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党人高水平的舆论宣传

在辛亥革命党人所进行的推翻清王朝的斗争中，与暴力手段（包括起义和暗杀）所紧密配合的另一种方式，就是进行革命舆论宣传活动。如果把辛亥革命运动比作一驾马车，那么，暴力斗争和舆论宣传便是缺一不可的两个轮子。就后者而言，其宣传的效果又是与策略手段的运用密切关联的。总的看来，当年辛亥革命党人舆论宣传的策略手段有着较高水平，试从下列几个方面简要论之。

一、演说鼓动者多为高水平的革命演说家，孙中山、秋瑾等人的演说可谓宏论滔滔，荡人心魄

数年如一日”。及至他后来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之后，随时随地的口头宣传工作更是做得有声有色。聚众演说，更是辛亥革命党人进行口头宣传所特别重视利用并得以大显身手的方式。其党人中还有诸多堪称革命演说家的人物。像女杰秋瑾，“每大会集”，“必抠衣登坛，多所陈说，其词淋漓悲壮，荡人心魂，与闻之者，鲜不感动愧赧而继之以泣也”。以撰写《革命军》而声名大震的邹容，也具有这样的演讲感染力，有谓“凡遇学生开会，容必争先演说，犀利悲壮，鲜与伦比”。与邹容结为忘年交的章太炎，作为“有学问的革命家”，也是演讲高手。“苏报案”出狱后到日本，他利用革命党人和留学生集会欢迎的场合，作慷慨激昂的长篇反清革命演说，令听者荡气回肠，为之感奋，当时天正下雨，听讲者数千人竟“咸植立雨中，无不动容”。文字宣传较之口头宣传更有其无可替代的优势。尤其报刊这种新兴的大众传媒形式，更为辛亥革命党人所重视。早在1899年，陈少白就奉孙中山之命在香港筹办起《中国日报》，该报“宣传排满，做革命党喉舌”，即使其副刊上的文字，“不管什么题目，内容都含有民族性的排满思想在内，为一般读者所爱读”。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革命报刊更是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从内地到港、澳乃至海外（尤其集中在日本），简直是铺天盖地。仅据曾亲与其事的冯自由在《开国前海内外革命书报一览》所列举，清末时各种形式的革命报刊即有110多种。除了报刊媒体之外，书籍也是辛亥革命党人所注意利用的文字宣传形式。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中，需要花费较长时间运思和累积性写作的专深著述相对较少，多的是短小精悍、通俗易懂的宣传品。其中既包括像章太炎的《訄书》那样的具有相当专深学理蕴涵的著述，也有像刘成禺（汉公）的《太平天国战史》那样的借史学体裁来为反清革命张本之作，而更多的则是直截了当地宣传现实革命的读物。可以说当时的革命书籍既具有针对不同层面读者的形式多样化特点，又有着异曲同工地宣传革命的统一内容指归。 舆论宣传的主要方式不外口头和文字两种。口头宣传对于辛亥革命党人来说，是最为日常化的一种宣传方式，他们从不乏这方面的高手。像孙中山自年轻时就有很好的口才，说话颇具鼓动性和吸引力。有知情者忆述，说他逢事“议论滔滔”，“九流三教，皆可共语”。据孙中山自述，早在香港学医期间，他便与同道“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词，无所忌讳”，“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

