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中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主要任务与政策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
告提出：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坚持质量第一、 效益优先， 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 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需重构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 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 转型升级的关键在于以创新驱动发展，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在服务业发展规模和开放力度方面， 我国已取得较大进展， 但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方面， 尚存较多短板和掣肘。 切实提高服务业发展质量， 更好发挥其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和对民生福祉的改善功能， 是新时代服务业发展的重中之重。依托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增长效率提升， 必须厘清三个问题： 经济服务化的持续推进， 对经济增长速度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推动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和主要任务； 为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需要的体制机制及保障措施。 本文立足提升我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 实现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第一部分从理论上厘清了经济服务化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澄清了传统上认为服务业在生产率提高上是病态行业的误解； 第二部分提出现阶段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着眼点和主要任务； 第三 部分结合我国服务业发展中存在的现实问题， 提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保障措施。
一、 对经济服务化与高质量发展悖论的认识
第一个问题的理论基础是鲍莫尔成本病。 Ｆｕｃｈｓ （１９６８）
的研究表明， 除某些服务行业之外， 从劳动力投入以及生产要素总投入的单位产值看， 服务业生产率的变化率在三大产业中是最低的。 由此， 服务业在生产率提高方面被长期看作是病态行业。 服务业的人力资本增长较慢， 制造业的劳动力素质提高明显快于服务业； 随着服务部门占经济比重的上升， 制造业和服务业增长的不平衡将最终导致资源向“发展迟滞” 的服务业重新分配，从而减缓整体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增长。 一些针对发达经济体的早期研究也证实了鲍莫尔成本病的存在， Ｓｃｈｒｅｙｅｒ （２００１） １９６１—１９７３如 对
１９７４ —１９９２ ＯＥＣＤ
年和 年 国家的研究显示， 这些国家的全要素生产３ ２５％ １ ０９％ ，
率由 下降为 同期４ ４１％劳动生产率则从 下降到１ ８１％ ； 随着服务业比重的上升，美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也从１９５４ —１９７３ １ ３％
