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交流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提 要〕人文交流是以人为主要载体的文化沟通和交流活动，它以增进国家及民众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为基础，以相互尊重、包容互鉴、创新发展为原则，以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和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为目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支柱。当前人文交流面临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警惕、新一轮“文明冲突论”、反全球化浪潮以及对象国现实需求不尽相同等诸多挑战。因此，中国需加强国际话语权建设，深入挖掘中华传统文化优秀资源，积极探索官民并举的对外交流模式，大力拓展高校的对外人文交流职能，为全面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作出积极贡献。
〔关 键 词〕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文交流、中国外交〔作者简介〕邢丽菊，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 ） 期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体系中，人文交流与政治安全合作、经济贸易合作一道构成中国对外政策的三大支柱。人文交流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关键是平等互鉴，宗旨是合作共赢。加强中外人文交流是夯实中外关系社会民
意基础、提高中国对外开放水平的重要途径。[1]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加强中外人文交流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人文交流的基本内涵
人文交流是中国外交的独创性概念，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理念创新。“人文”一词最早源于《周易》：“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中国先贤们将人文置于与天文同等重要的位置，认为其作用在于“化成天下”。[2]
人文精神，即对人的尊崇和关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中国在历史上出现了众多的学派和教派，但几乎都是将人本主义或人文精神放在重要位置。儒家“内圣外王”重视人的道德修养，体现的是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人文情怀；道家的“形神兼养”“返璞归真”“道法自然”等是对人的健康、生命和生活环境的关注和关怀；佛家以慈悲为怀，提倡“众生平等”、不杀生以及“因果说”，这些都体现了对生命和人的关怀。
人文交流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从广义上讲，人文交流泛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涉及一切以人为载体的各个领域的社会活动。从狭义上讲，人文交流主要指的是文艺、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新闻及体育等领域的沟通和互动行为。具体到国家而言，人文交流主要是以人员交流、文化交流和思想交流为内容，以国家间民众的互动、互识和互知为目的，相互间思想文化的交汇、碰撞和吸引。
人文交流的活动形式已经存在很久。中国汉代的张骞在2000 多年前出使西域，古丝绸之路成为东西方交流的重要通道。意大利的马可·波罗在700多年前来到东方，写成闻名于世的游记，向欧洲人展开了东方文明的多彩画卷。中国明代的郑和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给所到之处的人民带去了丝绸、茶叶、瓷器等产品，也进行了广泛的人文交流，传播了中华文化。印度尼西亚的港口城市三宝垄建有一座宏伟的三宝庙，其中供奉着郑和船队遗留的不少物品。由于郑和信仰伊斯兰教，他还向东南亚人介绍了伊斯兰教。类似例子很多，正因此才出现人类历史上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现象。
关于人文交流对外交关系的影响，西方学者有大量的研究。美国学者洛弗尔指出，人是在一定的文化氛围中成长的，受到其风俗习惯、价值观和信仰的熏陶……在每个国家，统治政策和外交政策的制定都是在某种特定文化
背景中产生的。[1]美国一些学者把文化实力概括为“软实力”，与以军事、经济和科技力量为标志的“硬实力”相对比。在他们看来，单靠硬实力无法解决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因为许多情况下需要依靠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诱的手段来达到目标。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指出，软实力主要由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三个要素组成，它不仅包括塑造人们喜好的能力，更重要的是
吸引人心的能力。[2]尽管他提出软实力论旨在维护美国的世界霸权，但这一理论为解读后冷战时期国际力量的变化提供了新的视角。
人文交流包含公共外交活动，但又远远超出公共外交活动的范畴。就内涵而言，公共外交主要以提供信息为渠道，以介绍本国国情为主要内容，以争取外国公众理解本国政策为目的，往往是一国官方向外国公众采取的行动。人文交流既有政府之间的行为，也有政府对民间、民间对民间的行为。就形式而言，公共外交更多是单向传播或宣介，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精英人士借助各自的领域和国际交往的舞台，从不同角度去宣传本国国情或政策。人文交流则是双向或多向沟通，旨在不同文明或不同制度国家间形成互动，着力
通过文化的传播、思想的交流和文明的互鉴来增进相互了解，建立相互信任。人文交流具有渠道广泛、形式多样、反应灵活等特点，突出的是潜移默化的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多次在讲话中阐述人文交流的重要意义，将人文交流提升到服务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高度，指出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各
