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为新中国外交奠立基础

International Studies - - 《国际问题研究》 年第 期 -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的源头,可追溯到延安时期。

( 一 )新中国外交的缘起

1. “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在中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危机关头,1935年底的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和中国成为战时盟国,国民党政府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中共中央则倡导“太平洋各民族反日反法西斯的广泛统一战线”。 美方认为国共关系恶化不利于对日作战,遂迫使蒋介石同意美国政府派军事观察组到延安考察,探求缓解国共矛盾。1944年 7 月至 8月间,美军观察组“迪克西使团”分两批抵达延安。毛泽东主席亲自给《解放日报》社论定稿,在原稿标题“欢迎美军观察组”后增添了“战友们”三字。同年8 月 18 日,中共中央发出重要文件《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将美军观察组来访视为“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 2. 两大重要方针。1944年9月 -1945 年 11月赫尔利使华期间,美国“扶蒋反共”政策逐渐成形。随着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1947年“杜鲁门主义”的提出和 1948年“马歇尔计划”的启动,美苏“冷战”拉开序幕,美国开始实施“遏制”政策。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中国革命形势发生了历史性转折。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前后,毛泽东洞察新中国面临的复杂国际环境,确立了对策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只要帝国主义“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为此,他提出两个重要方针:“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另起炉灶”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

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则是“帝国主义总想保留一些在中国的特权”,“我们要在建立外交关系以前把‘屋子’打扫一下”。 3. 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挥师过江解放南京,毛泽东电示我军保护英、美侨民和外交人员,“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毛泽东还电告南京军管会黄华可就地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接触,但美国国务院令后者“不得访问北平”。 在美方未给中共选择余地的情况下,中共和苏共关系取得进展。1949年1月底,苏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到访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6月下旬,刘少奇率团秘密出访苏联。斯大林表示新中国成立后,将“立刻承认”并予援助。1949 年 6 月 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提出“一边倒”政策,昭示新中国将坚定倒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一边倒”有两方面涵义:一是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二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统一战线。这与“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并称为新中国初期外交政策“三大方针”。

(二)坚决捍卫国家独立和主权

1949 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历史由此进入新纪元,中国外交也揭开了崭新篇章。新中国成立第一年,就与17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1949 年 12月,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赴苏访问。1950年 2 月 14 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标志着“一边倒”政策的正式实施。该条约增强了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也为加强中苏两国友好合作、共同抵御外来侵略,为新中国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奠定了基础。 美国政府于 1949 年 10 月 3日宣布继续承认国民党政府,一度图谋离间中苏关系,采取“等待尘埃落定”的态度。随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美在中苏之间“打入楔子”的幻想破灭。1950年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扩大战争行动并决定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中国领导

人毅然做出赴朝参战的战略决策。中美两国直接军事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新中国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政策。 中美交恶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美国对中国内政台湾问题的粗暴干涉。中国同美斗争的焦点就是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早在中国革命胜利之前,美国就密谋了诸如“分离”、“托管”等防止台湾“失陷”的方案,但慑于“政治影响”,杜鲁门于1950 年 1月发表“不介入”声明,以观望等待。朝鲜战争爆发为美国染指台湾提供了时机和借口,白宫采纳了麦克阿瑟视台湾为“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和潜艇基地”之战略分析,悍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中国政府严正揭露美国侵略行径,在联合国等国际场合与美直接交锋。至此,台湾问题成为中美两国之间的最大争议问题。 1954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此举可谓《孙子兵法》“上兵伐谋”之行动,旨在防止台湾问题固化,反对美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美和台湾当局既矛盾又勾结,缔结了所谓《共同防御条约》。1958年,台湾海峡风云又起,美国再次对中国内政横加干涉。中共中央做出“把蒋介石留在金、马”的战略决策,以“谈谈打打”、“打打停停”策略,挫败了杜勒斯“战争边缘”讹诈。

(三)坚持“独立自主”与“和平共处”方针

建立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国际关系,一直是新中国外交努力的方向。1953 年 12月,周恩来在会见来访印度代表团时首次完整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1954 年 4月,中印两国政府协商同意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列入谈判公报和《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并将其作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同年6月,周恩来总理应邀访问印度和缅甸时,将上述原则分别写入同印度总理尼赫鲁和缅甸总理吴努的《联合声明》中,进而确认这些原则适用于同亚洲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 1955 年 4月,亚非会议(又称万隆会议)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这是战后首次由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举办,且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周恩来总理率团参会,坚持“求同存异”方针,广做增信释疑工作,挫败了美国分裂会议的图谋。会议《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提出了十项

