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平台的地缘政治：中国网络媒体全球传播的新语境与新路径

全球传播已经进入平台化时代。以大型互联网平台公司为主导的信息传播新型基础设施正在从技术、市场、政治和文化等多个层面，重构着全球传播的信息流动新格局、地缘政治新秩序和文化交往新生态。在这个全球传播的平台化转型过程中，新冠肺炎疫情扮演了加速器的作用：一方面，快速推动了以短视频社交、视频会议、流媒体音乐等为代表的互联网平台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另一方面，严重加剧了全球传播已有的裂痕，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和终端接收使用的数字鸿沟，以及与政治博弈、贸易争端和文化歧见等深度绑定在一起的数字平台的地缘政治。面对这一新旧问题交织的全球传播局势，如何依托多样化的社交平台，创新中国故事的讲述方式，创新全球传播的角色定位，是后疫情时代中国对外传播的新课题。解答这个课题需要对全球数字平台的技术特征和文化倾向有着深度认知，更需要对数字平台地缘政治的历史逻辑和未来方向有着准确把握。

数字化：全球地缘政治的新场域

对以新自由主义为内核的技术迷思拥趸们来说，数字化往往代表了一种解放的潜能和一个扁平的结构。在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加持下，全球传播正在进入物理空间意义上的地球村阶段，这一阶段以物理互联而不是麦克卢汉在电视时代所预言的“凝视共存”为特征。

然而，数字化从来不是一个技术中立的过程，也不是一个独立于特定政治经济关系的决策。美国电信史学者丹·席勒（Dan Schiller）在其所著的《数字资本主义》一书的开篇就提到，“新自由主义的商业逻辑驱动着互联网成为纯粹为企业服务的工具”。这也是自1990年代初，美国发起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以来，互联网快速在全球普及的政策和法律框架。在核心的商业化驱动力量及其所粉饰的网络中立性的表象之外，地缘政治的逻辑也逐渐渗透到全球数字化的进程中，使得全球互联网愈加成为一个被广泛认知的充满矛盾和对抗的场域。这包括全球范围内对数字平台的管控，以及围绕数字政策和平台发展所引发的一系列争论。

2017年10月6日，美国斯坦福大学成立了全球数字政策孵化中心（Global Digital Policy Incubator），旨在为全球利益相关者提供一个合作的平台，在一个全球互联、治理转型的时代保护民主的价值体系。如果这一官方表述还略加模糊，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揭幕仪式上的发言则更加清楚，“这是一种新的冷战，而且刚刚开始”。她强调了要严肃对待网络安全，与假新闻作斗争，与俄罗斯进行信息战，以及修订有关竞选宣传的规定等，以确保民主的价值和避免技术的危害。

对美国的政治精英群体而言，数字化所展现的不仅是对技术平权的民主化想象，更是新晋挑战者给美国主导已久的互联网世界带来的潜在威胁，以及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关系的加剧。正如加拿大西蒙菲沙大学教授

Dal Yong Jin所说，“在过去的20年中，美国已经主导了数字平台市场，而中国平台的崛起是对美国全球统治的威胁”。这一担忧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来自技术革命在全球的不平衡发展，尤其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依托自身市场优势、全球化动力和在地化的政策制定与动员能力，所创造的超越欧美技术和资本垄断的另类发展模式，以及其对全球市场和权力格局的挑战；第二，来自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全球公共健康危机所带来的对自身发展迟滞和相对落后的担忧，甚至是恐慌；第三，来自旧有的意识形态对立在一个数字时代和后疫情时代的延伸和加剧，尤其表现在对“数字威权主义”（digital

authoritarianism）和“监视国家”（surveillance state）

的持续政治标签化做法，却同时以双重标准遮蔽了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所揭示的美国国家权力在“9·11”事件后所发起的系统性的全球监视行为。这三个方面叠加起来就造成了如今中美在信息产业或者说数字化进程中的主要争端。从早期的华为、中兴到近来的TikTok和5G，诸多中美争端案例均展现出数字化本身所内含的地缘政治矛盾。