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1]中国政府于 2017年发布了《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见》，为开展并深入做好人文交流工作制定了具体的行动指南。意见指出，人文交流要以促进中外民心相通和文明互鉴为宗旨，坚持以人为本、平等互鉴、开放包容、机制示范、多方参与、改
革创新等原则，并将其融入国家对外交往的各个领域。[2]中国倡导的人文交流以增进国家及民众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为基础，以相互性、平等性、包容性为原则，以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和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为目标，是现代国际关系的重要推动力之一。人文交流是人与人之间沟通情感和心灵的桥梁、国与国之间加深理解与信任的纽带。与其他对外交流
[3]方式相比，人文交流更具有基础性、广泛性、先导性和持久性的特征。 近年来，中国已经与俄罗斯、美国、英国、欧盟、法国、印尼、南非、德国和印度等
建立了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2019年年内还将启动中日高级别人文交流磋商
机制。[4]在这些机制的推动下，各种形式的人文交流活动丰富多彩。现有的公共外交、民间外交、文化外交、软实力等概念均难以界定人文交流的内涵，因为这些概念未能从本质上抓住当代中国外交对传统国际关系
的超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所具有的创新性以及中国人民对国际关系的独特认知。[1]随着中国综合国力迅速提升，当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国际社会迫切希望加强与中国的交往和合作，了解中国文化哲学及中国人的思维观念，进一步分享中国发展给世界带来的巨大红利。另一方面，由于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国情民意缺乏全面了解，再加之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差异，外部世界一些人对中国不乏误解、疑虑、偏见，甚至敌视。这就亟需大力开展对外人文交流活动，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层次、多种形式的互动交流，争取并赢得世界对中国的理解和信赖。
二、人文交流的意义与原则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无论对中国的和平发展，还是对世界的繁荣进步，这一理念都具有重要意义。它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站在人类发展的战略高度，体现了中国人民着眼于维护人类长远利
益的远见卓识。[2]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被正式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而且被写入联合国大会、安理会、人权理事会等重要决议，已经成为凝聚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国际公共产品，对国际关系的走向及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加强中外人文交流，既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支柱。
人文交流是促进政治互信的基础。政治互信指一国政府或民众对另一国的政治体制、发展道路、政策取向、价值观念等有基本的理解或明显的认同，
是国家之间构筑长期合作关系的重要条件。[3]政治互信建立在持续相互了解、增信释疑的过程中。人文交流的特点就在于通过一系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的沟通来收获感化人心的力量，达到“感而遂通”的效果。1971年中美之间
的“乒乓外交”打开了隔绝22年之久的中美交往的大门，进而开启了中美关系 40余年不平凡的历史。大力开展人文交流，有助于更好地展示本国的真实面貌和国民的精神风貌，让其他国家民众更好地了解本国的历史文化和体制观念。缺乏这样的深层互动了解，不能相互理解并欣赏对方的道路选择，政治互信就无从谈起。
人文交流是深化经贸合作的保障。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经济全球化成为大势所趋，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更为迅速，这不仅要求人们熟悉对象国的贸易、投资、环保、人员流动等法律政策，而且要深入了解对象国的发展需求、消费模式、文化理念等。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发展，人们的经营、消费理念越来越个性化，这种个性化与每个人的知识结构、兴趣爱好、价值观念都有密切关系。只有通过广泛的人文交流，才能更好地抓住经贸合作的机会。人文交流带动的文化产业发展也可以为经贸合作带来巨大的收益，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卫生等领域已经成为日益重要的新兴产业。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先后与沿线国家签署了一系列教科文卫合作协议，人文交流与经贸合作的相互推动作用更加突出。
人文交流是推进民心相通的桥梁。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国家间的关系归根结底是人与人的关系。人是文明交流互鉴最好的载体，
深化人文交流互鉴是消除隔阂、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途径。[1]国家软实力最关键的是要塑造吸引人心的能力，主要通过以情动人和以理服人等相对温和
的方式来赢得人心。[2]人文交流以民众互动、互知为出发点，通过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动员更多的行为主体参与其中，通过面对面的交流和沟通来感知对方的思想，进而可能影响到政府决策并对国家间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当前中
国所倡导的人文交流机制大都涵盖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妇女、青年、地方交流等领域，高层互访和民间交流齐头并进，这对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塑造良好国家形象并增强软实力建设至关重要。
