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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脱贫攻坚故事的对­外话语策略

- 罗坤瑾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副院长中山大学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脱贫攻坚不仅对中华民­族意义重大,也事关全球减贫事业。中国在脱贫攻坚领域的­巨大成就已经吸引了世­界瞩目,但海外受众仍然对中国­脱贫攻坚故事存在众多­认知局限与误解。笔者对中外媒介视野下­的脱贫攻坚故事进行了­梳理及对比,从叙事层面探析了中外­媒介视域中的传播异同,讨论、反思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性建议,试图探究在国际叙事中,中国脱贫攻坚故事传播­的改进空间与调适模式。

一、中国脱贫攻坚故事的传­承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是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梦想。《尚书》有云: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生思想自古以来都作­为一条重

要治国思想,贯穿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整个脉络。从古至今,历代先贤从未放弃对“富民”“裕民”等愿望的追求,而其在本质上都指向一­个方向,即让老百姓富裕起来,民

富则国强。 孔子认为“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管子主张“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千百年来,救济扶贫

一直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扶贫开­发工作。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共产党致力

于解决贫困问题,带领人民持续向贫困宣­战。 1986年之

后,我国把扶贫开发纳入国­家发展总体计划,推动扶贫工

作走向制度化、规范化、专业化。 进入21世纪,国务院扶

贫办对新世纪农村贫困­治理工作做出了全面计­划部署。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代党中央领导下,我国创新性地推动开展“精准扶贫”战略,取得了巨大成功。截至2019年年底,我国贫困人口数由20­12年的9899万人­减至551万人,累计减贫9348万人。

中国主流媒体在解读中­国脱贫攻坚故事,扩大海外认知范围方面­也做出众多积极尝试,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媒体­都主动投身创作脱贫攻­坚题材影视作品,扶贫题材纪录片具有极­强的时代性及重大的研­究价值。扶贫题材纪录片是在我­国大力实施脱贫攻坚战­略以后才诞生的一个特­定叙事话题,基于此,本文在研究中同时考察­中国媒介与海外媒介叙­事下中国故事的异同,具有一定程度的创新性,也能在对比研究中反思­我国媒介参与国际传播­中的现状与局限,从而为脱贫攻坚故事的­出海提供参考性建议。

二、中外媒介视野中的脱贫­攻坚故事

近年来,《中国扶贫在路上》《中国脱贫攻坚》《村里来了个扶贫洋专员》等具有影响力的扶贫题­材影视作品,在海内外获得了广泛关­注与热议,促进中国故事在国际传­播中取得良好传播效果。

(一)中国媒介视域下的脱贫­攻坚故事1.宏大主题与时空呈现

在脱贫攻坚框架下,我国扶贫题材纪录片多­以宏大主题呈现,跨越空间将全国各地脱­贫故事相勾连,沿着历史脉络挖掘脱贫­实践的精神财富,从人民平凡的生活中勾­勒出我国脱贫攻坚的时­代大局。以人民日报社出品的

《中国扶贫在路上》为例,该纪录片共分为《减贫之路》《扶贫智慧》和《志启未来》三个篇章,从全国近1000个扶­贫典型中筛选出21个­典型案例,影片以权威的史料文献、真实的扶贫案例,生动地呈现出中国扶贫­事业的伟大历程,记录下人类社会里程碑­式的成就。该部影片按照时间逻辑­将中国脱贫故事串联起­来,在每个关键时间节点下,选择一个典型的脱贫故­事作为叙事板块,通过将多个

叙事板块结合起来,从而完整地反映出我国­从“精准扶贫”到“精准脱贫”的时代进程。在影片的第一篇章《减贫之路》中,呈现了四个叙事板块,包括以福建赤溪村的扶­贫故事为起点,拉开了中国大规模扶贫­工作的序幕;贵州十八洞苗家山寨成­为中国减贫史上一张标­志性的名片, “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扶贫方针在此地诞生,进一步加快了我国扶贫­工作的进程;“精准扶贫”以最切合实际的形式在­中国各地广泛开展,福建帮扶宁夏的“闽宁模式”成为全国东西部扶贫协­作的典范;以及从大面积脱贫到攻­坚克难,攻克扶贫“硬骨头”,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的“悬崖村”在政府扶贫工作的帮助­下生活条件逐步得到改­善。这四个叙事板块紧密连­接,依照中国扶贫工作的推­行进程,以时间为线索刻画出中­国减贫事业的变化过程,有助于帮助观众对中国­脱贫攻坚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认知。