年的 下降到了１９７９ —１９９３ ０ ７％ （Ｈｏｒｎｓｔｅｉｎ年的ａｎｄ Ｋｒｕｓｅｌｌ， １９９６）。虽然鲍莫尔成本病是个广为人 知的老问题， 但近年来围绕我国服务业生产率高低的测度及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争论特别多。 传统上认为， 服务业具有无形性、 同步性、不可储存、 不可贸易等特征， 导致其无规模经济、 技术含量低、 生产率提高缓慢； ２００８ 年以来，特别是我国制造业比重趋势下降， 加之高技术服务业供给不足、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充分等原因， 使得我国服务业生产率显著低于制造业， 导致学界对在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继续鼓励服务业发展产生了怀疑； 一些研究甚至建议， 为避免结构性减速， 需要放慢经济服务化进程。 在贯彻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要求的背景下， 厘清对经济服务化导致经济增速减慢的误解， 正确认识服务业增长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 显得格外重要且必要。一方面， 服务业作为生产和销售服务产品的部门的集合， 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行业构成庞杂， 既包“纯劳动型” 服务业，括传统的 也包括资金、 设备、 技术高度密集的服务业， 更包括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正因行业间异质性很强， 鲍莫尔成本病必须区分开来看。 在不少服务行业中， 特别是对于依托手工技艺、难以实现标准化大规模生产、 递送过程强烈依赖于服务提供者和消费者之间面对面接触的服务行业而言，生产率确实存在着上涨缓慢甚至停
滞的问题， 劳动力成本的上涨会直接传递为服务价格的上涨。 此时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的上升确实不是服务量的实质增长， 而只是价格上升相对较快的结果。 然而， 随着技术进步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大部分服务行业具备了技术含量高、规模经济显著、 劳动生产率提高快的特点。 相关研究表明， 服务业对计算机相关活动的投资是制造业的３ （ Ｇａｄｒｅｙ ａｎｄ Ｇａｌｌｏｕｊ， ２００２ ），倍这也使得生产性服务业成为了在信息技术浪潮中受益最多的行业； 近年来服务业领域新行业、 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也印证了这点。Ｂｕｅｒａ ａｎｄ Ｋａｂｏｓｋｉ （２０１２） 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的文章显示， 如１９５０ —２０００
果将 年美国现价服务业增加值分解为服务业相对价格和平减过的服务业相对数量， 两方面均显示出显著的增长趋势， 也就是说， 服务业既存在名义增长也存在真实增长； 而且， 高技能服务业增加值占整个服务业的比例显著增长， 低技能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则趋势下降。
另一方面， 鲍莫尔成本病的适用性和正确性也值得商榷。 首先，鲍莫尔成本病部分源于界定和度量方法导致的服务业产出和生产率被低估， 现有的度量方法在反映服务业质量改进、 消费者满意程度方面是无力的。 比如医疗技术的进步并， ２１不能节省多少时间 世纪的医生在治愈某一病症方面可能并不比几百年前的医生花费更短的时间，但却能用更好的服务手段挽救生命并给予病人更好的服务体验， 这部分生产率增长在现有的统计体系中 并不能准确地反映出来。 其次， 现有的统计体系无法真实反映服务业对其他经济部门的贡献。 奥尔顿定理指出， 在鲍莫尔成本病模型中，如果生产率停滞的服务部门为高生产率行业提供中间产品， 则生产要素从高生产率部门向低生产率部门的转移， 最终将提升整体经济的生（Ｏｕｌｔｏｎ， １９９９）。 由此，产率水平认识服务业的生产率变化， 应区分作为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的服务。对于最终产品而言， 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生产率降低的作用可能确实存在， 但对于构成服务业部门劳动力增长主要来源的中间服务业， 劳动力向服务业的转移比劳动力滞留于饱和的制造业而形成隐性失业， 更有助于整体生产率的提高。 最后，以往关于服务业成本病的研究忽略了跨部门流动的劳动力与留在部门内部的劳动力之间生产率方面的差异， 因而会低估服务业这样处于扩张过程中的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同时高估制造业等就业份额萎缩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Ｙｏｕｎｇ （２０１４） 最近的研究指出，如果放松劳动力同质的假设， 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对就业份额的弹性为负值， 工人进入服务业存在自选择效应； 通过索洛余值法重新核算美１８ ＯＥＣＤ
