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习近平全球治理思想的理论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提出了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思想，引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断向前发展。（一）基本目标为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习近平明确表示，中国将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

[2]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这一角色定位为新时代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指明了方向和目标。一是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全球治理因应全球性问题而起，全球治理体系应随全球性问题的变化而变革。当前全球治理体系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正严重制约着全球性问题的治理。因此，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直接目的，就是要切实有效解决当前的各种全球性问题，应对日益增多的全球性挑战。二是引导国际秩序有序变革。当前国际秩序正在经历深度调整与变革，国际竞争已逐步发展为新型的“制度之争”。围绕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竞争，本质上就是一种国际制度竞争。习近平强调，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

体制变革，事关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3] 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大方向没有改变，中国要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

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4]

[1]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 324 页。 [2]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5 页。 [3] 习近平： “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 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 [4] 习近平：“牢固树立认真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开创新形势下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人民日报》2017 年 2 月 18 日，第1版。

塑造新的国际秩序，引导国际秩序的未来发展方向是全球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三是占据世界未来发展的道义制高点。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大趋势下，全球治理集中反映了世界主要规则标准和主流价值规范，检验着世界各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代表着未来发展的主要舞台。因此，谁能把握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机遇，谁就能占据世界未来发展的制高点。中国积极参与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既要立足应对全球挑战的现实需要，更要面向全球治理的未来，占据世界未来发展的道义制高点。四是服务“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强调，我们参与全球治理的根本目的，就是服从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

[1]大复兴的中国梦。 国家发展既取决于自身发展道路，也有赖于良好的外部环境。良好的外部环境取决于国际秩序的发展状况，国际秩序的发展变化又源于国际制度的变革方向。尤其在国际秩序大调整大变革的新时期，中国更需要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为世界和平稳定提供可靠保障，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创造良好外部环境。五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

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 有鉴于此，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

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3]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也是习近平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的中国方案。这意味着，中国携手各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从根本上着眼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描绘的美好世界，是社会主义新兴大国对事关人类前途命运重大问题的系统阐述。

[1] 习近平： “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 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 [2] 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 1 月 18 日，第3版。 [3]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58-59 页。

分体现了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具有深刻的价值基础。（二）价值基础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的全球治理思想充一是公正合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中国外交的重要目标。公正合理既是国际新秩序的发展方向，也是全球治理体系的发展方向，更是中国在这一发展进程中秉持的价值。全球治理体制是否公正合理不能由一部分国家说了算，而是需要得到公认并有一定的准绳。努力使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均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的意愿和利益，就是一项重要的判断标准。这种公正合理的价值追求顺应时代潮流，符合各国利益，贯穿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全过程。二是合作共赢。长久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秉持绝对收益的价值观，奉行零和博弈、赢者通吃等旧思维旧战略，使结盟与对抗成为传统国际关系的常态。在命运与共的今天，旧的价值观和思维模式已不能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合作共赢才是有效应对当前挑战、赢得未来发展的价值共识。坚持合作共赢的价值理念，就是要坚持多边主义，实现双赢、多赢、共赢，使协商、对话、合作、共赢成为当代全球治理的重要方法，将其贯彻到同心打造全球伙伴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过程。三是义利合一。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以资本主义逐利的价值观为基础，零和博弈思维盛行，少数人得利而多数人失利是这一价值逻辑的消极后果。义利失衡已成为当前全球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并引

[1]发国际政治诸多不正之风。 全球治理的改善必须以正确的义利观为基础。习近平强调在国际关系中践行正确义利观，体现了中国秉持义利相兼、以义

为先的原则和加强国际团结合作的价值追求。[2]它不仅表明了中国将以什么

样的身份参与国际事务，以什么样的理念和行动开展特色鲜明的大国外交， [3]

[1] 苏长和：“习近平外交理念‘四观’”，第29 页。 [2] 习近平：“谋共同永续发展 做合作共赢伙伴——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 年 9 月 27 日，第2版。 [3] 秦亚青：“正确义利观：新时期中国外交的理念创新和实践原则”，《求是》2014年第 12 期，第 55-57 页。

而且还有助于深化各国政治互信与务实合作，并已成为提升中国国际形象和软实力、推动全球治理发展的重要指导。四是共同发展。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但日益失衡的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对其构成严重挑战。要实现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共同目标，必须以共同发展为价值基础。为此，习近平强调，大家一起发展才是

