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头万绪化作“二三事”

的东西发掘出来。典型的例子，如西汉扬雄的《太玄经》《法言》和晋郭象的《庄子注》（一说袭自向秀）。苏轼《答谢民师书》中讲到，文章的要义是大家都能看得懂， “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则评郭象有云： “曾见郭象注庄子，识者云：却是庄子注郭象。”苏辙《上两制诸公书》更明确表示： “以为圣人之道，譬如山海薮泽之奥，人之入于其中者，莫不皆得其所欲，充足饱满，各自以为有余，而无慕乎其外… …而传疏之学横放于天下。由是学者愈怠，而圣人之说益以不明。”

这一“为学术而学术”乃至“为显示自己的高明而学术”的风气，进入清代之后尤甚。这便是乾嘉学派。

乾嘉学派的缘起，有其客观原因。其一是为了反拨晚明学风的空疏之弊，致力于把学问做踏实；其二是清初的文字狱使读书界不敢贸然对社会现实发表经世致用的观点，而把治学的方向转向了对经典的整理以避害。但进入道光年之后，清政府的文化政策已大为开放，乾嘉学派则纯粹被认作传统文化的“正宗” ，舍此便不再是“文化” ，至多也不过是“低端”的文化— —韩愈、欧阳修、苏轼和晚清注重经世致用的魏源、康有为，在他们眼里都不过是“不识字”的“学殖之陋”。

乾嘉学派对传统经典的整理，所做的工作大分为二。第一便是“朴学” ，也即汉代儒家的“传疏之学” ；第二我称之为“全学” ，也即《全唐诗》《全唐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的搜罗辑佚。朴学所注重者，在于探赜钩深的研究，艰涩难懂。如焦循研究《周易》四十年，至摒绝亲友间庆贺哀悼的俗事，诚所谓“板凳要坐

中华艺术宫馆藏

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他的《雕菰楼易学》或许对《周易》的“玄黄牝牡”不失一毫，而对于其“千里骏足”则不着边际。杨伯峻先生认为《雕菰楼易学》“破绽时出”且“很难读，后人能了解它的也极少”。

“全学”所注重者，在“襞绩补苴”的搜罗，把已被“集体遗忘”的“千头万绪简化为二三大事，留存在记忆里，节省了不少心力”的历史，重新辑佚恢复成“千头万绪”的“真实” ，让人无所适从。章学诚《文史通义》斥其未流以此相尚，不过“今之俗儒… …盖逐于时趋，而误以擘绩补苴谓足尽天地之能事也”。

包括章太炎，为了显摆自己学问的高深，从典籍里找到早已被“健忘”的四个“乂”、四个“工”、四个“口”、四个“又” ，分别用作自己女儿的名字，并对外宣布自己的女儿必须嫁给有学问的才俊，不认识这四个字的年轻人请勿上门提亲。

从前，我因参与王朝闻先生总主编的《中国美术史》编撰，常去国家图书馆查阅资料文献。有一次，遇到几个可能是高校年轻教师的人也在借书，我问他们所借什么书。答： “不知书名，不知作者，但一定要是民国年间的文学书，而且捆扎在书库里几十年没有人借阅过、上面积满了灰尘的。”我大诧： “几十年前的书，已经被大家包括专门研究民国文学史的专家所遗忘，不正说明它没什么价值、不值得去研究吗？只有那些千百年来历经人为和自然的破坏后仍为人们所千方百计保存下来并不断传阅的才有价值，才值得我们去研究啊！ ”他们回答： “大家都在看的书，是研究不出新东西的，只有大家所遗忘的书，才具有‘填补空白’和‘重写文学史’的研究价值。”

与有些学者的治学方向相近，有段时期一些年轻父母为了显示自己“有文化”同时也希望自己的子女长大后“有文化” ，给子女取名字的时候喜欢从《康熙字典》里找冷僻字。开始时，登记户籍都是手写的，自然不成问题；孩子长大后要办身份证和其他证件了，这个字在电脑字库里不存在，给生活、学习、工作惹出了多少“千头万绪”的麻烦啊！

一言以蔽之，健康的文化发展一定是与时俱进的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必须吐故纳新。而吐故，正是“健康的健忘” ，亦即钱锺书先生所说的“除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