国和其他 个 国家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结果显示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可能高于制造业； 也就是说， 服务业成本病是全要素生产率误测的结果。
二、 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任务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 所以， 促进中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就要加快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 积极培育新的增长动力。 在大力发展高技术服务业的同时， 推动服务业与其他产业的跨界融合， 鼓励科技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 以高新技术改造传统服务业， 不断提升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具体来讲， 高质量发展阶段，服务业发展的潜力在于产业融合、服务创新和传统服务业转型升级三个方面。
（一） 产业融合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工作内涵具有了越来越多的相似性。 随着智能制造不断发展和企业对价值共创的日益重视， 制造企业中越来越多岗位并不直接参加生产活动， 而是为制造过程提供服务， 包括管理、 商业和金融业务、 销售相关、 行政支持、法律及会计、 计算机和数学相关服务、 研发设计和工程技术等岗位。２０１２ 年， 美国制造企业中从事生１／３，产性服务业岗位的大约占到在计算机及电器相关行业， 这个比例更高。 技术进步已经使得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产业界限日益模糊。 加之我国制造企业大而全、 小而全的现象较为严重， 部分生产性服务在制造企业内部自我循环， 未能剥离出来成为社会性的服务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情况就更为普遍。 而且， 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技术方面， 也会通过二者的良性互动对制造业企业的管理组织创新和市场创新产生重要影响。 英国、 美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占主导的产业结构， 抑制了先进制造业在本土的发展， 所以提出再工业化； 促进我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
中高端跃升， 更应重视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强调服务业对制造业生产率提升作用的发挥。一方面， 应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依托， 推动高科技服务业与制造业、 农业的跨领域、 跨行业融合， “”引导生产领域的 数字化 和“智能化” 变革， 大力推进产业互联网发展， 促进生产方式创新。 构建信息化服务体系， 支持大型基础电信企业加大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建设以大型互联网企业为核心的综合性公共服务平台， 开展工业。 “云创新服务试点 筑牢 核心工业软硬件、 工业互联网络、 工业云、 智能服务平台” 等制造业与互联网服务融合发展基础。 支持制造企业与互联网服务企业探索融合发展新思路、 新模式； 推动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应用， 引导企业针对生产全流程向智能化生产、 网络化协同等模式转变。另一方面， 应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跨界融合， 引导制造业服务化、 服务业制造化、 服务外包、 定制生产等模式驱动的全产业链制造业创新。 打造服务平台， 鼓励有条件、 有实力的制造企业与服（机构） 突破边界，务企业 搭建创业孵化平台和协同创新平台， 并与中小企业建立协同创新的产业生态环境。 以智能制造系统集成和行业综合集成解决方案为重点， 推动行业综合解决方案向服务化、 平台化与智能化方向转型。
