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efang Daily

周其仁:“主动开放”是最优选择

- ■本报首席记者

第一次采访周其仁,是在 年的深秋。那次他利用来上海出差­的空隙,跟我在新天地聊了一下­午。5年多后再次采访,

2015则是利用我去­北京出差的机会,约在了北京饭店。

或许是疫情防控的关系,饭店略显冷清。我们在不供应咖啡的咖­啡厅里,喝着一壶绿茶,聊了一个上午。年逾七旬的周其仁,被视为睿智而勤奋的经­济学家。去年以来,他去各地考察的步履,并未因疫情而放慢。聊天中,他笑着说已做了 次核酸检测。

8年,这个世界因疫情而呈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年,中国则开启了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上海更是处于发展的

2020 “转折时刻”。作为长期关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的学者,作21

为上海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 那个上午周其仁观世界、 看中国、谈上海,对不少社会关切的问题­阐述了他的思考。

荩全球化应摆脱美国人­发明的互惠框架荨

高渊:对浦东而言,今年是它又一个 年征途的起点。回顾过往 年,你认为浦东留给世人最­大的启示是什么?

30周其仁: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条,是不把开放当筹码。这不

30仅仅是浦东的经验,也是中国开放的普遍经­验。

从最初四个特区,到浦东开放,中国都是主动决策,看准了开放对自己发展­有利,就坚决从封闭转向开放。浦东也好,先前四个特区也好,中国决定开放就开放,并没有要求其他国家也­对等开放,并没有说日本、韩国、新加坡或者欧美等国,也要答应什么条件,我们才开放。

别人的外贸外资体制政­策是别人的事,我们认准开放对中国有­利就开放。在历史顺序上,中国是先行开放,再完成入世谈判,而不是倒过来,先签上一堆条约,才实施开放。高渊:当年,正是主动的单边开放,让中国抓住了机遇?周其仁:是这样的。当然主动单边开放的做­法,也参考了新加坡的经验。回头看,二战后全球开放体系是­由小国率先驱动的。小国内部市场小,关门保护没有经济意义。新加坡就几百万人口,七八百平方公里国土面­积,也没什么特别的自然资­源,若是搞高关税替代进口,能搞出什么名堂?

新加坡只有区位优势,扼马六甲海峡要道,东亚经济很多进口物资­都要经过新加坡港口。当时别国都实行高关税,他们摸索出一套反其道­而行的办法,搞出口加工区,主动大幅降低关税,让各国企业有兴趣把一­些加工、制造项目放到新加坡的“关税洼地”里来。小国哪有什么对等筹码,但是没筹码反而成为一­个新支点,人家都是高关税高壁垒,它足够低,资本技术就业机会反而­会过来。

业区。这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印象,年底,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回国后他专门讲了新加­坡李光耀陪他考察了裕­廊工

1978

经验。其实他已经看到了,如果后发国家在建立强­大主权之后,实行主动开放,是对自己发展极其有利­的新战略。

高渊:但现在全球通行的是“互惠体制”,就是通过双边或多边谈­判达成贸易协议,它的源头在哪里?

周其仁:2019年底 我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待了两个月,就是想了解美国搞贸易­保护主义的来龙去脉。在那里我问

过萨默斯教授一个问题, 为什么美国总统有这么­大的权力,可以说加征关税就加征,说加多少就加多少?他建议我去看看美国贸­易政策的演变。

说起来,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源­远流长。美国建国之初,设立关税主要是为联邦­提供税源,维持政府运转,那位开国财长汉密尔顿,早在第一个关税法案辩­论时,就已把关税设置、政府奖励政策与保护美­国制造业发展联系到一­起。到了南北战争之后,北方胜利了,贸易政策的主要目标变­成限制进口保护特定本­国产业,结果就是应税进口产品­的平均关税率从20%上升到50%,并维持了几十年。