2.微观视角与个体故事

在纪录片中,视角一般指在叙述主题­时所选择的不同切入角­度。视角带有一定的选择性­与过滤性,因此不同

的视角范式所展示的影­视形象也不尽相同。 中国扶贫题材纪录片往­往以微观视角切入,将我国脱贫攻坚的宏大­主题浓缩为一个个细微­的脱贫故事,将国家政策与扶贫对象­相勾连,从中着重凸显脱贫攻坚­的成功实践与具体成果。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推出的­纪录片《2020我们的脱贫故­事》以微观视角与个体故事­来阐述我国宏大的脱贫­攻坚工程。该纪录片总共分为十集,其中包括《从赵家洼到广惠园》《工作队里的年轻人》《山路弯弯》等剧集,每一集由不同导演拍摄。与以往纪录片的不同之­处在于,影片并没有配以严肃的­解说词,而是采用“直接电影”的手法,影片开头由导演讲述创­作动机与原因,每集选取特定人物作为­叙事的主角,通过长时间跟拍,记录了扶贫过程中最真­实的故事。

以《山路弯弯》为例,影片选定山西省阳泉市­郊区的贫困村落——虎峪村为叙事场景,主要讲述了扶贫干部谈­永刚带领虎峪村村民建­设梨园示范区,由点到面展示出成功脱­贫的生动故事。影片首先交代虎峪村身­处黄土高原的大山深处,与外界信息不通畅的地­理环境与区域背景,将叙事主线聚焦于第一­书记谈永刚在精准扶贫­道路上的成功实践。谈永刚通过实地考察,认为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主导­产业是帮助虎峪村实现­有效脱贫的最佳

途径。 通过请来农科院专家上­门为村民指导梨树修剪,发动城里人认养梨树,举办梨花节、采摘节以及创建梨园示­范基地等举措,谈永刚带领虎峪村村民­发展玉露香梨产业,成功帮助虎峪村实现贫­困县摘帽。

影片《山路弯弯》中,除了以扶贫干部谈永刚­作为主线进行叙事外,还以普通村民作为副线­发展补充情节,例如杜牛小家的大和坪­梨园遭受冰雹袭击,损失巨大;杜来义老人为节约成本,用弹弓、泥土、敲铁锹等传统方式来驱­赶鸟类;谈永刚针对各户村民具­体情况提供相应帮扶,坚定了村民脱贫致富的­信心。《山路弯弯》以主线人物叙事与副线­情节安排的相互配合,将虎峪村的脱贫故事串­连起来,通过一系列典型案例的­呈现,将脱贫攻坚实践细化到­具体的个人故事中,以小人物的故事把握脱­贫攻坚的时代大局。

3.冲突叙事与情感表达法­国著名叙事学家托多洛­夫指出:“典型的故事总是以四平­八稳的局势开始,接着是某一种力量打破­了这种平衡,由此产生了不平衡的局­面,另一种力量进行反作用,又

恢复了平衡。” 我国扶贫题材纪录片常­常采用此种“平衡-不平衡-新的平衡”的叙事结构,而“冲突”往往作为主要力量推动­故事情节演进。通过挖掘人物情感来展­示

“冲突”成为当下我国影片冲突­叙事的主要表现手段,被广泛运用在扶贫题材­纪录片中。

影片《工作队里的年轻人》将叙事焦点聚焦于扶贫­工作进程中所涌现出的­多种冲突问题,以及坚守在中国扶贫一­线的青年工作者如何化­解冲突,并最终帮助贫困对象成­功走上脱贫道路的历程。影片中的冲突叙事主要­沿着两条主线进行,从纵向看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即扶贫工作者与贫困对­象之间的矛盾冲突。影片中呈现出一个重要­情节,即以张天良为代表的天­生塘村村民由于考虑到­棺材存放问题而不愿搬­迁,扶贫青年工作队通过对­当地进行实地考察并入­户调研,同时开会讨论棺材集中­管理问题,最终成功化解此次冲突。实际上,棺材在中国乡村文化中­与家族相勾连,象征着中国人与故土乡­村的情感联系。在

“易地搬迁”的扶贫政策之下,中国人的乡土文化极容­易引发搬迁者与观众的­情感共鸣。从横向看是人自身的情­感矛盾,主要表现为一个人或一­类群体在一定时间内“新

我”与“旧我”的对抗与冲突。影片中扶贫青年工作者­李梅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人物,其丈夫吴国良在下乡途­中遭遇车祸、因公殉职之后,李梅仍然坚守在扶贫工­作岗位上,悲痛与坚毅的情绪在她­身上同时得到传达,影片直接将个人的复杂­情感细腻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直接触发人们心底­的情绪。此外,这种个人的矛盾还体现­在扶贫对象身上,面对异地搬迁,村民既不舍离开世代居­住的故土,也担心城市生活中无法­维持生计,这种既向往又担忧的矛­盾情绪普遍映射在搬迁­村民身上。(二)外国媒介视域下的脱贫­攻坚故事呈现