（二） 服务创新把握新技术向新服务转化的大趋势，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以市场需求为核心打造价值链， 从技术维度的单一创新转向以 “新行业、 新业态、 新模式” 为代表的服务集成创新。 着力推动服务理念、 商业模式和服务技术创新，培育服务创新主体， 将科技创新成果真正落到服务业发展上。第一， 推进技术手段创新， 带动服务方式革新和服务内涵提升。以新市场需求为依托， 以物联网、云计算、 大数据、 移动互联网、 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服务领域的创新应用为基础， 推动创意设计、 网络视听、 数字娱乐、 互联网金融、 电子商务、 知识产权服务、人力资源服务、 征信服务、 检验检测、 精准营销、 远程医疗、 智慧社区等引发产业体系变革的新兴服务行业迅速成长， 创造更高的服务价值， 推动服务与技术的深度融合和迭代创新。
第二， 推动服务理念创新， 大力发展供应链管理、 企业流程再造和精益服务， 加快由单一服务环节向提供全过程服务转变， 由提供一、般服务向多层次 综合性服务转变。 打破垂直分布的产业链及价值链， 推动交叉领域多点突破、 融合互动和跨界发展， 鼓励通过平台经济、 共享经济、 并购整合、 跨界应用、 异业联盟、 集成创新、 迭代平移等方式， 实现服务要素的重新高。效组合和协同创新 以培育网络化、 智能化、 协同化的服务新业态为抓手， 鼓励传统服务领域通过产业链整合、 供应链集成、 价值链提升及生态链维护， 衍生叠加出新的服务环节和服务活动， 推动协同设计、 众包、 众筹、 解决方案、 需求管理、 系统流程服务、 生命周期管理等生产性服务新业态的发展。第三， 推动商业模式创新， 引 导企业科学细分需求市场， 积极开拓个性化的专业服务产品。 适应消费结构升级， 鼓励服务企业开展体验式消费服务、 群体共享式消费服务、 个性需求定制服务， 推动形成多层次、 多形式的服务市场； 支持、
发展综合型 特色型服务在线平台， 全方位提升服务能力和用户体验。 鼓励生活性服务企业利用闲置资源， 依托已有电商平台或自有服务平台， 积极开展共享经济实践和线上线下融合创新。 推进社会服务业创新发展， 加快形成基于健康物联网和可穿戴设备的综合健康养老服务体系； 创新教育服务模式， 建，设大规模智慧学习平台 推广慕课、 虚拟大学等新型教育方式， 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第四， 培育服务创新主体， 推动组织创新和管理创新。 引导服务企业依托先进科技以培育自主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为重点， 加大研发投入力度， 推进服务企业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 支持服务企业利用高新技术优化组织结构、 再造业务流程， 构建敏捷型、 学习型服务企业， 提升市场竞争力。 在整体解决方案、 技术服务运营、 内容提供和定制服务领域重点培育一批服务企业， 带动服务业新领域的拓展和新业态的成长。 支持服务企业建立客户大数据库， 开展用户消费行为分析， 推动服务企业利用微信、 微博、 客户端等建立营销体系， 提升精准营销、 精细服务水平。
（三） 传统服务业转型升级从投入产出计算可知， 目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投入占制造业投入７０％ ，
比高达 但占服务业投入比例较低， 故此， 应重视传统服务业
的提升改造， 以开放和引入竞争倒逼传统服务业提质增效， 通过提升网络渗透率、 Ｏ２Ｏ
推动 等商业模式发展改进生活服务业的提供方式， 鼓励传统服务企业运用先进技术手段和现代组织方式提升服务能级， 推动业态向产业链高端转移。其一， 有条件对内对外放开服务业行政管制和市场垄断， 稳步推进交通、 医疗、 金融、 电信等服务，“”“小门”领域市场化改革 大门一起开， 以开放倒逼传统服务业升级。 ＷＴＯ 以来，加入 我国在多边框架下做出的服务业开放承诺水平已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近年来通过市场准入试点成果的扩大，服务业开放在贸易、 产业和投资方面均取得了显著进展， 但在国内市场经营的细节上， “小门”还有一些没开。 、 、 贸易、目前除批发 零售餐饮和交通运输业等行业的市场化程度较高之外， 众多服务业领域的市场化程度都比较低， 如金融、 电信、 卫生等， 还基本处于垄断经营、管制经营、 限制经营的状态； 面对产业升级的新要求和居民消费升级的新需求， 服务供给无论在质和量上都跟不上需求的增长。 服务业扩大开放可增加优质服务商， 形成有效、 优质的服务供给， 以开放促改革， 形成良好的产业生态环境。故此， ＦＤＩ在流入服务业的 占主导地位的大背景下， 应在逐步扩大教育、 文化、 医疗等生活性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 积极稳妥推进金融、 电信服务开放的基础上， 进一步放开落地经营的相关制度和法规， 在经营许可等证照的申请程序、 资质标准等方面也需要进一步透明化、 规范化和简化。 