当然，此类争端也以不同形式和程度发生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成为全球数字化版图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国际治理创新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的一份报告认为，在全球数字治理领域，至少出现了四类互联网，分别是硅谷的技术互联网、欧洲的公共互联网、中国等国家的国家主导互联网，以及美国的商业互联网。这一判断内嵌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政治棱镜，但也呈现出数字化本身的裂痕。正如这篇报告开篇所说，互联网是一个基于硬件、软件、标准和数据库的脆弱的建筑。

平台化：垄断者的技术政治

平台化（platformization）是数字化的新阶段，也是加拿大传播政治学者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所论及的“下一代互联网”（the Next Internet）主导全球信息传播格局的新时代。这里的“平台”概念不仅仅是一个技术修辞，代表了一种全面互联和超级孵化的民主化新生态，更具体指向少数具有全球垄断性的跨国互联网公司及其所搭建的拥有高度整合和生产能力的中介性数字平台。这一垄断化的趋势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互联网世界技术功能的集中化，即传统上多元的信息来源结构和多维的流通网络被以搜索引擎为代表的信息集成平台和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社会化网络平台所替代，另外还有其他各类数字平台对特定领域信息的集成，如交通、教育、购物、生活服务等；第二，互联网世界的资本化趋势，主要表现在大型互联网公司的金融化转型，通过投资、并购等方式塑造了新的数字商业帝国及其在全球的垄断式布局。

如果按照单一的商业化逻辑来分析，数字平台的垄断化趋势高度符合数字资本主义的内在机理，从而形成新的数字商业帝国结构，在全球重新配置传播资源。然而，这一资本化逻辑（capitalist logic）往往被更加复杂多样的地域化逻辑（territorial logic）所过滤，包括不同政治经济制度对数字平台的塑造和规制（如美国的商业模式、欧洲的公共模式和中国的国家模式等），以及多样化的地缘政治行动者（如国家、社会组织、群体和个人）对数字平台的积极运用，从而形成了价值和空间意义上多元的地缘政治关系，也造成了资本化的无界和地域化的有界之间的辩证矛盾体。这一矛盾关系也正在驱动着全球社会从“后真相”向“深度后真相”转型，深度影响着一国政治和地缘政治格局。

有关数字平台的地缘政治，荷兰学者何塞·范·迪克（Jose van Dijck）的论述有较大的影响力，也代表了在中美两大平台体系（platform system）的夹缝中间，欧洲在找寻自身位置上的学术化努力。在2018年的欧洲传播学会（European Communication Conference）卢加诺

年会上，她提出，目前的世界版图上有两大系统或者两个“五大互联网巨头”（Big Five）体系正在主导着一个不断

平台化的全球社会，而且他们处于多维的竞争关系之中。这两个系统分别是：源自美国的平台系统，以脸书为代表的五大互联网公司；和源自中国的平台系统，以阿里巴巴、腾讯为代表的中国五大互联网公司。在这两个系统之间，欧洲更依赖于美国的平台公司，特别是在基础设施服务层面。需要注意区分的是，美国的平台系统是完全商业化的，它们把控着信息世界的入口，驱动着整个社会的平台化。而中国的平台系统虽然具有商业化特征，但更重要的或者说区别的是其与国家权力的复杂勾连。这造成了两大平台系统的根本区别，也预示着两大平台系统在全球化过程中所潜在的矛盾。反观过去几年中美在信息通讯和网络媒体领域的龃龉和冲突，我们不难看出，除了偶发性的政治和商业因素，这一集中化和板结化的全球平台系统格局也为结构性和系统性地缘冲突的出现埋下了隐患。

当然，面对这两大平台系统的崛起，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态度和抉择是非常复杂的。何塞·范·迪克的分析延续了对欧洲媒体制度的一些传统考虑和坚持，但基本没有走出公共性和商业性的二元框架。她指出，在全球社会平台化的过程中，公共价值正在遭遇危机，尤以少数几个互联网巨头主导的美国系统为甚。商业价值深度嵌入在作为基础设施的平台系统，从而导致了公共价值和公共利益——包括隐私、准确、透明和安全——经常处于具体的协商过程之中，也具体体现在不同的语境里。政府应该更努力地代表其公民参与对公共利益的协商式维护中。

