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食人族”吗

这个耸人听闻的标题不是为了博人眼球而生搬硬套出来的， 而是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数年前出版的著作。

年，美国生物学家卡尔顿发现新几内亚的原始部落出现了一种特殊的传染病———

1950库鲁症，通过分析认为可能与其传统的食人行为有关。而在欧美社会则出现了因为注射人类脑垂体萃取的荷尔蒙和移植人脑黏膜（医疗用途）导致的库贾氏症病例，前者通常被视为“野蛮”的行径，而后者则被认为是“文明”的救治。不过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人们或许会反对上述的比较， 然而将他人的一小部分物质，通过口腔、血液、消化或注射引入人体，与食人行为在本质上并无不同。”在《吃》中，作者阿梅斯托认为，这样看似荒谬的对比却提出了重要的文化议题：“吃”究竟意味着什么？

人们只是因为饿而吃吗？仅食人这一特殊的进食行为，就有“食物性”（例如在大航海时期危险漫长的旅程中，为了求生而食人是约定俗成的“航海习俗” 政治性”（部落争斗后，胜利一方可能会有食人的行为）、“仪式性”（宗教

）、“献祭）等多种目的。还有一类则是“疗愈性”的，目的是追求健康， 古代很多医药处方都有用人体组织入药的记录， 这和现代医疗所熟悉的器官移植并无本质差别，只是经过层层渲染加工，使得人们认为前者野蛮，后者文明。

人类进食的独特性在于其附加的内涵，在今天我们就称其为“饮食文化”。所以作者阿梅斯托在《吃》中评价：“食物经过重新诠释后，不再只是维持生命的物质，而被赋予象征价值和魔力，食物具有意义。”世界上有着千差万别的神圣食物或者食物禁忌，本质上都是人为意义的构建，而这种构建使得进食行为远远超出了生理需求的范畴，吃不仅仅是“吃”了。

食物加工和生产的双革命

在人类加工食物的漫长历史中，烹调算得上最为重要的技术。烹指加热，调指调味，在自然环境中，烹调的行为实在反常，生食才是绝大多数生物的进食方式。

人类学会使用火烹调的源头已难以考证，但自然火烤炙带来的食物焦香与美味却是众多生物难以忘记的。约翰·古德斯布罗姆在《火与文明》 中提道：“在现代的丛林大火之后，黑猩猩会小心翼翼地在缅茄树下的焦地上寻找荚果，经过烘烤的荚果，咀嚼起来轻松多了。”但是从食用这些被意外加热的食物到主动用火烹调食物的变化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我们还很难得出定论。我们只知道食物经过高温烹煮会变得风味更佳，易于消化。人类的食谱得以增加，大量不适宜生食的品种在加热后成为新的食物来源。 我们的大脑得到更多的养分供给，肠胃体积减小。烹调过程中会杀灭大量病虫细菌，进食带来的风险减小。

此外，在原始社会，用火烹调必须多人分工协作， 这个过程加速了人类群体的社会化，阿梅斯托写道：“直到火和食物结合在一起，大势所趋，社区生活的焦点才沛然成形。”使用火烹调在生物层面上带来的改变导致了人类在社会文化层面发生剧变，与其说把使用工具作为人和其他动物区别的重要标志，不如说能否主动使用掌控火更为恰当。

加工食物固然是人类重要的革命，生产食物却代表着人类更能掌控自身的命运，虽然在“掌控初期”人类的生活并没有想象中的美好。传统的线性历史思维认为农业革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既然是革命，那么发展农业带来的肯定是更加美好的生活。可是对早期农民骨骼进行的营养学研究显示，因食物缺乏和单一引起的营养不良导致贫血症和发育缓慢的现象，“比起狩猎—采集者，农民更容易遭受饥荒的侵袭”。

农业更像是一场有准备的冒险：在农业出现之前，人类已经食用驯化野生作物上千年；定居生活逐渐被接受；人口和气候的变化导致集约式的农业更适应人类社会后来的发展，只是今天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农业的出现是人类有预见性的选择。

对畜牧革命的评价也有着类似的误解。从狩猎转向畜牧并不是一本万利的事， 人们不仅要掌握驯养动物的技巧， 还要保证牲畜的喂养与安全， 并且长期和牲畜生活在一起还有着暴发大规模传染病的风险， 直到今天这样的案例依旧时有发生。 狩猎和畜牧之间也并没有绝对的界限，早期人类通过选择群居动物狩猎，一是目标群体数量多，二是便于驱赶引导，长期跟在成群动物之后的猎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在畜牧这一大群动物， 只是它们的边界是大自然，而不是围栏。也许是现代工厂式的动物养殖方式使我们产生了传统畜牧和狩猎行为差异悬殊的错觉。

食物文化的大规模迁徙

对熟悉口味的偏好是人的本性，因此不同地区食物和口味的交流并不容易，不要说不同国家文明间的交流，仅仅是中国南北方关于豆腐脑的甜咸之争都势同水火。虽说本性难移，但食物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