在政治安全、经贸合作两轮驱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好人文交流的国际关系稳定器、务实合作推进器、人民友谊催化器之独特的支柱作用，形成
三足鼎立的支撑结构，将会使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基础更加牢固，[1]从而使得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路更加行稳致远。大体而言，人文交流的基本原则应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平等尊重。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扎根生长的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2]文明虽有差异，但不应“唯我独尊”，而应平等共存。“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明标准，任何一种文明都不应该用自己的尺度来衡量他者，任何试图用强制性手段来解决文明差异的做法都无异于削足适履，都会给世界文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承认文明的平等性而予以尊重，这才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基础。尊重文明就意味着，尊重文明产生的土壤及其独特性，尊重文明创造的主体及其思维方式，尊重文明在历史上所发挥的独特作用，尊重文明在现在和将来产生影响的合理性和持续性。更重要的是，尊重文明的多样性，深刻认识到每一种文明都是世界大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员，尤其要克服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发展模式等差异带来的交流障碍。
二是包容互鉴。每一种文明都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美的结晶，彰显着创造之美。不同文明没有高低贵贱优劣之分。面对不同文明的优秀成果，要有“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胸襟。针对不同文明的差异，法国汉学家朱利安提出了“间距”和“之间”的概念，主张用“间距”打开空间，让不同的文明面对面，
从相互的注视中发现、认识和欣赏对方。[1]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蕴含着和谐共生的文明交往特质，中华文化的“和”包含和平、包容、开明、开放等多重内容，它要求既肯定事物的多样性，又包容事物的差异性，并将不同的事物融合到一个和合体中。因为差异性是事物生长的前提，多样性的调和是万
物生生不息的基本条件。[2]“智者求同，愚者求异”，追求不同文明的和谐发展是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
三是创新发展。人文交流既要继承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又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世界文明发展的规律告诉人们：任何一种文明都要与时偕行，
不断吸纳时代精华。[3]古希腊的神庙建筑离不开古巴比伦、古埃及等文明的启迪；公元8世纪开始的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融合了古希腊、罗马和印度的文化，为西欧文艺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风靡一时的韩流文化正是在其传统音乐舞蹈的基础上融合了西方的说唱表演，再加以现代化的流行包装和演绎而成为韩国重要的文化产品。新时代的人文交流既要挖掘本国珍贵的历史资源，又要吸收他国不同的文明；既要对自身传统文化加以维护和继承，又要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既要避免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遗失，又要运用现代的高科技创新手段来激发活力，实现传统文化“走出去”之传播方式的创新，增添文明发展的动力。
三、新形势下人文交流面临的挑战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构建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型国际关系指明了方向，为建设人类社会的美好未来提供了中国方案。但是，当前国际关系的现实是，少数国家奉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认为其文化、文明优于其他民族，将自
[1] [ 法 ]朱利安：《间距与之间》，卓立、林志明译，五南出版社，2013年，第 5559页。
[2] 邢丽菊：“新时期中国外交思想的传统文化内涵”，《国际问题研究》2015年第3期，第 105-106 页。
[3] “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全文）”。
身利益凌驾于他国利益之上，而不是本着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合作共赢的原则进行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总体来看，当前中外人文交流主要面临以下几大挑战。
（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警惕二战以后，美国为维护其霸权地位，以遏制共产主义扩张为借口，发起针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尽管中美关系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因共同反对苏联扩张主义而缓和，但美国出于意识形态考虑，分化、西化中国的企图一直存在。这种企图在新世纪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而加强。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各种形式的“中国威胁论”沉渣泛起， “锐实力”论便是其中之一。该论调对近年来中国在维护现有国际秩序、提升国家形象与国际影响力等方面所做的努力横加指责，反映了西方国家一直以来对中国发展所持有的警惕态度，也是他们受中国迅速崛起这一现实因素激发的心态失衡的表现。
受此影响，中国在国际社会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际影响力的正当行为
都被视为渗透与破坏。2014年以来，美国接连关闭中国在美设立的“孔子学
