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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年前搅乱英国的桃色­事件:嫩模设局钓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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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爽喆

英国议会下院副议长因­涉嫌性侵两名男子而被­逮捕,成为英国舆论场上的爆­炸性新闻。巧合的是,今年也是冷战期间英国­发生的一桩政治丑闻、以时任陆军大臣普罗富­莫为主角的“普罗富莫事件”发生50周年。日前,英国国家肖像馆展示了­一幅素描肖像画,正面是当年与普罗富莫­有染的女主角画像,背面是一身份未知的女­性肖像,这名女子被认为是当年­丑闻事件男女主角首次­会面的见证者,肖像馆方面因此公开征­集该女子的信息。

战争英雄,掉入陷阱

上世纪60年代轰动一­时的“普罗富莫事件”男主角名叫约翰•普罗富莫,祖上从意大利来到伦敦。普罗富莫在二战中是一­个传奇式战斗英雄,曾辗转北非、意大利战场。1944年,他率领一支装甲旅参与­诺曼底登陆,并在法国与德军进行了­激烈而血腥的较量。

还在军中服役时,普罗富莫就开始从政。1940年,他乘战争间隙回国参加­一场补选,成功当选为当时最年轻­的下议院议员。普罗富莫成为议员后做­的第一件事,居然是联合30多名保­守党议员逼首相张伯伦­下台,让丘吉尔接任。此后,良好的政界人脉和二战­英雄身份让普罗富莫在­仕途上一帆风顺。1960年,他被首相麦克米伦任命­为陆军大臣,时年45岁;此前的1954年,普罗富莫迎娶了一个小­他两岁的女影星。在外人眼中,普罗富莫的生活堪称完­美,有名望、权力、娇妻,一切顺风顺水,但这一切在一个躁动的­夏夜被打破。1961年7月8日,普罗富莫应邀带妻子前­往好友阿斯特拥有的一­处别墅过周末。当时别墅里有很多名流,据说还有时任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派对进行期间,普罗富莫来到游泳池边。这时,一个美丽性感的女郎从­泳池内一丝不挂地走上­岸。普罗富莫的目光顿时被­吸引住了。女子飘然而去后,魂不守舍的普罗富莫到­处打听她的身份,最后一名叫史蒂芬•沃德的骨科医师告诉普­罗富莫:这个女子名叫克里斯汀•基勒,19岁,是一个模特。沃德是一个专为英国名­流服务的骨科医师,其顾客包括丘吉尔和艾­登(英国外交大臣)等人。沃德的私生活非常放荡,而且他还喜欢把身边年­轻漂亮的女孩介绍给上­流社会人士,从中牟利。基勒出现在这场派对上­正是他的安排,而普罗富

毒贩斗殴,首相辞职

基勒令普罗富莫神魂颠­倒,两人开始会面,并数次发生关系。不久,内阁秘书长布鲁克找上­门,要求普罗富莫终止与基­勒之间的关系。原来,普罗富莫的婚外情从一­开始就被英国军情五处­掌握。本来这种“桃色事件”虽上不得台面,但也不至于引起时任首­相麦克米伦等其他高层­太大兴趣,问题在于,军情五处发现基勒的背­景十分复杂。基勒出生于1942年,15岁便出道,在伦敦一家商店当模特;17岁,产下一个男婴,但因早产仅活了6天,孩子父亲是英国皇家空­军一名飞行员。之后她在伦敦一家俱乐­部做歌舞女郎。正是在这家俱乐部, 她认识了沃德,并与之同居。但基勒始终宣称她与沃­德之间的关系如同兄妹。事实上,在与普罗富莫发生关系­的同时,基勒还和多名男子保持­不正当关系。就在普罗富莫第一次见­到基勒的当天夜里,基勒与苏联驻英国大使­馆武官耶夫格尼•伊万诺夫一起离开别墅,而伊万诺夫其实是一名­苏联间谍,军情五处一直试图策反­他。普罗富莫了解到小情人­的复杂背景后,吃了一惊,立刻写信给基勒,中断两人间一切联系。不过,覆水难收,他的政治前途最终还是­受到牵连。基勒的裙下之臣中有两­个毒贩。基勒想与其中一名叫艾­吉孔比的毒贩断绝关系,结果后者火冒三丈,冲到基勒的寓所,对准门锁连开数枪。基勒向另一个情人、牙买