与此同时，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研究， 在受（媒数字化影响最深的前十大行业体和娱乐、 零售、 高技术、 医疗系统和服务、 旅游、 运输和物流、 电信、 专业服务、 金融服务、 汽车及组装、 ） 中， ４日用消费品 有 个（运输、 媒体、 电信、 金融服务） 属１０于各国对外资限制最多的 个行业（运输、 媒体、 电力、 电信、 矿业、石油和天然气、 金融服务、 农林业、 废物管理、 会计、 教育）， 显示传统对外资的监管尚无法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需要。 对于我国来说， 法律法规并未根据新的开放形势进行修订， 从而制约了服务业开放的深度， 且许多新兴服务领域如互联网金融、 互联网医疗、 电子支付存在法律法规空白。 故此， 应以减少数据本地化规则、 对数据跨境流动合理限制作为数字贸易规则，
制定的方向 以改革与开放相结合、 开放与监管相结合、 多边开放与区域合作相结合、 协议开放与自主开放相结合、 全面开放与重点领域开放相结合为原则， 探索双向开放服务贸易新模式和国际经贸领域新规则， 研究建立国家间服务业领域规制的双边沟通机制， 逐步打造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其二， 推动传统服务行业降成本， 优化发展环境。 我国人口众多、 人口密度大， 满足服务业规模化发展的阈值条件， 同发达国家相比， 生活性服务业便利程度较高、发展具有较大潜力。 然而， 传统服务业的一大挑战就是过于依赖人力。 随着发达地区中心城市人口调控措施的不断加码， 房租高企和人力成本不断上升的压力使得传统生活性服务企业面临越来越严重的用 工缺口。 根据我们对深圳市劳动力，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间，市场的调研从中位数上看， 我国大城市生活性服务业从业人员的工资水平也经历了快速增长。 服务业各岗位的指导工资无论从高位值、 中位值还是低位值来看， 均全面超越制造业和农业； 从具体行业看， 餐饮服务员、按摩技师、 快递员这些与大城市发“低端劳动力”展格格不入的 高
１ 万元，位数工资已超 月嫂更是超
２ 万元。过 从各行业的平均用工成本看， 不仅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这样的高科技服务业的平均人工５９ ５４％ ，成本增长了 连交通运输、 住宿餐饮这样的传统生活性服２０％务企业人工成本也上升了 左右， 特别是大型批发零售企业、 小型交通运输企业、 大型住宿餐饮企业， ３０％ 以上。人工成本也上升了服务领域机器替代人是大趋势。 故此， 应效仿新加坡、 日本等国家推“服务产业转型计划”，出 通过帮助企业应用自动化项目、 机器人技术和引进创新商业模式推动精简人力， 如应用无人化餐厅、 远端监控分析、 自动贩卖机、 自动化厨房、、 ２４ 小时智慧商店、电子点菜 智能货柜、 第三方支付等创新科技，以提高传统服务业的生产力和运营能力。 与此同时， 政府应建立专门的综合辅导计划， 帮助中小服务企业寻找适宜的在线电商平台， 并利用数据分析提升业务水平。其三， 推进生活性服务业规范化、 标准化， 提升服务质量水平。整合、 充实、 升级家庭服务业公共平台， 健全服务网络； 推进规模经营和网络化发展， 创建一批知名生活服务品牌。 健全服务质量治理与
促进体系， 推广优质服务承诺标志与管理制度。 大力推行高端品质认证， 、 、 、开展健康 教育 体育 金融、 电商等领域服务认证， 增加优质服务供给， 打造服务质量标杆。运用认证手段推动区域品牌建设，鼓励以社区为单位推动生活服务企业示范工程， 塑造最佳实践宣传案例， 推动形成行业规范和标准。 加强服务质量诚信制度建设， 推行从业机构信息公示和公开承诺制度；建设生活服务企业及从业人员诚信档案， 将有关信息纳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和从业人员信用查询系统， 通过完善全国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推动信息共享，完善永久退出和终身禁入等失信惩戒机制， 提高违法失信成本， 逐步形成以诚信为核心的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氛围。 推动生活性服务业职业化发展， 依托龙头企业和行业协会实施家政服务员、 养老护理员、 病患服务员等家庭服务从业人员的专项培训， 完善职业技能鉴定或专项，职业能力考核体系 鼓励持证上岗。 以培训券等方式对小微企业员工培训给予税收减免和专项补贴，增强从业人员的荣誉感和爱岗敬业精神， 提升职业素质。
