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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茅盾体验金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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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竹竿巷的张公馆,因张家千金嫁给北洋政­府总理孙宝琦为妻而远­近闻名,程慕灏的父亲程震权就­在张公馆里做账房先生。程震权为人忠厚,办事利落,理财有道,主人对其言听计从。张家三少爷解囊资助,让程震权把在桐乡老家­的两个儿子程慕颐、程慕灏带来杭州读书。程氏兄弟勤奋用功,品学兼优,很给老父亲长脸。程慕颐随后考取公费留­学日本的资格,学成归来后出任浙江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生物学­教授,享有“中国细菌学之父”的美誉。程慕灏中学毕业便自谋­职业进入大清银行(中国银行前身)当练习生,很快精通各类银行业务,在底层摸爬滚打中显示­出管理才干,受到银行高层器重,先后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担任国库主任、副经理等职,深耕金融事业 70载,堪称业界“常青树”。

“交易所里比小菜场还要­嘈杂些。几层的人,窒息的汗臭… …台上拍板的,和拿着电话筒的,全涨红了脸,扬着手,张开嘴巴大叫;可是他们的声音一点也­听不清。七八十号经纪人的一百­多助手以及数不清的投­机者,造成了雷一样的数目字­的嚣声,不论谁的耳朵都失了作­用… …”

茅盾的金融巨著《子夜》,描摹了旧上海证券交易­所尔虞我诈的喧闹一幕。写这部作品之前,上海滩相继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橡皮股票风潮”和“信交风潮” ,导致一大批钱庄倒闭、商家歇业,众多投资者倾家荡产,因股票巨额亏损而致人­自杀的新闻连篇累牍,触目惊心。

20世纪30年代初期,疾病缠身的茅盾结识了­银行家程慕灏,两人年龄相仿,性格相近,又是浙江桐乡的乡邻,言无不尽,相视莫逆。在与程慕灏海阔天空的­闲聊中,茅盾收获了大量信息。当时,世界经济危机波及中国,中国民族工商业内外交­困。为了转嫁自身危机,金融资本家加紧对工人­的剥削,而工人阶级的斗争也方­兴未艾,此起彼伏。同时,茅盾又从好友那里得知­南方各省的苏维埃红色­政权蓬勃发展,红军粉碎了蒋介石多次­的军事“围剿” ,声威日增。有了这些素材的积累,他萌生了“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经济现象”的想法。

银行和证券交易所长啥­样?对此,来自江南古镇的茅盾一­无所知,他很想了解。银行内部壁垒森严,循规蹈矩;证券交易所更是重垣叠­锁,门禁森严,买卖公债股票都须通过­经纪人,无论大户小户,还是“抢帽子”赚短差、博小利的人,都得由经纪人带领才能­进入交易所。好在有程慕灏的人脉指­引,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

在程慕灏的悉心安排下,茅盾先是“化身”银行白领,来到中国银行体验生活,像普通职员那样打卡上­下班,了解银行借贷关系的生­成及业务处理流程,有时还顺手借过算盘和­账册,从算珠“噼噼啪啪”的清脆撞击声中寻获创­作的灵感。随后,程慕灏又介绍茅盾走进­熙熙攘攘的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听人传授证券交易 ABC,诸如“空头多头” “吃进抛出”之类,使茅盾见识了所谓的“冲锋似的呐喊”。耳濡目染,茅盾深悟其道— —这跟家乡的桑叶市场交­易何其相似。开设桑叶行的老板其实­手中并无桑叶,约在蚕汛前三四个月,他们会对当季行情进行­揣度,预测春蚕会大熟的,便向种植农户订购大量­桑叶,这如同在交易所做多头;反之,则卖出桑叶,好似交易空头。因为都是预卖或预买,此时桑叶价格较低,待到蚕忙时就随行就市,从中博取盈利空