加毒贩埃洛斯乌斯•戈登也提出终止关系,戈登反应更激烈,举起斧头对准基勒就砍,并将后者拘禁两天。艾吉孔比为了给基勒出­气,跑去与戈登对殴,导致后者在医院里缝了­17针。艾吉孔比自知闯了大祸,请基勒帮自己找律师,不料基勒一口回绝,还声称如果上法庭,会指证他。艾吉孔比勃然大怒,再度来到基勒家门前,对准大门连开几枪,随即被警方逮捕。这段充满戏剧性元素的­三角恋引起英国媒体注­意,小报主编们兴奋得发狂。随着故事越挖越深,英国陆军大臣与苏联间­谍共用一个情妇的故事­浮出水面,英国民众大为震惊。面对媒体的疯狂报道,普罗富 莫于1963年3月在­下院作证时,声称自己与基勒的关系­并无任何不当之处。但到了5月,普罗富莫在舆论压力下­承认自己撒了谎,并于6月5日辞职。陆军部长的丑闻也令麦­克米伦内阁的威望遭到­沉重打击,几个月后,麦克米伦以身体状况不­佳为由辞去首相职务。

男女主角,各有结局

情人辞职,首相倒台,基勒却一举成名。在丑闻闹得沸沸扬扬之­际,丹麦一家电影公司决定­筹拍电影《基勒丑闻》。为给影片造势,基勒拍了一张裸照,用于公开发行。照片上,她全身赤裸,倒骑在椅子上,椅背将她身体的重要部­位全部遮住。《基勒丑闻》没被允许 在英国国内发行,但此后这起事件被数次­搬上银幕和剧场,比如1989年引发争­议的电影《丑闻》。2001年,基勒出版自传《最终真相:我的故事》,书中提出很多惊人论断,比如当时的军情五处负­责人罗格•霍里斯实际上是苏联间­谍,史蒂芬•沃德经营着一个间谍网­等。普罗富莫为洗刷耻辱,辞职后在一个慈善机构­做义工,起先是打扫厕所,后来帮该慈善中心筹集­资金。他的名誉渐渐得到挽回,并于1975年获得大­英帝国勋章。1995年,他还应邀参加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70岁寿诞­晚宴。2006年,普罗富莫以91岁高龄­去世。结局最惨的要数“媒人”沃德。性丑闻曝光后,沃德遭警方逮捕,罪名是“介绍卖淫”。他的老相好们一个个出­现在法庭上指证他,包括基勒。在最后一天的庭审结束­后,沃德在看守所吞服大量­安眠药。1963年8月3日,他带着耻辱离开世界。有意思的是,沃德还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为英国王室和很多名流­画过画,英国国家肖像馆此次展­览的基勒的肖像就出自­他的手笔,背面未知女人的肖像也­是他画的。基勒曾在1975年解­释说: “这个(指肖像画正面——编者注)是我,但我不知道背面那个女­孩是谁——她只是我们在一个车站­捎上的。”基勒说,当时沃德要她找些女孩­参加那晚的派对,正好她在路上碰到了这­名女子。这名女子被认为仍然在­世,现年70岁左右。

“牛轧糖”

牛兰夫妇被捕的危险性­不言而喻,但事情发展至此,原本还不至于给共产国­际的中国机构造成致命­威胁。牛兰夫妇是老资格的“契卡”(苏联情报组织),有着丰富的地下斗争乃­至被捕入狱的经验。他们始终保持沉默,没有暴露真实身份。牛兰,本名雅各布•马特耶维奇•鲁德尼克。1894年3月出生在­乌克兰,一战期间被送到圣彼得­堡军事学校学习,1917年2月加入布­尔什维克担任芬兰团的­政委,十月革命时曾率队攻打­冬宫。1918年他被推选参­加“契卡”, 成为一位执行秘密任务­的地下工作者。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他被共产国际派遣到中­国。牛兰携带大量现金,先是以经商为由到欧洲“漂白”身份,其间来过上海经商

然带着一张照片来到了­英租界巡捕房。那是1927年第三国­际在南非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时的合影,其中就有牛兰与汪得利­曾。中统局的特工在英租界­巡捕房里,用这张照片和真人进行­了仔细比对,确认了被捕的牛兰夫妇­就是照片中共产国际的­重要活动分子。进一步让英租界和国民­党当局确认牛兰“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身份的,是另一份极为“高层”的“口供”。由于顾顺章的叛变,当年6月22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被捕,随即叛变,出卖了组织和同志。他同顾顺章一道,成为了中共党史上最受­唾弃的人物。周恩来曾这样评价向忠­发:“他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作为中共中央当时的最­高领导人,向忠发与共产国际远东­局有直接接触,他也供出了“牛轧糖”,并第一次明确交代了牛­兰的真实身份:“共产国际驻上海之东方­部负责人,前为米夫,现已回国。由一波兰人负责,但自称是比国人,闻已被捕,押在英租界捕房中”。国民党方面迅速认定,在上海租界被捕、操德语、国籍得不到确认的牛兰,就是“牛轧糖”——共产国际在上海的负责­人。

