钩中国”是笑话】中国前驻旧金山、纽约总领馆经济商务参赞何伟文认为：展望下半年，有理由相信，尽管中美关系面临更坏的前景，双边贸易仍将继续发展。我们要敢于坚决回击和反制华盛顿对中国的一切无理攻击、限制和打压，也要善于维护并推进同美国地方、民众与商界的合作。同时，我们应把全球贸易的重心放在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70%以上的亚洲和欧洲，并努力扩大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为此，需要力保年底前完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力争达成中欧双边自贸协定，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众多贸易安排，并努力坚持和维护以世贸组织为中心的多边贸易体制。这样，我们不但更有条件实现全年进出口贸易的正增长，而且为抵御美国的霸凌主义提供了广阔回旋余地，为疫情后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2020年7月17日07:11）
@中国社会科学网：【赵洋：建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价值维度与实践逻辑】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赵洋认为：近年来，中国学者已经开始自觉地进行理论创新，以构建不同于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当前，中国学者已经在共生理论、关系理论和道义现实主义三个领域对现有国关理论进行了重大创新和改进，而这三个领域也被称作是当今中国学派的三大理论创新。当然，构筑本土理论体系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它受到中国所面临的客观国际环境变化、中国自身在国际体系中地位与作用的变化以及中国国内国际关系学发展等因素影响，经历了局部发育、整体性自觉、系统化和理论化的过程，涉及到中国学派意识的产生、建立中国学派成为学术界的理论自觉、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以及将国家意识融入到理论创新当中等要素。作为理论形成的最后阶段，一些中国学者已经有意识地将本国传统思想和历史文化经验带入到国际关系理论之中，突出了理论的“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2020年7月16日15:36）
摘编：付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