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转型升级背景下贸易顺差格局的可持续性
年来， 我国外贸呈现货物贸近
易顺差缩水较快、 经常账户ＧＤＰ 比重下降的趋向，余额占 我国可能面临经常账户赤字进而对经济发展造成冲击的风险已不容忽视。 从国际经验看， 在贸易顺差中成功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案例较多， 在贸易逆差中实现经济增长的模式则很难复制。 因此， 当前阶段维持适度贸易顺差格局对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至为关键。 在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背景下， 我国应坚持出口大国强国政策目标， 厘清外贸发展中的一些思想误区， 优化货物贸易顺差的国别结构， 突破服务贸易逆差的关键科目， 提升我国国际收支的可持续性。
一、 我国经常账户面临赤字风险
ＧＤＰ我国经常账户余额占 比重下降。 一般认为， 如果一国经常ＧＤＰ ４％，账户余额占 的比率高于该国就面临经常账户失衡。 ２０１０ Ｇ２０
年美国在 首尔峰会上也建议４％
把 作为衡量一国经常账户可持。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续性的标准 年我国ＧＤＰ经常账户余额占 比重高于４％ ， 出现明显失衡， 经常账户顺差尤其是货物贸易顺差大幅增加。２０１０ 年以来，但 全球贸易低迷导致出口下降以及我国居民对海外产品服务需求增多导致进口上升， 经ＧＤＰ 比重逐渐下降，常账户余额占 ２０１７ １ ４％年该数值已经下降到
（ １）。
见图我国货物贸易顺差近两年缩水相对较快。 ２０１５ 年以来， 我国外贸从低迷走向复苏， 但进出口收支结构发生明显变化。 分阶段来看，在前期外贸低迷阶段， 我国出口增速回落幅度大于进口； 在外贸走势扭转阶段， 进口增速先于出口见底回升； 在近期进入外贸复苏阶段后， 进口增速回升幅度大于出口，进口增速持续高于出口。 进口形势长期好于出口， 导致我国货物贸易净出口增速持续回落， 甚至出现了１６ 个月同比增速为负的局面，连续
ＧＤＰ
与 保持中高速增长形成鲜明对比。货物顺差缩水使得经常账户的赤字风险不容忽视。 ２０１７ 年上半年， ＧＤＰ我国货物贸易净出口占 比重降３ ４％ ， １ ６
至 两年间降低了 个百分点。 与历史相比照， 这一比重已经２００５ 年同期水平。低于 但与过去不同的是， 我国服务贸易和投资收益， ＧＤＰ逆差规模已经相当可观 占２ ５％。
比重超过 我国居民收入提高和消费升级决定了进口服务需求还会增多， ＧＤＰ服务逆差占 比重扩大的趋势短期内不会改变。 我国“
经常账户目前是 货物贸易顺差＋服务贸易和投资收益逆差” 的收支结构， 但如果货物顺差和服务逆差此消彼长， 未来货物顺差无力 弥补服务等项目逆差的风险将进一步暴露， 经常账户有可能历史性地（ ２）。从盈余变为赤字 见图重视我国国际贸易收支结构变化的扰动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对外贸易以出口创汇为导向， 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以来， 形成了货物贸易和直接投资双顺差的格局。由此， 推动了我国经济一直保持较高增速。 ２００８
自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 我国在全球出口市场份额稳中有升， 在全球价值链中逐步摆脱对进口零部件的依赖， 这种产业竞争力提升本应扩大贸易顺差， 但现实却是顺差缩水相对较快。 这说明我国经常账户赤字风险并非市场自发形成， 而应重视一些政策因素。
二、 国际上提出的贸易平衡要求并不符合现阶段我国发展利益
（一） 外界要求我国追求贸易平衡的观点值得商榷过去国际上对我国贸易顺差的讨论较多， 要求我国追求贸易平衡的观点主要有： 其一， 以美联储前任主席伯南克为代表的观点认为，全球贸易不平衡带来金融不稳定性， ２００８
是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 全球不平衡不可能长期持续，因此中国应追求贸易平衡。 其二， ＩＭＦ 为代表的观点认为，以 贸易顺差源自我国人民币汇率低估， 带来我国被动货币投放和巨额外汇储