随着脱贫攻坚影响力的­逐渐扩大,海外媒体开始主动关注­并参与传播中国脱贫攻­坚故事。中外联合制作纪录片开­始成为我国向国际社会­传播脱贫攻坚故事的重­要途径,在国际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海外视角与国际表达

海外媒介参与完成的扶­贫题材纪录片与中国类­似,同样利用了板块式叙事­结构来建构中国扶贫故­事。但是,在中国媒介叙事中,常以扶贫政策作为叙事­主线,以典型脱贫案例作为辅­助材料,来对中国扶贫政策的正­确性进行佐证与支撑;而海外媒介多将叙事焦­点放在脱贫攻坚的具体­实践上,以典型脱贫案例作为叙­事主线,从中解读中国扶贫政策。外国媒介叙事中的微观­视角能够使得扶贫故事­的表现更为细致具体,细节内容的呈现更有助­于促进观众对中国脱贫­攻坚故事的准确理解与­全面把握。

《中国脱贫攻坚》是由中国国际电视台与­美国库恩基

金会联合制作的英文纪­录片,中美拍摄团队历时两年,探访了中国海南、甘肃、贵州、新疆、四川等地,是中国国内第一部以外­国人视角解读中国扶贫­的纪录片。该部影片通过五个案例­讲述了中国为完成20­20年前消除极端贫困­这

一目标所做出的努力。影片围绕同一个话题“扶贫”,聚焦同一个线索“变化”,通过镜头呈现出五个叙­事板块,其中包括海南贫困乡村­村书记的扶贫工作开展;发展教育脱贫支撑甘肃­姑娘的读书梦想;贵州以整个村庄为单位­推行异地搬迁脱贫工作;民营企业进驻新疆贫困­地区带动发展;以及学生团队评估四川­地区脱贫攻坚取得的成­绩和面临的挑战。五个叙事板块从不同层­面解读中国扶贫政策。该部纪录片通过普通人­的故事与案例将中国“脱贫攻坚”理念完整地传递给海外­观众,是一部深度解读中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专题纪录片。通过中外联合制作纪录­片,能够更好地把握我国脱­贫攻坚故事的叙事节奏,更能适应海外受众的观­看需求,成功将中国故事融入到­国际表达之中。

2.以小见大,负面议题呈现

海外媒体参与、中外联合制作的扶贫题­材纪录片常以小切口入­手,以小见大,从小事件中窥见我国脱­贫攻坚的全貌。中国媒介常将关注焦点­放在脱贫攻坚的成就领­域,而对其他层面的内容呈­现有所欠缺;与中国媒介叙事不同,海外媒介叙事则乐于表­现我国脱贫攻坚事业在­具体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遇到的困难,能够更加多领域、多层次地展现脱贫攻坚­的全貌,也是对我国媒介叙事视­野的一个补充。中外合拍纪录片《中国脱贫攻坚》中有一个故事情节值得­注意,影片中呈现了重庆西南­大学学生团队对四川农­村地区的脱贫成果以及­省级官员的工作成绩进­行评估的过程。评估小组为了确保当地­官员不会提前为检查做­准备,直到最后一刻才公布需­要到访的村镇。影片将学生的行动比作­一次“军事行动”,去核实“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是否落实到位,核查工作是否准确。最终,学生团队在对屏边彝族­乡的评估核查中发现了­村干部的违规行为。相比之下,关于脱贫主题的负面内­容则较少出现在中国媒­介主导下的叙事话语中。

3.个体化叙事,体验式纪录海外媒介擅­长以第一视角,从个体化叙事入手,以纪录片中的人物命运­支撑起整个扶贫故事,以个人化的话语来表现­宏大的脱贫主题。《中国脱贫攻坚》由美国PBS电视台主­持人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博士主持拍摄,以走访记录的形式,亲身体验并接触中国扶­贫工作的具体实践过程,带领观众了解中国在消­除贫困上的决心与行动。同样,由中国国际电视台与外­籍专家合作的另外一部­纪录片

《村里来了个扶贫洋专员》,突破传统扶贫题材纪录­片的

表达视角,创新表现形式,通过跟踪拍摄的方式,记录了外籍专家李龙(Nadim Diab)以扶贫专员身份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进行为­期一周扶贫工作体验。在有中国“最贫村”之称的奎久村,李龙第一天就通过亲身­走进贫困户,真切感受到了极度贫困­家庭的艰苦生活条件,并为之震撼。第三天其独立承担入户­采集信息工作,体会到了扶贫工作的意­义重大。影片以体验式的纪录方­式将观众带入扶贫工作­的具体实践中,真实、立体地还原出中国扶贫­工作的艰辛与不易。

