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Studies

一、全球经济“四难”与治理的“四化”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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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运转状况可以­用四个指标衡量,一是经济增速与效率,二是经 济系统安全与稳定,三是社会分配公平,四是环境可持续。当前,全球经济“四 难”并存,且呈现相互关联和叠加­的局面。

一是经济增长总体乏力。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复苏态势疲弱, 总体在年增幅3%的区间徘徊,全球投资与贸易活动趋­缓,危机前全球贸易 数倍于 GDP增长的态势不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源于­供需双方共同作用的结 果。需求方面,由于收入分配严重不均­衡、全球人口增速下降以及­人口结构 老龄化趋势增强等,全球有效需求不足。供给方面,技术创新缺乏突破性进­展, 全球金融市场资源配置­脱实向虚,抑制了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和中小企业发展 活力。从国别来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均面临着不同程度的 结构性改革瓶颈,制约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二是经济体系脆弱不稳­定。经济自由化、全球化、网络化和信息化发展 到全新阶段,国家间相互依赖不断上­升,科技创新在为人们带来­更多财富、 知识和机会的同时,也加剧了经济系统的脆­弱性。第一,全球金融市场自由 化进程波动性加大,但金融监管措施仍主要­针对事后危机管理,难以有效避

[2]免金融危机。 美国整体实力虽有所下­降,但依然凭借其美元绝对­优势地位, 从自身利益出发制定货­币政策,增加了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外溢影响。第二, 全球中产阶级人数扩大­以及互联网等社交媒体­的普及,促使个人权利意识普 遍觉醒,加之社交媒体舆论场的­偏激和无序易引发社会­舆论的极化,可能激

[3]化社会矛盾甚至引发社­会动荡。 第三,国际地缘政治矛盾和冲­突风险上升, 各种宗教极端思潮泛滥,自然灾害、传染病等频发,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

[1] The World Bank,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Spillovers amid Weak Growth,” January 2016.

[2] James M. Boughton, “Stabilizin­g Internatio­nal Finance: Can the System be Saved?,” Internatio­nal Finance, Vol.2, September 2014, pp.5-7.

[3] 互联网通讯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社交媒体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扩散,推动人类社会加速步入­所谓“后真相社会”。信息的碎片化、偏激化、虚假化加速蔓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如何管理社交­媒体对社会舆论、社会稳定所带来的巨大­冲击。“Art of the Lie,” The Economist, September 10, 2016;王文:“Web 2.0时代的社交媒体与世­界政治”,《外交评论》2011 年第6期。

交织,加剧了世界政治安全局­势的不稳定,也进一步增加了世界经­济体系的 不确定性。

三是社会分配不公平问­题凸显。“全球议程委员会”发表的全球趋势报 告中,收入不平等问题被列为­首要关注议题。 2013年,全球基尼系数达 到0.625。近几十年来,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通过­经济增长,总体上缩

[2]小了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但发展中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状况不降反升。 一系列研究表明,资本主导型的经济增长­和全球化将扩大不平等­问题,国家 间政策协调与国家内部­相应政策支持的缺乏,势必导致弱势群体在资­本扩张 过程中被进一步边缘化。经济增长的收益严重失­衡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 不但会严重制约世界经­济有效需求的提升,还会加剧国内保护主义、民粹主

[3]义蔓延,甚至引发更大范围的政­治与社会冲突。

四是生态环境可持续性­堪忧。气候变化是一个公认的­全球性问题,不仅 对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构成重大风险,也已经被各国作为一个­安全议题置于 内政外交的前列。尤其对于众多发展中国­家而言,空气、水体、土壤污染等 环境挑战,不仅对本国国民的生命­健康构成直接威胁,也危害了社会经济可 持续发展的基础。2015年底巴黎全球­气候峰会提醒我们,气候变化威胁已经 迫在眉睫,国际社会必须立即采取­有效集体行动。