二、宣传方式不拘一格，除主要的正规宣传外，还利用报纸屡施奇招，如《国风日报》出“白版”就是典型一例

辛亥革命党人不管是口头还是文字的宣传，利用“正规”的场合、途径和方式进行“正面”的宣传活动当然是最为日常和主要的。像作为中国同盟会机关刊物的《民报》，在由孙中山所亲自撰写的《发刊词》中，便毫不隐讳地揭明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以及改变中国“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族残之，外邦逼之”现状的革命目标。这也成为该刊自始至终的宣传主旨。还有像由邹容撰写的《革命军》，陈天华所作的《警世钟》、《猛回头》等书册形式的宣传品，其直言不讳地正面呼号反清反帝、奋起革命，其鼓动力，不啻万钧雷霆。相对于这种“正面”舆论宣传而言的另类“奇招异术”，也是辛亥革命党人所不惮使用的。像其党人景梅久等人就利用报纸屡施奇招。针对清方干涉报务的行径，故意正话反说。正如景氏《鄂乱怀疑篇》一 文，明明是对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知之已确，深信不疑，文中偏写成“吾人固未敢置信也”；明明是要张扬革命之声势，但笔下只含混地（不指明是说清方还是革命一方）以“武昌据长江上流，为南北重镇，水陆形势之区，兵备集屯之域也”这样的言辞出之；明明知道原清方新军将领黎元洪并无甚大名，只因被党人举为都督，则故说其为被“欧人称为第一流名将”，如此等等。作者本人后来忆述及此，特说明均系“假话”、“反笔”。其实，在当时，只要对时局真相稍有了解者，恐亦多能察其运笔故出“奇道”的策略手段。显然，这与一般的“曲笔”手法大有不同，已不啻一种“假作真时真亦假”的“恶作剧”般的调侃。有时其招术实施得更为奇绝，又如武昌起义爆发之初，《国风日报》竟故意出一期“白版”：“除一版广告及社会新闻外，正面一版，全空白，只在上面排了一行二号字道：‘本报从各方面得到消息甚多，因警察干涉，一律削去，阅者恕之！’”结果，“这纸白报一出，人心更是汹汹不定，都乱猜起来嚷嚷着说：

‘大概革命军完全胜利了，清兵大失败了！各省都响应起来了罢！不然那（哪）有一版禁登的消息呢？’”清方感到如此更为不妙，便又派警察来报馆告诉编辑： “除过靠不住的谣言，准你们登载就是。”景梅久辈自然从心里暗笑此招“真是灵验”。的确，一张“白版”，给了读者更大的猜测和想象空间，会衍生出诸多传闻，加重对清方不利的舆论氛围和社会扰乱情势，这自然正是革命党人所希望的。如此“白版”，可谓“此处无字胜有字，此时出奇胜入正”。辛亥革命党人在舆论战线上“出奇制胜”的招术可谓五花八门，具体事例更是不胜枚举，而总的看来，是与其正面的舆论斗争紧密配合、相辅而行并且是殊途同归的。

三、国学根底深厚的革命党人，如章太炎等人使用文言文时追求“高古典雅”；而面向下层民众，则运用白话文进行宣传，务求浅显直白

不论是口头还是文字宣传，都有一个“雅”与“俗”的相对区别的问题。口头宣传所用口语固然不像当时书面用语有那样大的差异，但无疑也有一个相对深奥与浅显、幽婉与直白的区别。辛亥革命党人多是具有相当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其领袖和骨干人物更是如此，有的甚至是国学根底很深、习惯用比较艰晦文言写作者（如章太炎），甚至有意追求“高古典雅”。像丁未（1907年）《神州日报》的发刊辞：“自古哲士哀时，达人砺俗，曷 尝不以微言闳议，激荡民心，转移国步者哉！是以文致大平，垂经世先王之志；眷怀小雅，傓主文谲谏之辞……”。这样的文字，不要说在今日，即使当时，恐怕也不是粗通文墨者所能一目了然、晓解无碍者。辛亥革命党人在文字宣传上，使用文言都是比较艰深的，当然，辛亥革命党人在面向更为广大的社会公众特别是下层民众运用白话文的宣传上，他们更显其创造性。在清末的白话文报刊中，由辛亥革命党人所办者占相当比例。像《中国白话报》的创办者林獬，便自号“白话道人”，他在以此署名撰发的该报《发刊词》中，就这样说：“文言文报刊全是给读书人看的，任你说得怎样痛哭流涕，总是‘对牛弹琴’，一点益处没有的”，“可望的都在我们几位种田的、做手艺的、做买卖的、当兵的以及那十几岁的小孩子阿哥、姑娘们”，但他们即使识字的文化也不高，不喜欢或看不懂那种“之乎者也，诗云子曰”类“离奇古怪的文章”，自己“为着这事，足足和朋友们商量了十几天，大家都知道没有别的法子，只好做白话报罢”。其表述中对“读书人”排除在革命动力之外的一概而论，固然有绝对化和偏激的不妥，但其以白话报刊来作为向普通大众宣传的有效方法的立意无疑是可取的。辛亥革命党人在舆论宣传方面的这些具有较高水平的策略手段运用，无疑是其能够取得推翻清王朝、结束中国帝制斗争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