其四， 以智能化发展促进传统服务业转型升级。 当前， 全球顶尖Ｇｏｏｇｌｅ、 、 ＩＢＭ、服务企业如 微软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Ｕｂｅｒ 等都将人工智能作为下一个蓝海， 中国顶尖互联网企业对人工智能的研究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故此， 应推动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 物联网等人工智能技术与服务业的渗透和融合， 大幅提高人工智能技术在金融、 零售、 医疗、教育等数据密集型行业中的应用， 推动优化人力、 辅助预测、 动态定价、 个性化订制服务等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服务业智能化模式发展壮大。 在金融领域， 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前端服务客户， 中台支持授信、各类金融交易和金融分析决策， 在后台风险防控和监督的重大作用， （银行、 保险、 理财、增进金融服务
借贷、 投资等方面） 的个性化与智能化； 在零售领域， 应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客户管理、 商品管理、 供应链管理和物流管理方面的应用， ３６０°如对消费者进行的 全方位画像， 利用大数据分析、 虚拟现实技术进行商品管理和展示， 形成基于消费者、 门店销售、 客户一体化的供应链智能管理体系， 应用算法、机器人和自动化技术优化仓储管理和物流配送等； 在医疗领域， 应重视利用深度学习引擎获取患者症状信息和医学影像， 增强对疾病的精确诊断， 同时加强人工智能在临床决策支持、 患者监测和辅导、 辅助手术或患者护理的自动化设备和医疗管理系统等方面的推广等； 在教育领域， 应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智能辅导系统、 自然语言处理、 大型在线学习系统、 虚拟教师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从而扩大教育受众、增强教学效果。
三、 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 鼓励竞争、 扩大开放，努力引导服务业从模仿创新走向自主创新目前我国的服务创新还处于模仿创新阶段， 服务业创新型企业竞争力不突出， 原始创新、 自主创新、 融合创新和协同创新能力有待 加强， 拥有核心技术偏少， 颠覆性创新成果缺乏， 新技术对新产业、新经济的支撑作用需进一步增强。为加快微观层面的自主创新， 首要的是探索消除体制机制约束和障碍， 促进服务业有序开放和适当竞争。 可在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区域探索进一步放宽服务业对外投资市场准入， 由准入管理职能向促进职能、 事后管理职能等转变； 进一步完善服务业外商投资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 清理整顿各项涉及行业许可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规范审批，
许可行为 避免出现准入后的“弹簧门” “玻璃门” 问题；和 进一步扩大教育、 医疗、 电子商务等领域外资准入限制的要求， 允许在试点区域内放开在线数据处理与交（经营类电子商务）易处理业务的外资股权比例限制。 以打破垄断为重点推进服务业市场对内开放，生活性服务业领域对社会资本全面开放市场准入； 非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如文化、 健康、 教育、 医疗、 养老等对社会资本全面放开市场准入， 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以扩大竞争倒逼品质提升； 生产性服务业领域如融资租赁、 商务咨询、 检验检测、 信息技术、 研发设计、 电子商务、 第三方物流、 节能环保服务等全面放开市场准入， 取消不合理的经营范围限制； 进一步放宽融合性服务市场对内对外行业准入。 彻底打破服务业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 对本地和外地企业一视同仁；把国有民营平等对待的政策落到实处， 清理地方政府对民营服务企业在资质、 经验、 人员等方面设置的隐形门槛和歧视性政策， 建立全国统一开放、 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二） 创新监管方式， 推动多利益相关方协同共治
“鼓励创新、 包容审慎”按照
的原则， 发展与监管并重， 加强分类指导， 创新监管模式， 支持和引导各类市场主体积极探索。 推动部门间资源共享、 信息互通， 促进跨部门跨行业主管部门的联合协同共治， 推进服务业跨界融合监管的信息互换、 监管互认、 执法互助。 在涉企证照事项改革方面， 地方在取消或调整部分事项时面临缺乏权限、 存在法律风险的问题； 中央政府应在加强统筹的基础上， 及时对依据法律、 行政法规以及规章设立的涉企证照事项进行取消或调整，协调国家有关部委加快改革立法配套进程， 确保证照改革顺利推进。充分发挥信用体系的约束作用、 行业组织的自律作用和消费者组织及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 推动社会共治。 为适应服务创新的需要， 应探索行政管理手段由许可制向备案制转变。 《