备。 这不仅加剧了通货膨胀压力，而且外储具有规模太大而难以管理的问题。 其三， 贸易顺差带来我国越来越大的外交压力， 包括特朗普当局在内的多届美国政府都针锋相对地提出要纠正对华贸易逆差。如今， 回顾这些外界观点都值得深入商榷。 其一， 全球贸易不平衡问题直到今天依然存在， 说明国际金融危机并非贸易不平衡的必然产物。 实际上， 金融危机与金融内在不稳定性、 金融监管严重缺失有关， 把这一问题简单归咎于贸易不平衡， 既不符合事实， 也无助于问题解决。 其二， 贸易顺差也不必然带来金融管理压力。 从国际经验来看， 德国、 韩国至今都有巨额贸易顺差， 但并没有通胀压力， 倒是存在通缩风险。 从我国实际来看， 近年来的贸易顺差不仅没有带来通胀问题， 也没有转化为被动货币投放， 反而迫使人民银行主动转变货币投放方式， 近两年市场大规模资本流动的反复变化给我们沉重的提醒， “对外储的担忧也从 是不是太多” “是不是足够多”。变为 其三， 美国贸易逆差是其国内储蓄率偏低和国际分工角色决定的， 不是中国造成的。 即便不是中国对美产生贸易顺差， 也会有其他国家对美形成顺差。 近年来越南承接大量国际产业转移， 对美国顺差急剧扩大印证了这一点。
（二） 追求贸易平衡也不符合我国当前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从国际经验来看， 在贸易顺差中成功实现经济发展的案例较多，在贸易逆差中实现经济增长的模式很难复制。 纵观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史， 要么是贸易顺差， 要么是贸易 逆差， 实际上很少出现理想化的贸易平衡。 德国、 日本、 美国等国在崛起过程中都曾经长期伴随贸易顺差， 在经济成熟后走向了不同模式。 如今， 德国贸易顺差依然位居全球第一， 反映了立足于本土制造业的发展模式， 也是众多成功崛起经济体的效仿对象。 与此相对比，在贸易逆差中实现增长的模式则依赖于特定条件。 要么是日本模式，依靠海外产业的投资收益顺差弥补贸易逆差。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 日本平 １７７２
均每年 亿美元的投资收益顺差， ３９６远远超过了同期年均 亿美（元的货物和服务贸易逆差 见图３）。 要么是美英模式， 依靠强大的金融业和货币竞争力实现金融账（ ４）。
户顺差 见图 而且这些发达国家往往依靠消费驱动增长， 是一国达到高水平发展阶段的做法， 不是发展中国家容易复制的。从我国实际来看， 当前阶段难以脱离贸易顺差实现经济顺利发展。 一是要考虑我国的发展水平。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我国不可能完全依靠消费驱动增长。 通过贸易顺差中积累大量储蓄， 为持续大规模投资提供支持， 实现内需和外需双轮驱动是当前阶段的基本特点。二是要考虑我国的产业特征。 制造业是我国立国之本、 强国之基， 是我国当前发展阶段的核心产业竞争力。 与国际经验相对照， 德国模式的参考价值更大， 不宜借鉴英美模式。 另外， 发展制造业是解决我国众多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所必需的。 三是要考虑我国产业走出去的发展环境。 日本国内劳动力和土地资源有限， 决定了制造业大规模走向周边国家布局， 为投资收益顺差弥补贸易逆差奠定基础。 我国国内区域经济发展纵深较大， 人口远多于周边众多小国， 产业走出去环境与日本当年有本质差异， 难以效仿日本模式。 四是要考虑当前的国际分工格局。 日本、 美国在国际分工中占据关键零部件的主导角色， 即便贸易往来出现逆差， 但能获取价值链的关键利益。 我国虽然逐步摆脱对进口零部件的依赖， 但距离出口零部件的主导角色有较大差距，高科技投入占比和高精尖占比还不足以改变大格局， 国际分工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当前发展阶段难以像日美一样在逆差中获取关键利益。
三、 正本清源， 保持出口大国地位仍应该是我国的重要政策目标
过去， 出口和贸易顺差是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动力。 现在， 我国在迈向新的发展道路时，思想认识的偏差对出口贸易工作和贸易顺差带来了一定影响， 其中一 些误区亟须厘清。第一个误区是认为传统出口产业比重越低越好。 推进外贸结构优化升级符合我国新常态下的发展趋势， 但迈向中高端不能建立在“空中楼阁” 之上， 忽视传统出口产业的基础性作用和创造贸易顺差的空间。 一些传统出口产业大举外迁， 对于区域而言有助于当地的转型升级， 但从全局和长远来看产业布局需要统筹考虑。 现代产业分工 高度细化， 中高端产业也需要庞大的传统产业集群做基础。 从国际经验看， 美国的前车之鉴值得重视。电动汽车的电池技术起源于美国，但数十年前美国产业加速升级， 把电池作为传统产业外迁到日本等地， 这导致今天特斯拉等美国电动汽车巨头受到松下等电池供应商的制约， 反过来既阻碍了美国先进制造业发展， 也让美国深陷贸易逆差的困境。
