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转型与全球传播能力提升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承担的角色是“参与者”，亦或是“融入者”，再或是“建设者”或“贡献者”。疫情暴发后，这一状况却发生改变。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进展以及中国“十四五规划”实施，中国将从全球治理的“贡献者”逐步转向全球治理的“引领者”。中国在国际社会中角色的转变亟需加快提升全球传播能力，向世界说明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中将如何作为。
一、重塑全球治理的价值观
党的十八大以来，世界已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猛推进，国际科技竞争日益激烈；世界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国际产业供应链竞争日益激烈；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加速变革，全球话语权主导权的竞争日益激烈。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凸显国际合作的缺失，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二十国集团（G20）等全球合作机构的协调机制发挥作用有限；世界卫生组织为中心的全球健康治理框架也乏善可陈；欧盟、东盟、非盟、阿盟等众多地区合作框架甚
①至无所作为，世界各国重新回到国家主义框架下。 突发事件及全球风险的威胁，迫切要求全球治理合作走向新的历史阶段，往昔以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为核心价值的全球治理体系面临重大风险。
中国从人类理想社会角度出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价值理念。2011年9月6日中国国务院发布《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首次提出“命运共同体”。党的十八大报告正式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提出之后，国内一致认同并于2017年10月载入中国共产党新党章、2018年3月载入宪法修正案，使其体现为一种执政党意志和国家意志。这一理念也在国际
社会引发共鸣并载入联合国不同层面多份决议，一定程度上体现为一种全球意识或全球价值观，对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新秩序的共同价值规范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政府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积极作为，一方面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至2019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累计直接投资1173.1亿美元，沿线国家对华投资也达到480亿美元；另一方面积极建设亚投行，在全球面临重大危机时发挥多边和区域开发银行的协调应对作用，2020年4月初亚投行推出新冠肺炎危机恢复基金，半年来基金规模已达到130亿美元，先后向多个成员提供融资服务。中国通过这些多边经贸合作，让世界多国人民共享中国改革开放的实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表示的，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顺风车”，实现共同发展。
本着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的五位一体的价值理念，中国政府以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根本目标，以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为基本准则，以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抵制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为重要路径，以构建有序的全球治理格局为己任。全球治理需要重塑价值观，需要各国基于平等发展权利、追求美好生活权利、参与国际事务权利，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重塑全球治理的利益观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全球治理的贡献主要集中在经济合作上，通过多边经贸合作，中国也向世界展示着一种新的利益观，打破了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奈提出的“金德尔伯格陷阱”理论。所谓“金德尔伯格陷阱”，是指国际体系中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如果缺乏提供国际公共产
品的意愿，就会导致全球经济混乱、国际冲突不断乃至引发战争。约瑟夫·奈担忧中国崛起后不愿承担美国无力负责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从而使世界陷入领导力空缺、危机四起的险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迅速向世卫组织捐款2000万美元，并承诺在未来两年中向世界各国提供20亿美元抗疫援助资金；2020年10月8日中国正式加入由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流行病预防创新联盟及世界卫生组织牵头的“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致力于为全球民众公平接种新冠疫苗。中国在全球生存危机中的积极作为，与美国的不作为形成了鲜明反差。
坚持“不称霸，不扩张，不谋求势力范围，无意跟任何国家打冷战热战，坚持以对话弥合分歧，以谈判化解争端”这一新利益观，中国积极支持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全球治理机构。2020年9月22日，习
近平主席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布四项举措以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向“联合国新冠肺炎疫情全球人道主义应对计划”再提供5000万美元支持；设立规模5000万美元的第三期中国－联合国粮农组织南南合作信托基金；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将在2025年到期后延期5年；中国将设立联合国全球地理信息知识与创新中心和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新助力。与之相反，
11月4日美国正式退出《巴黎协定》，成为近200个缔约方
中唯一一个放弃履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承诺的国家。此外，美国还陆续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退出世界卫生组织，退出联合国《移民问题全球契约》谈判，退出《中导条约》等。2020年美国大选后，严重的社会分歧也将拖累美国政治、经济的发展。显然，美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一而再再而三地缺位，坚持“美国优先”拒绝向全球提供公共产品；而中国趁势而上，主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长此以往，中国自然从全球秩序的“建设者”逐步成为全球治理的“领导者”。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已为多国政要和学者认可，这种优越性也体现在疫后经济恢复中。
2020年三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4.9%，
实现了V型反转。相比之下，美国三季度GDP年化季率增长33.1%，如果按照中国采用的同比来算，美国三季度
GDP同比下降了2.9%；美国前三季度的GDP整体同比下