保护主义的结果是互害­的,美国要保护自己,别国就不要保护自己吗?高关税路线一条道走到­黑,到 世纪 年代美国遭遇大萧条,才知道走不下去了。1934 年美国国会终于通过

20 30《互惠贸易协定法案》, 授权美国总统通过与其­他国家谈判,求得降低关税的互惠(reciprecit­y),以缓解严重的需求不足。

直到今天,美国贸易政策的基本框­架还是所谓“互惠”,就是让总统和行政官员­对外“砍价”,我降什么换来你降什么,或

者你升什么我也升什么。 虽然国会保留了最后批­准贸易协定的权力, 但总统和他的行政班子­可以主导达成协定的谈­判过程,这就为特朗普这样的总­统滥用行政命令提供了­体制基础。

由此可见,美国从来没有实行过自­由贸易政策,顶多是有选择的开放,而且把开放当筹码用,也让全球贸易进程受累­于美国国内不同既得利­益的集结,甚至受美国国内政治变­化的牵制

高渊:以新加坡为代表的小国“主动开放”,和由美国最

。先倡导的大国“互惠体制”,谁更高明已经明摆在那­里了?

周其仁:现在看,“主动开放”比美国人的“互惠体制”要高明很多。我们已经体验到,进入“互惠”这个框架,事情就变得复杂无比,政治、外交、意识形态等等都和贸易­搅到一起,行政官僚忙得要死,而市场、产业、企业和消费者只能等那­些完全不确定的谈判结­果。这就在市场不确定性之­上,又增加了行政权力的人­为不确定。全球化的交易成本,无端上升了不少。

中国当年学习新加坡,是大国主动学开放小国,回头看这在整个世界历­史上都非常有意义。 过去大国习惯比照大国,大国之间互相较劲,看不顺眼甚至打起来。小国市场狭小,也没有称霸野心,倒是一门心思要把经济­搞上去。

当然,大国的规模优势也无须­放弃。所以当年中国分开来处­理,政治、军事、外交当然还是集中于中­央,但经济包括外向经济,主动在大国里划出一些­地方率先开放,从几个经济特区开始,然后沿海城市、浦东开放,再沿着可复制可推广的­路线,走向全面开放。这个经验对全球化,特别是大国融入全球化,是一个了不起的创造。

高渊:从你的角度看,“主动开放”依然是中国当下和未来­的最优选择?

周其仁:还是先看美国的教训。为什么这个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会陷入贸易保护­主义?可能的一个原因,是在“互惠”框架内那些受到保护和­关照的既得利益者, 随着全球化深入,越来越缺乏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全球竞争终究是无情的,靠保护和关照,而不是靠调整与适应,终究是保护不了的。特朗普折腾了那么大动­静,天下消费者包括美国的,还不是该买中国产品的­继续要买?

所以,该考虑摆脱美国主导世­界多年的“互惠体制”了。从市场的角度看,中美不应该脱钩,也不可能完全脱钩,但是全球化应该摆脱美­国人发明的那套互惠框­架。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在本质上和村与村的贸­易没有什么不同,村庄之间不该设置障碍,国家之间也一样。贸易本来是以人为本的­行为,大家发挥比较优势,在尽可能低的交易费用­的约束下连成一个市场,为什么要走入互相设置­障碍的死胡同?任何经济体要想强大起­来,不能靠保护政策,只能靠开放,在开放中比较,在开放中竞争,在开放中选择和改变。从根本上把事情想清楚,“主动开放”就是上策。高渊

总部型、开放型、流量型经济,“五型经济”是上海都市经济的发展­方向。你认为,其中的核心点是什么?

周其仁:这里的关键,还是重新认识大都市的­经济功能,核心就是不能关门自己­玩,而是开放,在更大范围为别人服务。 上海是全球网络中最重­要的工商金融科技节点­之一,现代财富是在来来往往­过程中创造的,在大大小小的节点上积­聚,再向整个网络辐射、服务。世界级城市从来就不能­只有本地人活动,也不能只为本地生产、本地生活服务。上海要为长三角、全国、亚太乃至全世界提供服­务,追求在更大范围更高质­量的辐射。

高渊:从网络和节点的视角看,上海市域范围内关键要­做好哪几个节点?

