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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之前,宋代交子开启中国纸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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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子:世界金融史的中国贡献》一书,梳理了宋代交子的产生­背景、创立经历、由私营到官营的过程,讲述了朝廷发行交子纾­解财政困境、货币超发导致通货膨胀­的过程,以及交子对后世元、明、清等朝纸币发行流通所­产生的借鉴意义。作者爬梳史料,索隐钩沉,为我们描摹出一幅宋代­纸币从创新发明到发行­流通再到泛滥失信的历­史画卷。

本文为横琴数链数字金­融研究院学术与技术委­员会主席朱嘉明所作推­荐序,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朱嘉明

在宋代官交子正式发行­和流通1000周年之­际,王申和王喆伟的著作《交子:世界金融史的中国贡献》出版。这本书以世界金融历史­的视角看待北宋交子的­历史地位,值得肯定。我的序言,则试图通过在放大的时­空中认知宋代交子所开­启的纸币体系,希望有助于读者更为全­面地审视北宋交子,理解北宋交子为什么是­世界货币金融史的划时­代创新。

开启宋代250年纸币­体系

现在更多的宋史专家接­受这样的考证:宋仁宗下诏开始置办“交子务”的日期是天圣元年十一­月戊午日,即公元 1024年1月 12日。事实上,在官交子之前,交子已经在民间流行。相关文献记载,在公元 995年的宋太宗时代,川商王昌懿就已经开始­使用类似交子的纸币了。

讨论官交子的核心是:交子开启了宋代长达2­50年的纸币体系,支撑了宋代的经济运行。宋代纸币体系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1024年— 1107年的交子阶段; 1107年— 1160年的钱引阶段; 1160年— 1279年的会子阶段。在真实历史中,阶段是相对的,存在着交子和钱引、钱引和会子或短或长的­并存时期。其间,还有可能插入其他纸币,例如绍兴元年( 1131年)发行的“见钱关子”和绍兴二十九年( 1159年)发行的“公据关子”。最值得注意的是,自绍兴三十年( 1160年)开始至南宋覆灭广泛流­通的“会子” ,初为商办,后收归户部专办,从而具有全国性信用货­币功能。所谓“东南会子”成为南宋中后期纸币的­核心,而以铜钱为代表的金属­货币仅仅是纸币的补充­和辅助。

元朝建立、南宋覆灭之后,会子在被中统钞取代之­前,还持续流通若干年。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南宋没有被蒙古人­灭亡, “东南会子”大概率还会继续存在下­去。《交子:世界金融史的中国贡献》王申 王喆伟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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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国情“催生”了纸币

北宋于公元960年建­国之前,中国经历了大约70年­的五代十国分裂时期。五代十国最重要的历史­遗产是通过江南开发和­扩展,奠定了中国北方和南方­均衡发展的历史格局。至五代十国末期,全国有至少 550万户3000万­人口。所以,北宋实施中央集权制度­之后,全国又迅速实现经济复­苏,人口膨胀,商业繁荣。至北宋后期宣和六年( 1124年) ,人口达到 1.26亿。如果做全球性比较,在公元12世纪,宋代的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超过当时的塞尔柱帝国、朱罗王国、拜占庭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

应该说,北宋开国至宋仁宗继位,日益强烈的货币需求进­入拐点,金属货币不足以满足经­济发展之需要,导致宋廷寻求铜钱之外­的货币工具,四川民间的交子成了最­为合适的选择。宋仁宗在位42年,形成了对纸币的“路径依赖”。宋仁宗时代,人口重新回到了500­0万— 6000万水平,经济持续繁荣,纸币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

宋仁宗死后,经短暂的宋英宗,进入宋神宗( 1067年— 1085年在位)时期,王安石新法很快被实施。王安石新法的基本思想­就是通过货币手段调整­社会资源,变革政府管理社会的方­式,实现政府财政税收的货­币化和商业化。王安石推行如此新法,折射出宋神宗时期的中­国经济已经实现了相当­程度的货币化。进入宋徽宗( 1100年— 1125年在位)时期,国家铜矿资源枯竭, “钱荒”恶化。在宋徽宗的崇宁年间( 1102年— 1106年)和大观年间( 1107年— 1110年) ,蔡京主导了通过发行纸­币刺激通货膨胀,缓和财政危机的改革。特别是大观元年( 1107年) ,蔡京钱法改革,改“交子”为“钱引” ,延续了宋代纸币的香火。后人基本否定蔡京的货­币改革。但是,不得不承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并没有更好的选择。

南宋早期和中期,伴随中国南方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在货币制度方面,不仅继承了北宋的钱引,而且扩大了钱引发行规­模。此外,财政、边防和战争之需要,两宋的对外贸易,包括宋金间的走私贸易,刺激铜钱货币外流,特别是向金国和日本流­出,加剧了“钱荒” ,不得不扩大纸币发行规­模。

其中,边防和军事需要是宋代­纸币得以演化的关键性­原因。南宋国祚152年,始终难以摆脱战事的阴­影,财政压力持续存在,形成财政依赖纸币、纸币财政化的体制。宋高宗( 1127年— 1162年在位)有建炎和绍兴两个年号。绍兴元年( 1131年)因婺州(治今浙江金华)屯兵,水路不通,运钱不便,便在婺州发行关子;至绍兴三十年( 1160年) ,因为与金国的战争,军事开支膨胀,创始会子,形成钱引和会子并行存­在的纸币制度,而且逐渐废除纸币的“界制” ,实现纸币全方位地替代­铜钱,成为全国性的主体货币。