[1]真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好发展。 要共同走出一条公平、开放、全面、创新的发展之路，努力实现各国共同发展。共同发展具有广泛的全球价值共识，对完善国际发展环境、伙伴关系和发展协调机制等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五是和谐共生。人类文明在充满多样性的交流与融合中不断发展进步，力图以某一文明排斥其他文明、主导世界秩序的做法，只会导致文明倒退和人类灾难。鼓吹文明冲突将误入歧途，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才是正道。在对抗和冲突仍困扰国际社会的当下，习近平在全球治理问题上积极倡导的和谐共生理念，既是“和合”文化的现代价值表达，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也蕴含着人类的理想追求，为推动人类文明发展树立了价值指向。（三）基本内涵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就全球经济治理、新型国际关系、全球安全治理、全球伙伴关系、全球生态治理等重大领域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极大地丰富了习近平的全球治理思想。第一，全球经济治理观。有效的全球经济治理是世界经济良性运行的保障。当前，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经济重心正在向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转移。面对世界经济格局的新现实，全球经济治理需要与时俱进、因时而变。习近平指出，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共同构建公正高效的全球金融治理格局、开放透明的全球贸易投资治理格局、绿色低碳的全球能源治理格局、

包容联动的全球发展治理格局，建设创新、开放、联动、包容型世界经济。[2]

[1]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 9 月 29 日，第2版。 [2] 习近平：“中国发展新起点 全球增长新蓝图——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6年 9 月 4日，第3版。

习近平提出的这一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体现了共迎挑战的伙伴关系精神，明确了世界经济的前进方向，也展现出谋求共同发展的决心。它还表明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同时，积极致力于为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中国理念和智慧。这不仅是对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理念和主张的系统总结，也是对中国外交政策理念的进一步丰富与发展，表明中国不再仅仅是全球化的被动

参与者，而是正在成长为全球化的塑造者。[1]第二，新型国际关系。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国际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和全球性难题也更加凸显。但今天的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朝和平与发展的目标迈进，而合作共赢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现实途径。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要求，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以

[2]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为此，各国必须超越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的老框架，代替单打独斗的老做法，把合作共赢视为各国处理国际事务的基本政策取向，并使之成为各个领域都普遍适用的基本原则。实际上，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不仅已经成为新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的一条主线，而且还推动了和平外交方针、和平外交政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发展道路“四位一体”的和平外交新格局，彰显了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第三，全球安全治理观。在全球化时代，各国安全相互关联、彼此影响。没有一个国家能凭一己之力谋求自身绝对安全，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从别国

的动荡中收获稳定。[3]习近平指出，没有和平就没有发展，没有稳定就没有繁荣。各国发展都需要和平稳定的大环境，每个国家都应成为世界和平与发

[1] 裴广江、曲颂等：“伙伴精神是G20最宝贵财富——国际社会寄望‘杭州共识’引领世界经济发展”，《人民日报》2016年 9 月 8日，第3版。 [2]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73 页。 [3]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

[1]展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受益者。 各国要摒弃一切形式的冷战思维，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共同就是要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安全；综合就是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合作就是要通过对话合作

促进各国和本地区安全；可持续就是要发展和安全并重，以实现持久安全。[2]从坚持《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充分发挥联合国在维和止战方面的核心作用，到坚持理性、协调、并进的核安全观；从大力推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到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推进区域安全合作，习近平把传统国际安全合作逐步引向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新路。从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到积极应对难民危机、气候变化、疾病管控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从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讲规则、实现共同治理，到致力于把深海、极地、网络等新兴领域打造成各方合作的新疆域，习近平的全球安全治理观引领着全球持久安全发展，推动国际社会共同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第四，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只有发扬伙伴精神才是各国共同应对日益增加的全球性挑战的理性选择，也只有构建合作共赢的全球伙伴关系，打造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才是适应国际关系新常态的必然选择。因此，各国要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秉持正确义利

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3]从根本上看，“伙伴关系”理念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关系性思维”的创新发展，将促进基于信任和认同

的关系治理， [4]也是对全球治理秩序理念的重建。因此，要依据对外工作的

[1] 习近平：“共同维护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人民日报》2016年 9 月 16 日，第3版。 [2]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54-356 页。 [3]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59-60 页。

[4] 秦亚青：“为国际秩序变革贡献‘中国方案’”，中国社会科学网，2014年12月17日， 。（上网时间：2018 年 4 月24 日）

总体布局，加强运筹与主要大国、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大力推动、优化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打造各有侧重又

相互协调、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1]第五，全球生态治理观。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习近平指出，气候变化是全球治理的重要领域，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努力是一面镜子，给世界各国思考和探

[2]索未来全球治理模式、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来宝贵启示。 习近平秉持“建设好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理念，积极探索人类可持续的发展路径和治理模式。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被写入中央文件、写进联合国文件，到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十三五”规划重要内容、被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从绿色发展成为五大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到“美丽中国”“清洁美丽”被写进全国党代会报告和党章，