周其仁:顶端来看是两大节点:一个是面向长三角的虹­桥综合枢纽型商务区,另一个是面向海洋的洋­山港和临港新片区。上海建好这两个顶级节­点,就能在打通外循环与内­循环的未来发展中,占据一个外联内通的战­略地位,有助于为全国作出上海­应有的贡献。

比较而言,上海的外联基础似乎不­如内通的坚实。洋山港集装箱吞吐量世­界第一,但港口功能还是单薄了­些,与陆地连接仅靠一座 多公里长的公路大桥,还不是一个综合型交通­枢纽。曾经的世界第一大港鹿­特丹,虽然吞吐总量被上海拉

30开好远,但那个地方把内河、海运、铁路、高速公路还有航空港密­集地组合到一起,是欧洲经济的一流综合­性节点。

无论如何要有条铁路通­往洋山港吧?那个位置本来就在浙江,再过去是岱山和舟山本­岛,以今天中国的基建能力,在海上把这个大湾连起­来,技术上应该做得到。那时候,长三角的地理概念就不­但包括长江下游这块富­庶的冲积平原,还包括海上一个大湾,洋山港的腹地就是多方­位的了。

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带旺临港新城。现在临港产业区很火,但临港新城人气不够旺,无论是洋山港还是临港­产业区,到上海市区的通勤人口­和通勤时间太多。这几年全球化遇挫,不看好海外发展的大有­人在。但我认为,现在恰恰需要逆向思维,在冬天里下注,冷的时候投资,到热起来时就用得上。

当然,临港的发展还面临体制­限制。上海决咨委办公室组织­我们去调研,企业反映强烈的就是管­理和技术人员落不了户。大上海太招人啦,敞开大门做不到,但可不可以试试设计一­个“临港户口”,只能落户在临港,不能(或若干年内不能)落到上海城区?这其实就是把临港看作­一个独立于上海城区之­外的新城市。江苏靠近上海的城市如­昆山等地发展得非常好,最基本的一条,就是人去了可以落户。当然这只是一场思想实­验,先空想一下总无大碍的­吧。

高渊:说到底 上海要为全世界的英雄­提供用武之地周其仁:对啊,来来往往的人口是最有­生产力的人口。美国的科学家、工程师、能工巧匠,还有大批不惜远渡重洋­求发

,。展的优秀劳工,还不都是移民去的?我出生在上海,小时候看到上海人拿着­尺子在布店里左量右量,表演以最少布料做最多­衣服的本领,觉得蛮庸俗的。后来才想明白,上海人的精明是在开放­年代形成的,后来封闭了,开放年代的精明没了用­武之地,只好把才干用得很小里­小气的样子。

所以,从历史经验看,对上海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户籍人口,也不是常住人口,而是来来往往的人口。这些人不断来,又不断走,其中一部分转化为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这或许也是全世界所有­大都市的共同秉性。上海要成为全球网络的­重要节点,就要搭好台,让天下有才干的人来一­展风采。

高渊:上海要建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节点,你觉得将以什么为标志?

周其仁:我想,标志很可能是到哪里都­能看到一点上海的元素,不论商业、金融、物流、科技还是文化,不管在哪里看到好东西,追问下去,里面多多少少有来自上­海的元素。反过来想,要是上海哪项服务因为­什么原因停摆了,难受的不光是上海市民,而且还有许多看似“不搭界”的地方都受影响,那也就从反面证明上海­贡献的不可或缺。前几年日本福岛发生核­泄漏,我们不少电子企业就跟­着停摆,因为若干关键元器件断­了供。那条新闻,教会我换一个角度看中­心城市,包括看大上海。

 ??  ??
 ??  ??

Newspapers in Chinese (Simplified)

Newspapers from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