降3.8%左右，中国则增长0.7%，二者的增速相差了4.5个百分点。换而言之，中国经济增长率已接近疫前水平，美国经济尚未走出衰退；中美之间的差距正在大幅缩小。世界经济的老大，未必就是领导者。2020年11月15日，中国等15国共同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此举被评论家认为是“中国走上全球经济领导岗位的标志”。美国大选后新任总统将面临疫情浩劫后美国人民对经济和政治赤字的清算；而中国将凭借“十四五”规划实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复苏注入新的动力，用实际行动说明中国全球治理利益观的价值。
三、全球传播的现实价值和未来前景
全球传播既是一种传播形态，也是一个传播时代。全球传播形态的构建，不仅仅是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合力为之的结果，也是新的思想观念契合时代需要的产物。全球化与互联网共同开启了人类传播的新阶段，全球化为人类带来了一个实在的共同体；互联网为人类创造了全球传播的平台。虽然全球传播无法彻底褪去国际传播固有的民族国家主体色彩，但是从根本上超越了“地域-民族-国家”的时空局限，为人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信息互联和信息共享的全新实践。
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全球经济一体化伴随着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发展而来，全球范围的信息流动以前所未有之势迅速改变了世界传播格局。随着全球性互联网公司的崛起，跨国传播的主体更加多元化，民众和跨国公司的参与成为这一时期跨国信息交流的新特征。21世纪以来，谷歌、雅虎、脸书、推特、百度、阿里巴巴等互联网公司涉足跨国传播，跨国公司以及非政府组织成为政府之外深刻影响国际舆论的新兴主体。20世纪以来的国际传播研究对现实解释的无力感也日渐显露，全球化与本土化成为跨国传播和跨民族传播中更为复杂而具体的影响因素，往昔国际传播中的主导性因素——国际关系，已经与更多因素混杂一处，难辨你我。在这一背景下，全球传播应运而生。
从人类传播史来看，传播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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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形式之一，其实质是一种社会认识活动。 杨保军认为，信息传播活动的出现是人们基于实用性或功利性的需求开展的一种认识活动，具有强烈的主体目的性和选择性，旨在追求对日常生活实践的效用。因此，无论是国际
传播或是全球传播，都是人们在世界形势变迁中理性的追求使然，是社会整体发展水平和政治、经济、文化、技术规约的结果。1982年，瑞士苏黎世大学人文、政治和社会科学系就成立了全球传播研究所，主要开展联合研究、委托研究等。1987年，美国旧金山的慈善机构“潮汐中心”创立“全球传播研究中心”，该研究中心为环保、和平和社会正义组织提供网络托管服务。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深入以及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全球传播”从人们有意识的社会实践起步，迅速成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一个传播实践和学术概念。1993年，美国学者霍华德• H.弗雷德里克提出：“过去几十年，我们一直称国际传播，其定义本身把民族国家放到了很高的位置，而‘全球传播’则涵盖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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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上所有的信息通道。” 全球传播的视域，超越了欧美中心主义，淡去了地缘主义色彩，逐步形成以全球为基点和出发点的全球主义或整体主义范式。以这一理念为指引，二战后承担全球治理角色的国际组织——联合国也将它的新闻部更名为“全球传播部”。
21世纪初期新型全球化扑面而来，随着人工智能以及大数据技术、云计算等的发展，第四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新型全球化支撑下的全球传播，其实际指向在于重建共同体，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契合世界各国对于发展的共同诉求，在世界范围内寻求各国发展的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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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约数。 通过构建全球范围内自由而均衡的信息传播，全球传播将促进理想的国际关系、群际关系和人际关系的建设，最终实现全球关系的公正化、合理化，实现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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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自由和幸福。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自由人的联合体”，而这一联合体中理想的传播图景即全球传播。
四、提升全球传播能力向世界说明中国作为
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大国更应该有大的样子，要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承担大国责任，展现大国担当。”在中国2035年远景目标实现的过程中，中国不仅要继续履行大国担当，努力承担全球治理的“引领者”责任；而且要规避“光练不说傻把式”的怪圈，向全球公众讲述中国的大国担当，做到“能说会练真把式”。
信息技术变革助力新的全球传播图景构建。随着新一代通信技术5G、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推广应用，
科学技术将引领人类传播去中心和去边界化。人类传播终将超越欧美中心主义，淡去地缘主义色彩，打破旧的、保守的意识形态，逐步形成全球范围内自由而均衡的信息传播，进入全新的文明。中国应抓住科技发展与世界格局变革的契机，加快提升全球传播能力，向世界说明中国作为和中国担当。
全球传播能力是全球化时代国家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由两部分组成——对本国社会变革的传播能力和应对他国竞争与挑战的传播能力。实质上，全球传播能力是一个国家在全球治理中呈现的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合体，是由硬实力和软实力共同支持的互动结构支撑的，它既融入了国家的内部调控权力网络，也汇聚着国家的意识形态力量。全球传播能力的强弱源于它的支撑结构的优劣，由于全球传播能力的支撑结构是渐进发展的，所以全球传播能力也是累积的结果。国际竞争与挑战的压力能够对一个国家的全球传播能力支撑结构的演进产生重大影响，在全球化环境下，他国在较短时期内对本国施加较强竞争与挑战，可能导致这个国家全球传播能力支撑结构的重大变化，并促使其在全球发挥更强影响力。在中国面临美西方等“反华联盟”的打压之际，中国的全球传播能力有可能依赖其支撑结构的累积变化，出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越。
当前，在中国的全球传播能力累积过程中，应尽快通过建设全球传播话语体系、全球传播平台、全球传播战略，加强对新的全球治理价值观和利益观的传播。
根据北京外国语大学重大项目课题组关于全球18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主流媒体报道研究发现，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全球传播关注度较低、报道内容偏离本身宗旨的原因在于：一是各国主流媒体将这一理念视为“中国制造”“中国模式”“中国特色”，先入为主对之持警惕态度。二是各国传播者视之为一个封闭的政治话语，认为这一理念具有较高的抽象度，与普通受众的日常生活隔离。三是中国外宣媒体尚未构建这一理念的叙事话语体系，缺乏中国话语的世界表达。基于此，从解决“传而不通”问题入手，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新全球价值观的传播，应从五个方面着手：
第一，一国一策精准化，紧密结合各目的国的国情和媒体文化，制定切实可行的传播方案，为目的国媒体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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