院”。2015年瑞典也关闭欧洲第一所孔子学院，认为其有传播意识形态、限制学术自由的嫌疑。与此同时，美西方国家还借助其对国际媒体的掌控能力，对中国展开各种抹黑和诋毁，损害中国国际形象，破坏中国与西方国家乃至其他发展中国家人文交流的氛围。（二）新一轮“文明冲突论”的兴起
20 世纪 90年代，美国学者亨廷顿曾预言，冷战后国际冲突的根源不再
是经济因素，文明的冲突将会支配全球政治。[1]这种“文明冲突论”在冷战后成为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推行文化霸权主义的理论依据。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主张西方文明的优越性，不断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输出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甚至是意识形态，试图将世界纳入其文明体系之中。“文明冲突论”的特
[1]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
1998 年，第 63-65 页。
点是把文明差异的影响扩大化，认为文明差异是引发国际冲突的深层原因。这是一种为美国霸权主义寻找新依据的理论，对世界秩序的重建危害极大。这一论点错误的根源在于用西方排他性、对抗性、集团性的思维来看待中国
以及当今世界。[1]
2019 年 4月，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斯金纳表示，美苏冷战是“西方家庭内部的斗争”，而中美冲突则是“前所未有的、真正不同文明和不同意
识形态的斗争”，[2]掀起了新一股“文明冲突论”。在中美贸易摩擦僵持不下的情况下，斯金纳的观点一出即引发国际社会的轩然大波。值得注意的是，斯金纳的观点并非个例，美国众议院前议长金里奇认为美中冲突是长期的“文明冲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团队声称，在美中对抗中，若美国不为价值
观而战，美国就无法取得上风。[3]美国政客鼓吹的“文明冲突论”，实际上是“中国威胁论”的另一种表达。特朗普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阻挠或限制中美人文交流活动，如收紧从事高科技或敏感研究的中国学者及留学生签证；阻挠中国人文社科学者赴美调研或交流；强化对孔子学院的监管和调查；强化对有中国背景的华文媒
体及传媒机构的监视；强化对中国企业的技术监督或投资审查等。[4]美国政府及一些人出于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不惜煽动“文明冲突论”，其对中美两国之间正常人文交流构成障碍，也为美国的追随者制造了恶劣的范例。（三）反全球化思潮严重泛滥全球化在促进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一些国家经济发展失衡、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全球性问题蔓延等消极后果，由此引发反全球化思潮。
[1] 田德文：“文明冲突论错在哪里”，人民论坛网，2019年 7 月 31 日，KWWS ZZZ UPOW FRP FQ VKWPO。（上网时间：2019 年 8 月 1日）
[2] -RHO *HKUNH ³6WDWH 'HSDUWPHQW 3UHSDULQJ IRU &ODVK RI &LYLOL]DWLRQV ZLWK &KLQD ´ Washington Examiner $SULO KWWSV ZZZ ZDVKLQJWRQH[DPLQHU FRP SROLF\ GHIHQVH QDWLRQDO VHFXULW\ VWDWH GHSDUWPHQW SUHSDULQJ IRU FODVK RI FLYLOL]DWLRQV ZLWK FKLQD.（上网时间：2019 年 8 月 1日）
[3] “蓬佩奥对华新策略开打‘文明战’”，星岛环球网，2019年 5 月 3 日，KWWS QHZV VWQQ FF JXRML VKWPO。（上网时间：2019 年 8 月 1日）
[4] 韦宗友：“美国对华人文交流的看法及政策变化探析”，《美国研究》2019年第3期，第 60-79 页。
反全球化思潮包含严重的排外、封闭、不宽容、盲目自大等情绪，往往受到短视政治人物的操弄，这导致民粹主义思潮急剧上升。近年来，英国公投退出欧盟、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并接连推出一系列鼓吹“美国优先”的政策、意大利民粹主义政党上台等政治事件的背后都有民粹主义的影子。
民粹主义不仅对西方国家内部造成了冲击，也给世界政治和全球秩序带来了严重影响。随着全球化进程负面效应不断凸显和民粹主义在全球的兴起，世界更趋分裂，合作面临的挑战增多。这无疑给国家间正常的人文交流增添了障碍，无法让更多民众进行互动交流，更无法使他们感受到彼此间思想文化的碰撞和共鸣。[1]
（四）对象国现实需求不同发展是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经济不能保持一定程度的稳定增长，各种社会问题就可能集中爆发。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消除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世界各国由于历史、地缘政治等各种原因，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异，因而其对人文交流的期待和需求不尽相同。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它们希望更多借鉴中国在经济建设和治国理政方面的宝贵经验，并分享中国的经济发展红利。而对西方国家而言，其与中国开展人文交流，除了了解中国外，更希望影响中国，向中国传输其价值理念。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也导致相关国家对人文交流的投入和热情。一些国家虽积极性高涨，但囿于人力、物力、财力等因素制约，对开展人文交流的需求并不迫切。特别是还有些沿线国家处于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的调整转型期，属于“战略不稳定弧”，它们的首要任务是发展国内经济并平衡国内政治矛盾，对人文交流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与这些国家开展人文交流也面临诸多消极或不确定的制约因素。
[1] [美]克莱斯·瑞恩：《异中求同：人的自我完善》，张沛、张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第 24 页。
四、深化中外人文交流的思考