这一论点既延续自具有悠久历史的欧洲公共媒体或者说公共传播体系，也与2018年出台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简称GDPR）有着法律和伦理上的意义一致性。因此，按照她的建议，我们需要将一些基本的社会价值重新写入平台，从而召唤平台的公共性，比如公平、包容、责任和民主的管理，等等。

换句话说，欧洲作为全球数字平台地缘关系夹缝中的行动者，需要立足自身公共性的传统来抵制美国系统的商业性扩张。这一点无疑是清晰的。然而，针对源自中国的平台系统的全球性扩张，她的立场确是游移的：一方面承认这一系统崛起以及与美国系统的差别与抵抗这一现实，另一方面也再次将担忧指向了中国数字平台背后的政治制度。比起对美式商业帝国对欧洲公共服务体系侵蚀的担忧，中国数字平台所裹挟的不同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更容易让欧洲恐慌。这一地缘意义上的分析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得到了印证。中国以数字化或者说数据化的方式实现了对疫情的高度有效管控，对全球疫情防控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然而，这一做法却往往被放置在国家权力对数字平台的系统性渗透，也就是加剧的监视的框架里被解读，从而进一步激化了对不同平台之间的认知差异乃至歧见。

策展者：全球传播的新角色

面对这一复杂的数字平台的地缘政治，中国的对外传播需要更加清晰的认知和更加坚定的决断。我们将这一地缘政治语境中的新全球传播者角色称之为“策展者”，以凸显其对时局的把握，对立场的宣称和对策略的熟谙。

首先，要持续破除数字平台是客观中立的技术迷思，从全球互联网发展的角度来重置历史主义的认识论。可以说，这一迷思不仅仅来自简单的技术主义，而且来自互联网在历史上被建构的单一渠道性角色。长期以来，这一客观中立的角色是被新自由主义政策合法化，由商业力量作为主要驱动力而塑造的，也成就了互联网快速而多元发展的前二十年。随着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于2017年投票废除了奥巴马时代的“网络中立”（net neutrality）原则，互联网的政治倾向和文化特征日益凸显，其地缘政治内涵也成为全球数字政策的核心议题，遑论其在地缘政治争端中有被当作武器的趋势。

其次，要清醒认识到数字平台被地缘政治关系所宰制的现状。在这个意义上，网络主权、国家安全已经不再是全球互联网边缘国家为保护自身发展主体性而做出的战略性防御策略，而成为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大国维护自身日益衰落的霸权地位的新政治修辞和政策框架。换句话说，一个曾经致力于全球化的互联网世界正在被国家力量的边界重新撕裂，成为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争端的新战场。这一战场既是物理的、可见的，如信息基础设施，也是虚拟的、不可见的，如网络平台和移动应用。在这个全球地缘政治的新战场里，中国往往是重要的、即便是被动的参与者之一，因此要充分做好从被动反应者到主动参与者的转型，积极伸张基于全球互联互通的网络正义观，努力参与全球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和大力消除数字鸿沟。同时，这一复杂的矛盾场景也呼吁新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中国所提出的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因此就具有了超越传统多利益相关者模式（Multi- stakeholder Model）和紧张的数字地缘关系的新想象力，以及打造新

的政策共识的可能。

最后，在充分认识到数字平台的地缘政治现状的前提下，一个优秀的策展者需要策略性地做好数字平台的全球传播布局：一方面，借力商业平台的流量最大化逻辑，找寻较少地缘争端的国家和地区，快速打造互联互通的互联网市场，同时，通过政府间合作或民间合作的方式，努力消除彼此间的数字鸿沟，短期内形成共建共享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另一方面，针对地缘争端较多的国家和地区，要适时通过政策杠杆，调整互联网产业的国内外布局，保证数字平台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在此基础上，持续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新数字平台，这一平台应具备优秀的技术创新能力，全球本土化的经营和管理视野，以及超越地缘政治的全球公共服务性。当然，我们需要注意到，全球舆论对中国数字平台所持有的政治化解读不会在短期内消失，也会不断成为地缘争端的借口，但既然矛盾存在，就需要解决矛盾的创新式和超越式努力，而不是陷于口诛笔伐的情绪化对立之中。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网络文化安全研究”和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闻传播业历史与现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9ZD12和17JZD042）

(版面所限，本文略去作者所加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