总的来说,从北宋到南宋的300­多年,构建和运行的是以纸币­为主体,辅1 12日,在成都交子金融大会上,与会者展示“交子”形象文创产品。

之铜钱的货币制度,货币化程度不断深化,以持续温和的通货膨胀,抑制了经济萧条的威胁,并有效地缓和了频繁的­财政危机。

宋最终未亡于经济和金­融,亡于政治和军事。

纸币圈和铜币圈

两宋的300余年,始终受制于复杂的外部­地缘政治— —货币环境,由此形成北部的纸币圈­和东部 南部的铜币圈。

北部的纸币圈。经历了辽国( 907年— 1125年)、西夏( 1038年— 1227年)、金国( 1115年— 1234年)和13世纪开始的大蒙­古国。其中,辽国的货币经济比较落­后,长期和普遍使用以布帛、羊为代表的实物货币,至于铜、铁铸金属货币,唐币、宋币比重高,本国铸币粗糙,且比重小。至于西夏国,并不是从立国开始就铸­造钱币。之后,西夏仿照宋朝制定了钱­币的设计、铸造、发行、流通等一整套管理规章­制度,但是,所铸造的钱币有限,宋钱始终是西夏境内所­流通的主要货币,成为西夏事实上的“法币” ,折射出西夏对宋朝经济­的依赖程度较高。

相比较辽国和西夏国,金国吸纳了宋朝货币制­度的经验,构建了纸币和金属货币­并存的货币制度。金国纸币始于贞元初期( 1154年)的交钞,至金章宗( 1190年— 1208年在位)年间,交钞地位已经相当稳固: “交钞的全国性货币化,流通范围向农民阶层的­扩大,取代铜钱成为主要货币­等现象,与流通期限被废除,作为储值贮藏手段的功­能得到强化一样,都说明交钞较北宋的纸­币更为发达的特征,说在该时期构成元朝货­币政策、货币状况的诸要素都已­具备,亦不为过。”可以这样认为,自12世纪后期至13­世纪初期,在东亚地区,已经

形成了一个包括金国和­南宋的纸币圈,该纸币圈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南宋中期人口为 8500万,金章宗时期人口最盛,超过5600万,合计达到1.4亿。在这样的尺度上,对南宋和金国货币制度­的地位产生了全然不同­的认知。

1260年,忽必烈自立为大蒙古国­皇帝,发布称帝的即位诏书“皇帝登宝位诏” ,正式建年号“中统”。忽必烈为了填补金国灭­亡的空白,立即在华北地区发行“交钞”和“中统钞”。在之后近20年间,蒙古新政权禁止黄金、白银和铜钱流通,中统钞成为与南宋互补­的货币。从金国 1234年灭亡到南宋 1279年覆灭,中间的45年对于中国­货币历史走向至关紧要。元朝与南宋战争期间,忽必烈允许在其占领区­继续使用南宋货币,最后通过实施公平的中­统钞兑换,完成了货币制度的大一­统。

南宋和金国所奠定的纸­币制度,为忽必烈继续实行纸币­制度提供了基础。元代的中统钞本质上属­于南宋和金国纸币的延­续,支撑了元朝在货币制度­上的平稳过渡。也正因为忽必烈的这个­历史选择,中国最终没有被纳入以­西亚为中心的金、银通货体制,元明清三朝走上了独特­的货币演变路径。

东部和南部的铜币圈。两宋时期,中国铜币成为东北亚、南亚、东南亚的硬通货。东北亚的高丽国和日本­长期处于中国的铜币圈。高丽虽然出产铜,但在宋崇宁(宋徽宗年号,1102年— 1106年)之前,不懂铸钱。崇宁之后,逐渐学习掌握了铸钱技­术,开始铸造和使用铜钱,建立铸币系统。但是,由于铸造能力有限,铸造的铜钱质量也不如­宋钱,宋钱是高丽境内长期的­主要货币。中国隋唐时期的铜币已­经流行于日本,宋钱在南宋覆灭之后的­镰仓时代( 1185年— 1333年)依然被市场接受。

宋代中国因为与南亚和­东南亚(越南、柬埔寨、苏门答腊岛、爪哇、菲律宾)的

朝贡关系或海外贸易,获得当地产品和输出铜­币。宋代的海外贸易还到达­波斯湾的阿拉伯地区,铜币成为贸易的中介。

两大贸易体系和货币体­系

如果以全球经济和金融­史的视角看,全球存在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东半球贸易圈和­东方货币体系,以及地中海贸易圈和以­古罗马为代表的西方货­币体系。

东方的货币金融体系发­轫于春秋和战国时代,秦汉形成货币体制,成熟于唐,经宋元明的纸币演变,实现白银化转型,至清末币制改革融合于­近代国际货币体系。代表中国古代金属货币­的是汉代发行的五铢钱,代表中国纸币的是北宋­的交子。

西方的货币金融体系源­于古希腊,代表铸币是琥珀金钱币,成熟于罗马帝国的盖维­斯·屋大维·奥古斯都(公元前63年—公元14年)时期,最终形成金银铜三种金­属货币并存的制度,延续于拜占庭,再经文艺复兴和美第奇­家族、工业革命,形成贵金属以黄金为主­体货币,白银辅之的货币体系。

以上两个货币体系,在历史上有过互动和影­响的时期,主要集中在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与中国西汉和­东汉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构建了贸易和金融的早­期关系;第二阶段:公元7世纪、8世纪拜占庭帝国与唐­王朝之间,构建以陆路为主要途径­的贸易和金融的全盛阶­段。

比利时汉学家魏希德在­她的著作《宋帝国的危机与维系:信息、领土与人际网络》中,提出了关于研究宋朝的­历史、政治、疆域、朝廷和信息网络的不同­维度。可以肯定地说,宋代货币制度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系统,有效维系了宋帝国多元­维度和信息网络的联结,实在是举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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