人文交流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三大支柱之一。如何扎实推进并着力加强中外人文交流，更好地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是中国外交面临的新的重大课题。中国应充分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从内外两方面做起，排除干扰，化解偏见，增进互信，推动人文交流的持续发展。
第一，要进一步加强自身治国理政的能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飞跃性发展。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要对内完善并加强自身治国理政的有效做法，全面提高国家综合治理能力，大力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打铁还需自身硬”。只要我们切实把自身的事情办好，那些对中国的发展道路、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的疑虑和偏见就会不攻自破。
第二，要进一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突出的优势，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丰厚资源。和谐仁爱、海纳百川、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传统文化的核心要义直到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传统文化是在古代农耕文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难免受到当时的时代条件、经济水平、政治制度、认知水平等因素制约，因此要进行有鉴别性的对待，要以自我革新的勇气大胆创新。在当今世界文化竞争激烈且多元发展的大环境下，我们应当以传承为根基，以创新为要务，以交流为手段，勇于剔除传统文化中陈腐落后的内容，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要深入研究中华文化如何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如何既体现本国利益关切又体现对世界共同发展的人文关怀。要全面推动具有悠久历史积淀的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同时又要积极吸收各国优秀的文化资源为我所用，从多领域、深层次、全方位来加强文化沟通和交流，进一步丰富中华传统文化的时代内涵。
第三，要进一步构建对外人文交流的话语体系。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要加强对外国历史、宗教、政治等问题的研究，着力打造国际化的话
语体系，努力实现本土化与国际化相统一。在传播内容上要接地气，既突出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也不回避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诸多难题和挑战；既积极展示历史上中国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成果，也要以引人入胜、富有鲜明特点的手法宣介当代中国的面貌。在传播渠道上，既要充分发挥中国国内的媒体力量，也要积极借助国外媒体资源的传播优势，加强国内外媒体的有效合作，实现多种媒体立体传播的效果。要大力加强文化教育、新闻传媒、法律公关等领域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建设，提高中国对外人文交流传播者的综合素质。
第四，要进一步重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中华文明包含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素材，但我们尚未形成一整套具有非凡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创意产品。国家要进一步研究制定与国际社会相接轨的文化产业发展政策，构建多元渠道来整合中央及地方的传统文化资源，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供更好的政策、资金及平台等综合支持。文化产品要在保留传统特色的基础上吸收国际社会的最新成果，实现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有机统一。同时要根据对象国的实际需求来量身定做，真正做到目标明确，扣人心弦。要积极运用信息时代的多媒体以及高科技手段，大力提升文化产品的科技含量、产品质量以及品牌形象，努力增强在国际舞台的综合竞争力和影响力。
第五，要进一步探索官民并举的人文交流模式。人文交流的核心在于从根本上促进民心相通，这就需要全方位、深层次、多渠道来加强沟通和交流，需要广泛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推动社会多元化发展，各种民间社团机构应运而生并日益活跃。不仅如此，中国公民对于开放的意义和中国融入世界必要性的认识空前提高，对于自身参
[1]与中外人文交流的态度也是热情高涨。 2018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人次近1.5亿，每一个走出去的中国公民都是中国文化的传播者和中国形象的代言人，他们身上所承载的人文交流的作用不容忽视。这就需要我们加大力度探索对外交往中官民并举、齐头并进的模式，鼓励民间力量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1] 俞新天：“论新时代中国民间外交”，《国际问题研究》2017年第6期，第 44 页。
与官方相比，民间机构具有政治敏感度低、组织形式灵活、持久力度强等多重便利条件，能更好地发挥人民的力量进行深入而广泛的交流。以中日关系为例，虽然两国的政治关系时常因历史问题陷入僵局，但中日民间友好组织交流一直为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发展注入绵绵持久的力量，为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积极贡献。为了更好地开展民间交流，官方应在政策、制度等层面广泛动员民间机构参与的积极性，并从资金层面给予大力支持并提供便利。民间力量要在官方的引导下，积极发挥自己的专业所长，通过多元渠道来实现资源的统合利用，同时要深入了解对象国的风土人情，在平等尊重的基础上做到互学互鉴，切不可傲慢自大。在对外交流的过程中，公民个人要提高素质修养，自觉维护国家形象，积极推动区域或城市间人文交流，通过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互动来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或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