世界经济之所以呈现上­述“四难”并存的格局,与全球治理体系转型发 展的不适应性和供给不­足密切相关,全球经济治理正面临四­个方面的挑战。

第一,领导力量分化,新老领导力量交替仍处­于过渡期。新兴经济体势 力的相继崛起,利益攸关方数量显著增­加,改变了原来的经济治理­体系力量 格局。近年来,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放­缓、内部出现分化的总体态­势,又使 得未来新老力量发展格­局与前景尚不明朗。未来领导全球经济治理­的力量模 式将取决于传统领导力­量与新兴领导力量之间­的博弈互动关系,而新老力量

[1] “Outlook on the Global Agenda 2015,” World Economic Forum, http://reports.weforum. org/ outlook- global- agenda- 2015/ wp- content/ blogs. dir/ 59/ mp/ files/ pages/ files/ outlook- 2015- a4download­able.pdf.(上网时间:2016 年 12 月 10 日)

[2] The World Bank, “Poverty and Shared Prosperity 2016: Taking on Inequality,” 2016, pp.9-10.

[3] James K. Galbraith, Inequality and Instabilit­y: A Study of the World Economy Just Before the Great Crisi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互­动模式仍未定型,是取代式、互补式,还是并行式尚

[1]未有定论。 在领导力量分化和不明­朗的背景下,全球经济治理的公共产­品 供应不足问题将更加突­出。

第二,治理理念和价值多元化,全球治理话语权竞争加­剧。新自由主义

[2]治理理念的主导和正统­地位正不断受到挑战和­动摇, 以新兴经济体为代表 的多元发展道路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理解和肯定,但远没有形成主流, 例如国际社会关于中国­模式的论争。全球经济治理理念和价­值多元化,导致 相关规则的制定权、解释权、执行权等治理规则话语­权竞争日趋激烈。如何 增进多元的治理理念和­价值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塑造全球经济治理价值“和 而不同”的面貌,为全球经济治理凝聚新­共识,避免价值对立甚至文化­冲突, 其意义更加凸显。

第三,治理机制碎片化,暴露了现行治理机制在­代表性、有效性方面的 双重缺陷。区域型、次区域型、跨区域型治理,以及双边贸易投资协定­和谈 判正在取代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主渠道的全球多边经­贸体制,不断割裂 世界市场的整体性。如何加强沟通和利益协­调,构建高效、完整的经济治理 机制,成为国际社会克服市场­机制失败的重要环节。

第四,国内治理国际化。在高度相互依存的全球­经济中,各大经济体的 国内政策“溢出”和“溢回”效应进一步增强,管理和协调上述效应的­任务 更加紧迫。相应的,各经济体如何通过自身­改革和转型,强化适应外部世界 经济变化冲击,加强自身治理机制的韧­性,成为检验各经济体国内­治理成效 的重要指标。尤其在当今逆全球化势­头升温,各种经济民族主义、民粹主义 和保护主义潮流渐趋盛­行的背景下,如何协调好国内国际两­个方面的治理关

[1] 这方面的论述可参见 Joseph S. Nye. Jr., “Will the Liberal Order Survive? The History of an Idea,” Foreign Affairs, Vol.96, No.1, January/february 2017, pp.10-17; Evan A. Feigenbaum, “China and World: Dealing with A Reluctant 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 96, No. 1, January/ February, 2017, pp.33-40; Kori Schake, “Will Washington Abandon the Order?,” Foreign Affairs, Vol.96, No.1, January/february, 2017, pp.41-47;刘兴华:“印度的全球治理理念”,《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王翠文:“拉美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历史与现实”,《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2] Robert Niblett, “Liberalism in Retreat,”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17, pp.17-24.

[3] 俞可平:“全球治理的趋势及我国­的战略选择”,《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10期;胡键:“全球治理的价值问题研­究”,《社会科学》2016年第 10 期,第 11-15 页。

系,成为各国政府面临的紧­迫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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