比如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规定， 国家对经营性互（ ＩＣＰ联网信息服务实行许可制度
），
许可 对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实行备案制度； 而备案管理已可满足溯源功能要求， 无需采取审批方式， 故此， ＩＣＰ
应将 许可由审批，
改为备案 进一步减轻服务企业负担。
（三） 统筹服务创新资源， 集聚创新合力实施国家服务创新计划， 积极、支持服务企业围绕产业链 价值链、 创新链开展协作， 促进群体加速创新、 消费者参与创新、 分工与合作创新、 基于商业生态的创新。、 、 、建立联盟 基地 基金 人才 “四位一体” 的创新机制， 鼓励服务企业与园区、 高校、 科研机构共建研发和科技成果转化基金、 创新型平台、 新兴服务业创新中心； 发展创新工场、 开源社区、 社会实验室等创新孵化平台。 构建由龙头企业、 中小企业、 科研机构组成的创新联盟， 培育创新团队和创新人才， 构建服务创新生态圈。 健全以企业为主体的协同创新机制， 加快协同创新服务平台建设， 推动服务企业挖掘、 吸引、 融合及利用内外部创新资源， 鼓励龙头企业利用创新大会提升协同创新能力。 尊重企业家精神和服务企业及园区的探索实践， 鼓励微创新、 草根创新、 共享式创新。
（四） 围绕创新链配置公共资源， 形成有利于服务业创新发展的政策环境主动顺应新兴服务业的生命周期特点， 创新政策支持方式， 由设定鼓励领域和资金扶持转变为引导服务创新方向， 引导资金重点投向以企业化经营为主的公共服务平台。 设立国家服务业试点专项资金， 对试点地区重点功能平台项目给予支持， 特别是跨地区、 跨领域的功能性、 平台性项目及国家性服务创新示范园区。 落实创新基金、项目申请方面的支持政策， 对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一视同仁。 完善引导基金管理办法、 绩效考核、 合作机构遴选等配套制度， 鼓励社会资本投向创新创业各个领域， 拓宽创业投资资金供给渠道。 在信息技术架构、 融资、 信用等方面为服务创新提供系统支撑， 引导服务企业和“创新券”合作高校使用 购买科研相关服务。 推广投贷联动模式， 鼓励发展创投、 风投、 天投等各类投资， 助力服务创新更快更好发展。 统筹大数据资源， 从加快政务数据共享开放、 鼓励社会数据共享共用、 引导商业数据交易流通三方面入手， 建立跨部门、 跨行业大数，
据协同机制 推动共享开放和流通。 推进服务资源与服务数据联网共享。 围绕激发创新主体和创业人才的动力、 活力和能力， 推动简政放权， 建立多维度人才评价标准，健全完善创新型人才市场化薪酬机制。 培育支持创新创业的生态环境， 打造包容开放的创新文化氛围。
（五） 运用灵活多样的政策手段， 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首先， 探索产业用地的弹性供应机制， 分类采取弹性年期出让、租赁、 先租后让、 租让结合等多种供地方式， 针对不同类型服务企业的生命周期约定产业用地使用权出让年限。 研究出台适应服务业发展的退二进三用地配套政策， 修正混合性功能用地规划限制等阻碍产业融合发展的规章制度， 在不改变用地性质和用地主体的前提下， 允许适当调整容积率； 投资建设、 回购、 统租的创新型产业用房， 坚持以租为主、 租售并举的配置原则。改变重工业轻服务业的用地政策导向， 逐步提高服务业用地比例； 在下达农用地转用指标时， 对服务业用地指标单列， 并在比重和规模数量上适当倾斜。 适度调整试点区域的土地流转与出让政策， 准许试点区域在集体土地出让方面先行先试， 拓展服务业发展空间。 其次，运用税收优惠手段， 切实降低服务企业运营成本。 扩大高新技术企业
认定目录， 将技术转移服务业、 知识产权服务业、 研发设计服务业、科技信息服务业等高端智力密集型科技服务业纳入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目录范围； 拓展高科技服务的出口退税政策范围。 进一步扩大技术先进性服务企业认定范围、 降低准入门槛， 让更多新兴服务业享受税收（
优惠政策 目前技术先进性服务业企业认定主要侧重于外向型企业， 要求企业从事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取得的收入不低于企业当年总收３５％ ，