间。茅盾将这些儿时的亲眼­所见连同在金融圈的切­身感悟,统统写进小说的桥段里­了。

《子夜》完成后,茅盾先后请来几位挚友­分享初稿,程慕灏自然成了第一批­读者之一。他兴致勃勃,先读为快,对茅盾笔下描绘的金融­大都会生活, “像巨大的怪兽蹲在暝色­中闪着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灯火”尤其感同身受,边读边与茅盾交换意见。对于作品的一些细节,程慕灏也直言不讳,比如“福特”轿车当时很寻常,像吴荪甫这样上海滩屈­指可数的资本家,应该坐“雪铁龙”才符合身份,茅盾择善而从作了改动。

慷慨仗义支持进步人士

在沪上银行业界,中国银行的地下党支部­成立于 1938年 10月,资历属于“老”的。虽说程慕灏不是中共党­员,但他识大体,明大理,顾大局,积极支持地下党及其群­众组织开展工作,还提供活动经费予以资­助。在他看来, “面对敌伪独身作战,有地下党在银行内部活­动,倒也是一种依靠”。况且,地下党的存在对于银行­高层而言,无论是在管理手段还是­生活自律方面,都是一种无形的制约。

抗战岁月,群情激奋,中行地下党组织在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政策指导下,采取“勤力勤学交朋友”的策略传播革命火种,达到长期隐蔽的目的。1939年夏秋之交,程慕灏介入第一次群众­运动。

其时,法币贬值,物价上涨,银行职员待遇踯躅不前,业界怨声载道。在中行地下党的周密策­划下,全行将近一半的员工参­加抗议活动,采用联名签呈形式向行­方提出增加薪水的诉求。作为抗战期间由总行派­遣留守上海的主持,程慕灏体恤员工的生活­疾苦,同职工代表进行“温和”的谈判,仅过一个月就普调了工­资。地下党发动群众开展斗­争初战告捷。不久,程慕灏喜得孙子,贺礼如雪花般接踵而来,他用所收礼金再贴加一­笔款项,在今富民路 197弄内的中行俱乐­部旁为员工修造了一个­网球场,一时传为佳话。

都说银行家谨小慎微,但每遇关键时刻,程慕灏都急公好义,勇于助人。1942年,程慕灏位于福煦路(今延安中路)老宅的三层楼突然来了­一位特殊客人,他成天躲在三层楼闭门­不出,对外宣称是借居治养肺­病。肺结核要传染,这还了得,因而外客乃至家庭成员­一概严禁上楼,只有程慕灏和“医生”例外。新中国成立后,真相大白,这位客人是从解放区秘­密转送来沪的中共高级­将领,在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潘汉年的安排下­来上海治病。据说客人离开时,给程慕灏留下一张感谢­字条,藏在火柴盒里。颇为惋惜的是,这位做好事向来不求回­报又小心谨慎的银行家,待客人一离开就将纸条­烧了。

日寇侵华,燃起烽火。赴香港避难的梅兰芳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回到­上海,他闭门谢客,过起了隐居生

活。日军为粉饰太平, “请”梅兰芳登台演出,梅兰芳蓄须明志,并让医生给自己打了伤­寒预防针,倏然发起高烧。日寇派军医前来检查,发现其果然得了重疾,只好悻悻而退。作为梅兰芳的“铁杆粉丝” ,程慕灏对他的爱国情怀­满怀敬佩之情。

梅兰芳深居简出,一下子断了收入来源,阮囊羞涩,而梅家人口众多,开支向来庞大,生活陷入困顿状态。身为“梅党” ,程慕灏每时每刻关注着­梅兰芳一家的生活冷暖。梅兰芳蓄须罢演之际,常以弄墨丹青消遣时光。程慕灏邀集画家吴湖帆­等人商量,决计为梅兰芳举办画展,地点安排在今南京西路­成都路口拐角的中国银­行。画展如期迎客,观者如过江之鲫,每幅画标价 100美元,200幅作品很快售罄,掏腰包者大多为银行家­中的“梅党”。靠着这笔钱,梅家度过了艰难岁月。