习近平的生态治理观赢得了世界认同，体现了中国担当。[3]从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全球生态体系，到共同推动全球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道路；从携手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到共同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习近平的全球生态治理观为全球生态合作提供了方向指引，充分表明中国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引导者和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将为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四）基本原则中国的全球治理观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但推动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需要国际社会共同持续努力。习近平指出，从70 多年前《联合国宪章》明确的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到60多年前万隆会议倡导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国际关系演变积累了一系列公认的原则。在此

[1] 王毅：“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拓展之年”，求是网，2015 年 12 月 31 日， D 。（上网时间： 2018 年 4 月 15 日）

[2]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15年 12 月 1日，第2版。

[3] 常红等：“习近平‘绿色治理’观：世界认同体现中国担当”，人民网，2017年 6月 7 日， 。（上网时间： 2017 年11 月 15 日）

基础上，习近平明确阐述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更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基本原则。和政治智慧，反映了中国真正把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视为国际社会大家庭的事，有利于把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主张转化为各方共识，形成一致行动。一是共商共建共享。倡导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彰显了习近平的全球视野共商就是以开放为导向，坚持理念、政策、机制开放，充分听取社会各界建议和诉求，鼓励各方积极参与和融入，不搞排他性安排，防止治理机制封闭化和规则碎片化；共建就是以合作为动力，各国在全球治理体制机制的调整改革中加强沟通和协调，照顾彼此利益关切；共享就是提倡所有人参与，所有人受益，不搞一家独大或者赢者通吃，而是寻求利益共享，实现共赢目标。[1]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需要集全球各国之智，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就是中国智慧对全球治理的贡献，将有助于凝聚合力、协调合作。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既能避免不切实地要求中国过度担责的风险，又能消除不合情理地指责中国谋求霸权的疑虑，还能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激发新动能、开拓新空间。二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应对全球性挑战，任何一国都无法置身事外。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一些全球性问题的历史责任不同，发展需求和能力也存在差异，用统一尺度来对待所有国家既不适当，也不公平。相反，在全球治理体系中，世界各国应在享受公平待遇的基础上，承担与其拥有权利一致的责任，发挥与自身实力相符的影响力。特别是，随着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全球贡献不断增长，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应获得更多发言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反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心愿，也为国际社会应对挑战作出重要示范。当然，倡导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不是说发展中国家就不要为应对全球问题作出贡献，或免去其应承担的责任，而是说要符

[2]合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和要求。 这一原则适用于环境、贸易、人权发展等广泛议题领域。在改善全球治理体系的进程中，各国只有共同坚定维护以《联

[1] 习近平：“中国发展新起点 全球增长新蓝图——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6年 9 月 4日，第3版。 [2] “习近平：共同开启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黄金时代’ 为中欧关系全面推进注入新动力”，《光明日报》2015年 10 月 19 日，第1版。

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全球治理目标。权，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创新发展，必将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体现负责任大三是尽力与量力兼顾。中国积极主张并谋求自身在全球治理体系的话语[1] 才能切实推动实现国的担当。但全球治理格局取决于国际力量对比，革故鼎新归根到底要靠实力。该负什么样的责任、如何合理地负责任，都需经过理性评估和慎重抉择。尽[2]中国兼具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市场大国的双重身份，在全球治理问题上管中国正向全球大国转变，其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定位仍将持续较长时间。因此，中国既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主动承担国际责任，也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3]在兼顾尽力与量力的基础上，着眼提供中国方案，主要聚焦规则制定和治理机制创新，不断扩大中国的制度话语权。因此，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中国都要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情，不断增强自身在

国际上说话办事的实力， [4]使中国制度性话语权的增强具有坚实的物质保障。四是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统筹。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协调互动和相互制约不断加强，但两者目标并不完全一

致。[5]因此，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必须树立整体治理观，既依托全球治理深化国家治理，又通过国家治理推进全球治理。要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国内国际两类规则，考虑国内政策的联动效应和传导影响，扩大正面溢出效应。既要倡导“共同治理”防止并解决碎片化治理，也要促进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的良性互动。特别是既通过深

[1] “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 年 9 月 4日，第2版。

[2] “让中国力量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新华网，2016 年 9 月 28 日， D 。（上网时间：2018年 4 月 24 日）

[3] 习近平：“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 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 [4] 习近平：“加强合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共同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光明日报》2016 年 9 月 29 日，第1版。 [5] 吴志成：“全球治理对国家治理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 6 期，第 22 页。

化国家治理推动全球深度治理，以达致全球善治，又通过全球深度治理深化国家治理，以实现国家善治，进而保障和维护好中国发展与世界和平的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