国际关系原则,涵盖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全部内容。1957年,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庄严宣告,中国坚决主张一切国家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63年底至 1964年初,周恩来总理出访亚、非、欧14个国家,提出了中国经济援助的八项原则,将五项原则扩展到经济领域。 新中国外交在实行“一边倒”政策的同时,始终坚持“独立自主”方针。毛泽东明确指出,要用自己的腿走路。周恩来亦强调,为抵抗美国侵略和威胁,中国同苏联结盟是必要的,但不能丢掉自己的党和国家的独立性。回顾中苏结盟历程,中国始终坚持维护自身主权和党的独立性,对大国沙文主义进行了抵制和斗争。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遵照毛泽东主席指示,强调各国共产党之间应遵循独立和平等原则,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应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展现了强大的生命力,逐渐广为国际社会所接受,见诸大量国际条约和文献。从20 世纪 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末,中国又同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形成了第二次建交高潮。70年代,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和《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均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纳入其中。

(四)“一条线、一大片”外交战略构想

国际关系发展也时常出现“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变迁。二战后,国际力量重新组合形成了“雅尔塔体系”。1955年华沙条约组织的建立,标志着两极格局形成。从建国初期到20 世纪 60年代末,新中国在两大阵营对峙中属于社会主义阵营。 双方矛盾逐渐激化。1960毁了然而,随着苏共奉行大国沙文主义,而中共则视独立自主原则为生命线,600多项协议和合同。中国以“坚持原则、后发制人;坚持斗争、留有年 7月,苏联单方面撤回在华的1390 名专家,撕余地;坚持团结,反对分裂”方针予以应对,但苏联领导人依然我行我素。1962 年 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决定把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一起作为斗争目标。“反帝必反修”成为此时期中国外交基本战略,俗称“两个拳头打人”。1968 年 8月,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1969年 3月“珍宝岛事件”爆发后,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并扬言要摧毁中国核基地,对中国形成战争威胁。

同年 9月,周恩来总理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举行会晤,就维持边界现状、防止冲突达成一定谅解。 此时的美国深陷越战泥淖内外交困,“尼克松主义”应运而生,即为确保同苏联争霸中的欧洲战略重点,谋求从印度支那脱身,实现所谓“均势外交”。毛泽东敏锐地注意到尼克松于1967 年 10月为《外交季刊》撰文中耐人寻味之观点:“从长远来看,我们简直经不起永远让中国留在国际大家庭之外。” 中苏关系破裂成为中美两国接近的催化剂。1969年春,在毛泽东指示和周恩来具体安排下,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元帅接受了“研究国际形势”的特殊任务,并提交《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和《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书面报告。报告关于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的战略分析,为打开中美关系之结提供了依据。 为破解国家安全“夹肉面包”的严峻局面,毛泽东纵横捭阖、运筹帷幄,毅然决定“打美国这张战略牌”:建立一个从中国经中东到西欧,越过大西洋到加拿大、美国,再经过太平洋至日本,包括太平洋南岸澳大利亚、新西兰在内的反对霸权主义“统一战线”;再将周围一大片亚非拉国家团结起来,形成了“一条线、一大片”的外交战略构想。用陈毅的话来讲,就是“下了这着棋,全局都活了”。 1971 年 4月,美国乒乓球队成功访华,“小球推动大球”。同年7 月基辛格秘密访华,1972 年 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毛泽东与其举行了历史性会谈。《上海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中美关系正常化大门的开启,中国外交实现了又一次重大战略调整。 1971 年 10 月 25 日,第 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此后,中国同大多数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形成了第三次建交高潮。中国在联合国组织框架内履行职责,为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为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各国友好合作和促进人类进步不懈努力。20世纪 70年代,在毛泽东“两个中间地带”战略思想指导下,中国不断加强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关系,积极发展同西欧国家关系。中国对日贸易关系和民间交往不断发展,促成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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