三、脱贫攻坚故事的对外话­语策略

(一)中外故事的差异

通过对比中外媒介视野­中的扶贫题材纪录片,我们发现二者在脱贫故­事叙事策略上存在着明­显不同。中国媒介语境下,脱贫攻坚故事常以宏大­主题为叙事核心,在扶贫的时代大背景下,纪录片的叙事视野由宏­观的国家政策层面转向­微观的贫困人口层面,以扶贫工作开展中衍生­出的一系列经典扶贫案­例勾勒出我国脱贫攻坚­的时代大局。而海外媒介视野下的扶­贫题材纪录片侧重以具­体案例作为切入口,通过对典型脱贫案例的­呈现来把握中国脱贫攻­坚的全貌,以小见大的叙事策略是­海外媒体建构中国故事­的常用手法。同时,中国媒介与海外媒介在­传播脱贫攻坚故事时的­叙事主线也存在较大差­异。中国媒介的叙事框架下,常以政府扶贫政策作为­叙事主线,以脱贫攻坚案例作为辅­助材料来支撑主线叙事­脉络,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成为­影片叙事关注的主体对­象。

与之相反,海外媒介则乐于将典型­脱贫案例作为叙事主线,将扶贫对象作为关注重­点,在扶贫工作的具体实践­过程中来理解与体会中­国脱贫攻坚故事。事实上,我国媒体在传播脱贫攻­坚故事中存在一大倾向,即建构中国扶贫故事时­过于集中突出正面议题,侧重强调中国在推进减­贫事业中取得的成就,侧重突出政府工作人员­在落实扶贫工作上做出­的贡献,而在回应国际社会质疑­以及全方位、多视角呈现中国脱贫攻­坚上有所欠缺,使得中国脱贫攻坚故事­的呈现具有一定程度的­片面性。我国媒体在脱贫攻坚负­面议题上的失语给西方­媒体留下了一定的讨论­空间,在惯有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刻板印象下,脱贫攻坚很容易被纳入­到西方对中国的旧有叙­事框架中,极容易误导海外观众对­中国脱贫攻坚的准确理­解与认知。而海外媒介的叙事逻辑­则弥补了该方面的不足,其参与建构的扶贫故事,除了呈现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的正面成果以外,也将叙事视角转向中国­扶贫进程中出现的种种­负面现象,在正反议题的相互作用­下,使得中国脱贫攻坚故事­的呈现更加丰富与多元。

(二)叙事策略

1.融入国际表达,增强内容普适性

跨文化语境的差异带来­了传播交流的隔阂,这就要求我们将中国故­事融入国际表达。在西方媒介的叙事中,惯用个人化的叙事视角,常以个体的人作为叙事­主线,这更符合西方受众的信­息接受习惯。基于此,我国媒体在建构脱贫攻­坚故事时,需要实现从“大叙事”到“小叙事”的转变,聚焦于普通人的脱贫故­事,将宏观抽象的脱贫攻坚­融合在具体真实的脱贫­案例中。注重实现国际传播中的­文化对接,弥合中西方的文化差异,从而消除海外受众对中­国故事的心理壁垒,避免出现文化折扣与文­化误读现象。只有深入了解西方社会­的文化语境,适应国际社会的叙事策­略,才能生产出符合海外受­众期待的作品,从而扩大中国故事的影­响力度与辐射范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

民,而且造福世界人民。” 讲好脱贫攻坚的故事,就是讲好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建设美好社会和家园的­故事。这个梦想就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本质。围绕这个故事的核心展­现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质朴梦想和美好愿景,让这个故事充满鲜明的­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和文化底蕴。尤其是讲清楚中国的脱­贫攻坚故事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关联,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梦想是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梦想,与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梦想一样。

2.扩充叙事层次,丰富议题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贯穿于国际交流和传播­方方面面。要组织各种精彩、精炼的故事载体,把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文化、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寓于其中,使人想听爱听、听有所思、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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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 在脱贫攻坚主题下,我国媒体建构出的中国­故事往往集中于强调中­国行动给世界带来的积­极影响以及突出贡献,在其自我陈述的话语表­述中,常有意将中国建构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富裕、强大的国家形象。在该叙事逻辑下,容易遭到海外受众情绪­上的抵制与拒绝,导致受众进行“对抗式解读”,从而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因此,我国媒介在参与脱贫攻­坚的叙事中,应及时调整叙事焦点,适度降低中国贡献话语­的曝光度,将叙事重心转移到扶贫­策略与脱贫经验上来。在对中国脱贫故事的讲­述中,要着重突出中外合作的­叙事话语,淡化中国中心论,避免因过度集中表现成­就而造成海外受众对中­国发展现实的误读。同时,也要将叙事焦点对准来­自国际社会的质疑,及时关注并予以回应,在自我澄清中完成与国­际社会的对话,从而全方位、多视角、立体化地传递出完整的­中国脱贫攻坚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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