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砖机制建设日趋成熟

金砖国家自启动对话合作以来，适应时代变迁，纵横双向发力，机制建设不断深化。

(一）拓展代表性，从新兴经济体转向整个发展中国家

体范畴。这种定位既源于其概念创始者对于新兴大国在国际体系变革中作用金砖概念提出伊始，其角色定位和机制建设的目标对象锁定于新兴经济的局限性认识，也囿于金砖成员国一些学者主张在国际秩序大变革时期金砖需专注于自身利益的融合和突破。然而，在金砖机制举行第一次首脑峰会并取得瞩目效应的同时，杂音和噪音甚嚣尘上，它不仅来自西方世界，而且一些发展中国家对金砖机制的代表性也充满疑惑，认为金砖机制仅涵盖少数几个主要新兴大国，许多发展中国家并未参与其中。它们抱怨：在世界力量格局大转换、国际新秩序形成的历史进程中，金砖国家组成集团与发达国家讨价还价，重新塑造了全球利益体制，然而在这一新利益体系的形成过程中，诸多发展中国家被边缘化，发达国家和金砖国家牺牲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针对这些担忧和抱怨，金砖机制建设为避免落入埋头耕作“自家小院”的陷阱，明确了机制定位，阐明金砖机制的代表性，突破金砖作为新兴大国的狭隘框架，放眼于整个发展中国家，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声，将发展中国家最为关心的发展问题置于金砖机制的突出位置。诚如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所言，“金砖机制不仅承载着金砖五国人民的期待，也承载着广大新兴市场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期待。” [1]为此，金砖峰会已形成“金砖+N”的领导人对话形式，即金砖国家召开峰会期间，必定举行金砖国家领导人与举办地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例如，巴西福塔莱萨峰会期间，举行了金砖国家同南美国家领导人对话会；在俄罗斯乌法峰会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召开了与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上海 [1] “王毅部长在金砖国家外长联大会晤上的发言”，外交部网站， 2016 年 月 21 日， 。（上网时间：2016年 月 21 日）

合作组织成员国和观察员国领导人对话会；在南非德班峰会期间，召开了金砖国家领导人同非洲国家领导人对话会；在印度果阿峰会期间，举行了金砖国家领导人同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成员国领导人对话会。即将召开的中国厦门峰会则将“金砖+N”拓展为“金砖+”模式，即对话对象不再局限于峰会东道国所在区域的发展中国家，而是全球范围内发展中国家代表，极大地扩大了金砖“朋友圈”。这表明，金砖国家并非以新兴大国自居而置身于发展中国家之外；相反，金砖国家的属性依然是发展中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在新世纪国际秩序重塑进程中有着共同的诉求，同样是国际格局中的上升力量，有着加快发展的共同目标和维护自身正当权益、追求自身发展道路、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的共同诉求。梳理历次峰会宣言和成果可见，金砖机制建设始终关注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

（二）深耕全球治理，从经济合作转向塑造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

金砖概念提出8年后，金砖国家领导人召开了第一次峰会，从首次峰会成果来看，金砖合作的重点是在全球金融危机持续发酵的背景下，金砖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探讨全球经济形势的紧迫问题：如何应对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从而更好地维护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可以看出，金砖机制形成之初，基本上是一种危机应对的短期机制。随着国际形势和世界经济力量格局的不断变化，金砖成员国领导人深刻地意识到，当今全球治理体系还没有完全反映出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现实，也与世界政治经济版图发生重大变化的事实相距甚远。金砖国家领导人还敏锐地觉察出，新兴经济体的可持续发展与全球规则制定权以及全球治理话语权密不可分。如果发展中国家在新世纪仍然不能分享全球治理的主导权和主动权，那么金砖国家的利益还是不能实现根本性突破。相反，如果金砖成员国能够在国际事务的最高议事场所中与发达国家平等商议和制定全球规则，那么发展中国家才能扭转受到种种羁绊束缚的被动局面。因此，金砖机制的建设很快从单纯的经济合作迈向全方位地参与全球治理，日后每次金砖峰会均对发展中国家如何参与全球治理进行了布局和规划，金砖机制建设由此从短期风险应对机制走向全球治理的长效合作机制。

此后峰会成果声明的内容变化也印证了这一机制建设的深化，第一次峰会成果声明仅有16条，而最近的乌法峰会声明已经增加到77条，果阿峰会声明更是达到了 10 条 ,其内容涵盖全球事务的各个方面，从传统安全到非传统安全，从政治对话、经济合作到文明交流，从国际热点问题到全球难点问题，从全球战略到地缘政治。金砖国家深度参与全球治理已成为当今国际格局演变的一个显著特征。“在金砖国家推动下，全球治理体系的代表性、平等性、实效性得到空前加强。”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