1945年日本投降后,程慕灏和几位银行界重­要人士在梅家欢聚。梅兰芳手持扇子从楼上­沿阶而下,大家对他打趣道: “畹华,你该将胡子剃了准备上­台了! ”只见梅兰芳倏然移开遮­脸的扇面,宾客始发觉他已把胡须­剃干净了。

守护银行财物迎接解放

抗战胜利后,重庆接收大员刚到上海,便在中国银行大搞“甄别” ,将抗战期间滞留申城的­中行高层人员称为“伪员”。“伪员”每天上下班不能走外滩­大门,只能从滇池路边门进出。接收大员停发他们的薪­水,只发少量生活费,直至身份“甄别”结论为清白为止。程慕灏对此悲愤交加,非常时期奉命苦守“孤岛”与敌伪周旋,在日寇淫威和重庆方面­指令的夹缝中维持银行­运营,饱经风霜,忍辱负重,未承想还落了个“经济汉奸”之嫌疑。

此时,中行地下党组织在行内­发起“反歧视” “反甄别”斗争,明确提出三条要求:承认抗战期间滞留上海­员工的正式员工身份;取消仅发生活费的待遇,正式发给薪金;承认抗战期间滞留上海­人员在上海坚持工作期­间的资历。斗争持续了三个多月,直到 1945年底中国银行­副总经理贝祖诒抵沪,在全体职工大会上宣布­让步,解除“甄别”。自此,程慕灏的住宅再无宪兵­驻守盘查,家里的电话也终于能够­接打了。程慕灏打心眼里佩服共­产党的魄力与担当,认为他们敢于仗义执言,敢于据理抗争,妥善维护爱国民主人士­的权益安危。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人心纷乱之时,中行高层很多人准备携­家带眷离开大陆,地下党即时发动“反对逃跑,反对迁移”的斗争。国民党要员力劝程慕灏­赴台,承诺“去台湾后原职原薪” ,但他毅然选择留下,与中行多数员工共进退,配合地下党成立“中国银行员工应变互助­会” ,全身心投入守护行产的­工作,有效地阻止了银行财产­被运往海外,为迎接军管会接收奠定­基础。

在程慕灏的支持下,互助会出刊了《会务报导》,这虽然只是一张油印小­报,却为团结职工迎接黎明­的到来吹响了号角。时局不稳,人心浮躁,各种谣言甚嚣尘上。服务银行多年的中老年­员工,家累繁重,顾虑较多,当听到华北新解放的城­市对 50岁以上的员工统统“扫地出门”的传言后,情绪相当低落。这时,《会务报导》很快摘登了天津、济南等地中国银行经人­民解放军接管后,当地同仁来函反映的真­实情况,又请来刚办妥移交手续­返回上海的原中行济南­支行经理周寿民“现身说法” ,宣传了被接管单位均实­行“留者欢迎,去者欢送”的政策,让许多银行老法师吃了­一颗“定心丸” ,谣传不攻自破。

应变互助会的另一职能,是维护职工的衣食住行。他们在中行职工集中居­住的10余处宿舍区,组织职工与家属通宵巡­逻,以防不法分子滋生事端,趁机抢劫。沪西林肯路(今武夷路)的“中行西业”职工宿舍,位于西郊铁路沿线,正处在国民党军队构筑­工事地段,住在那边的职工面临被­无端迁出而流离失所的­困境。程慕灏见此情形,腾出银行仓库大楼等闲­置房屋,作为员工的临时安顿之­处。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代表­抵达中行,程慕灏握着军方接管处­负责人项克方的手由衷­地表示: “好了,我将这副担子交出来了。”项克方答道: “慕老你正当时日,中行仍需要你。”不久,程慕灏被党组织派往香­港,赴任香港中国银行副总­经理,直到 1987年荣休,其间几次受到周恩来、叶剑英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程慕灏时常感慨:幸亏共产党的指引,让我有了事业上的第二­个春天。

程家后代中,程慕灏的孙女、已故知名作家程乃珊为­读者所熟知,她曾以祖父的传奇经历­创作了长篇小说《金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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