第二个误区是认为加工贸易越少越好。 提升出口产品附加值是我国外贸的长期工作目标， 也有助于“含金量”，提高贸易顺差 但不代表加工贸易越少越好。 近年来我国加工贸易严重负增长， 带动贸易顺差缩水， 与思想上还要不要搞加工。贸易的犹疑有关 从国际经验来看， 不同种类的贸易活动本身不分高低， 美国、 德国至今也有加工贸易存在。 从我国实际看， 加工贸易也有继续发展的理由。 一是我国有条件发展加工贸易。 与主要贸易国相比， 我国仍然在工人素质、 基础设施、 供应链配套等方面保持综合竞争优势， 一定的关税壁垒使得加工贸易存在发展空间。 二是加工贸易对保障就业有重要意义。 高精尖的一般贸易往往创造就业少、 对人才技能要求高， 加工贸易则与之相反。 我国是人口大国， 从农业转移出来的存量劳动力多、 教育水平低是基本国情， 仍然长期需要加工贸易吸纳就业， 培养训练有素的劳动力队伍。第三个误区是认为外贸外资政“” 。 有观点认为，策越 清 越好传统的外贸外资支持和优惠政策与贸易顺差紧密相关， 不符合市场经济方向， 随着清理这些支持和优惠政策， 贸易顺差理应消弭。 这种观点反映了过于理想化的市场思维，忽视了外贸外资本质上是国际市场竞争关系的反映。 美国是第一大市，
场经济国家 但对贸易顺差的重视、 对招商引资支持力度不比我国弱， 甚至从我国招走不少企业。 越南等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力度与我国竞争更加激烈。 我国要保持外贸外资在全球的领先地位， 就不能单纯 按照理想化市场设计政策， 必须保持不低于竞争对手的政策支持力度。
四、 凝聚共识， 进一步提升我国贸易顺差的可持续性
未来一段时期，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扩大内需与维持合理贸易顺差规模相辅相成、 互补互促。在避开思想误区、 做好出口大国和贸易大国的基础上， 还要优化货物顺差的国别结构， 突破服务逆差的关键科目， 进一步提升我国贸易顺差的可持续性。
第一，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可持续的贸易顺差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从宏观经济运行来看， 贸易顺差是总需求和总供给相互作用的反映。 顺差过高可能源于我国产出能力较强带来的出口增加， 涉及国际市场的能力同样是供给侧管理的一个目标。 顺差过低则可能对汇率、利率和资本流动产生压力， 不利于营造适宜供给侧改革的宏观条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在于提高有效供给、 满足需求变化， 恰恰是提高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根本举措， 有助于实现长期可持续的贸易顺差。
第二， 扩大内需与可持续的贸易顺差是互补互促的关系。 我国比较优势的来源正在从低廉的要素成本转向庞大的国内市场， 意味着内需和外需不是简单的对立替代关系， 扩大内需和促进出口之间能够形成互补互促的良性互动， 从出口导向转变为内需驱动后， 我国依然可以维持一定的贸易顺差规模。 一方面， 长期的贸易顺差为促进经济持续发展、 提高国民收入做出重要 贡献。 另一方面， 庞大的国内消费和产业链可以让我国企业享受大规模生产带来的成本节约， 摊薄研发，
和品牌投入 形成新的出口竞争优势。
第三， 优化货物贸易顺差的国别结构， 降低顺差来源国的集中度。 我国货物贸易顺差和经常账户ＧＤＰ 比重已经较低，顺差占 但顺差的来源过度集中于美国等少数国家。 从近五年的平均水平来看， 来自美国的贸易顺差占我国货物总顺６７％ ，
差的比重为 占经常账户总１０８ ％。顺差的比重高达 如此高的集中度不仅增大了处理经贸关系的难度， 而且意味着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不利于提高贸易顺差的可持续性。
第四， 突破服务贸易逆差的关键科目， 大力提升国内教育服务水平。 ８２％我国经常账户逆差的 来，源于服务贸易逆差 服务逆差的８９％又来源于旅行这一统计科目。旅行科目包括旅游和教育两项， 解决问题的方向主要在教育逆差。 旅游顺差缩小反映了我国居民消费升级、 国际游客复苏乏力， 具有一定客观性。 教育逆差扩大则是因为国内教育难以满足居民需求， 学生只能出境留学。 未来可以进一步加大资源投入和改革力度， 提升教育水准， 使国内教育更具有吸引力，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需求， 减少出境留学和服务贸易的逆差压力
（作者单位：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 责任编辑： 贾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