入的 建议对相关标准作适当的调整）。 扩展文化事业建设费免征范围。 调研中， 服务业企业普遍反映文化事业建设费是企业纳税的重要部分， 是影响企业运营成本增加的重要因素。 再有， 需在正确区分税负上升暂时性和长期性的基础上， 对于营改增后税负增加的服务企业出台增值税临时性减税政策， 切实减轻企业税收负担。 特殊，
的抵扣机制 使增值税受资本构成、 管理情况、 投资周期的影响较大， 营改增在整体减税的同时增加了交通运输、 金融保险、 批发零售、 租赁和商务服务等服务企业的税收负担。 基于此， 通过统一、 降低税率等方式对服务企业给予临时性减税， “如统一设置 综合物流服务” 税目、 免征金融业线下行业拆借增值税等， 同时完善抵扣范围、 扩大抵扣链条、 简化增值税专项发票开票程序， 将与人力资本成本和融资费用有关的进项税纳入抵扣范围； 进一步明确增值税税率每，
档的适用范围 减少征收的随意性。 最后， 实施导向明确的降费措施， 切实解决小微服务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的问题。 在国家出台很 多政策解决融资难、 融资贵的大背景下， 小微服务企业及民营服务企业贷款依然存在着利率上浮， 房产土地抵押登记费、 工商查询费、 抵押物评估费、 担保费、 跨级审计等中间费用占贷款成本较高的问题。故此， 应完善贷款资金支持小微企业的融资机制， 合理降低融资中间环节费用， 取消贷款配套保险费等不合理的费用， 由银行承担部分抵押质押评估费， 担保费则可通过与政策性担保机构合作有效降低。
（六） 总结推广改革试点经验， 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加强对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普遍性和共性问题的协调， 提出加快开展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的政策意见， 支持在试点区域推广国家在特殊区域开展改革试点的成功经验， 复制在特殊区域的试点政策。《
比如根据 深化改革推进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工作方》，
案 允许外商投资在文化娱乐业聚集的特定区域， 设立演出场所经营单位、 娱乐场所， 不设投资比例限制； 在健康医疗服务领域， 允许在京对符合条件的在国外研发的药品开展临床试验。 建议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 助推服务业快速发展。支持试点地区率先承接当前在自贸区以及各专项改革试点区的改革创新举措， 形成一批支持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的具体措施， 先行先试突破服务业体制机制瓶颈， 树立一批全国服务业发展改革的示范区域。 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 对现有服务业优惠政策进行梳理， 为服务业发展营造公平规范的市场环境； 完善试点城市的管理体制， 最大限度下放权力， 给予试点城市在 国土、 投融资、 工商、 财税等发展要素方面更大的管理权限， 拓宽改革创新空间。 创建全国服务业创新成果交易中心， 加快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化进程。 进一步深化服务业， “统计改革创新 研究制定 一张表” 的统计机制， 从制度源头上“错统” “漏统”解决服务业统计
等问题； 加强对新兴服务业统计制度的研究和实施， 完善信息服务、服务贸易、 大健康、 专业服务等新兴服务业指标设置及统计体系， 做到应统尽统、 科学规范， 真实反映、 科学评价服务业新业态、 新模式企业的经济社会贡献； 全面跟踪服务业总体规模、 行业结构、 区域分布、 经济效益等基础数据， 及时开展服务业形势分析和预测预警。为适应服务创新进一步发展的需要， 鼓励充分竞争， 应及时修订反垄断领域的法律法规。 落实大数据法律监管， 积极出台保护数据隐私及信息安全的措施， 明确数据安全的保护范围、 主体、 责任和措施，确保涉及国家利益、 社会安全、 商业秘密、 个人隐私等信息受到合理保护。 简化外国高层次人才办理在华工作许可和居留证件程序， 开展安居保障、 子女入学和医疗保险等“一卡通” 试点。
服务
２０１６
［本文为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十三五’ 时期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协同下的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研究” （项目编１６ ＺＤＡ００４）
号：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责任编辑： 王勇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