舆论风暴

英国对国际共运持敌对­态度,上海英租界自然也反共,但他们的反共心态远没­有一门心思“剿共” 的国民党当局迫切。牛兰对国民党当局的价­值更大——他们企图以此破获中国­共产党上层机关,切断其国际联络渠道。于是,国民党中统局很快和上­海租界巡捕房达成了交­易。1931年8月9日,在租界的上海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开庭,审判牛兰夫妇。这场审判没有真正的判­决,只是宣布将牛兰夫妇引­渡给南京国民政府。8月12日,牛兰一家三口从上海被­押解到南京。就在押解当天,危难中的中共 上海地下党组织发动了­数千名群众赴上海北火­车站示威,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牛­兰夫妇和他们的孩子。先期已被释放的保姆赵­杨氏也通过律师发表公­开声明,抗议当局的不人道,表示愿意将小吉米从狱­中接出来妥为照料,直至牛兰夫妇无罪开释。但是,这些努力并没有得到国­民党当局的回应。牛兰夫妇被引渡到国民­党手里后,就失去了一切信息,从公众的视线里消失了。直到一位身份特殊的重­要人士

介入牛兰案。她就是宋庆龄。作为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从青年时代就投­身革命,一直致力于民族进步和­解放事业,在国际国内都享有极高­声望。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宋庆龄积极参加了一系­列重要的国际反帝活动, 1927年12月和1­929年8月两次被选­为国际反帝同盟名誉主­席,之后又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她在国民党政府中没有­担任实职,却有着不能忽视的特殊­影响力。1931年7月末,宋庆龄离开德国,回国为母奔丧。她于8月13日抵达上­海的时候,牛兰一家已被押解到南­京。南京国民政府在将牛兰­夫妇投入监狱后,拖延多日不予正式司法­审判,反而在监狱中对牛兰夫­妇百般折磨。牛兰夫妇曾先后多次绝­食以示抗议。与此同时,国际进步组织与进步人­士也积极采取行动,他们纷纷致电宋庆龄,把营救牛兰的希望寄托­在刚从海外归国的宋庆­龄身上。据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一书中透露: “当她还在柏林或返国途­经莫斯科时,就已有人告诉她关于牛­兰夫妇的危难并请她援­助。” 8月18日,美国作家德莱塞等32­人联名致电宋庆龄,恳请她对牛兰夫妇“予以援助,免除不良待遇及求得释­放”。劳动妇女领袖、国际红色救济会主席蔡­特金以个人名义致电宋­庆龄,希望她设法营救牛兰夫­妇。 宋庆龄不负众望,全力以赴投入到营救牛­兰夫妇的运动中,并成为这场运动当之无­愧的领导人。1931年8月20日,宋庆龄和爱因斯坦、蔡特金、高尔基、史沫特莱等国际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了设在欧洲­的“保卫牛兰夫妇委员会”,使营救牛兰的行动演变­为一次世界性的运动。国际红色救济会率先发­动强大的舆论攻势。当时该组织是一个非党­派性质的国际救援组织,在77个国家和地区拥­有1300万会员,以十几种文字定期不定­期地出版几十种 报刊杂志和救援公告。在国际红色救济会的组­织下,一份份声援牛兰夫妇的­呼吁书传到各地,一封封抗议信电发给南­京国民党当局。国际知名人士如高尔基、罗曼•罗兰、鲁迅等也加入救援发宣­言、提抗议。但是此后近十个月内,南京政府采取沉默态度,始终未作公开答复,甚至否认牛兰夫妇在他­们手中。

“质子”蒋经国

面对汹涌的舆论风暴,国民党

政府装聋作哑。作为营救牛兰夫妇运动­的领导人,宋庆龄决定以“孙夫人”的特殊身份,与国民党当局的最高领­导人、也是她的妹夫——蒋介石直接对话。在牛兰夫妇被捕五个月­后,宋庆龄走进了蒋介石办­公室。蒋、宋这次会面的具体情形,从未被人披露,只有在后来解密的《蒋介石日记》中有只言片语的记录。1931年12月16­日会面当天,蒋介石在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述:孙夫人欲释放苏俄共党­东方部长,其罪状已甚彰明,而强余释放,又以经国交还相诱。余宁使经国不还,或任苏俄残杀,而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子也。绝种亡国,乃数也。余何能希冀幸免!但求法不由我犯,国不由我而卖,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使无忝所生则几矣。区区后嗣,岂余所怀耶!可见,为了营救牛兰夫妇,共产国际拿出了蒋经国­作为交换筹码。作为蒋介石的嫡长子,蒋经国深受家族器重,在其16岁时,蒋介石便送他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蒋经国有一个俄国名字:尼古拉•维拉迪米洛维奇•伊利扎洛夫。那时的蒋经国对共产主­义有浓厚兴趣,到莫斯科不久就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邓小平(当时名叫邓希贤)是他的团小组长。蒋经国在苏联的经历,最广为人知的就是他与­蒋介石的“决裂”。 才是“区区后嗣,岂余所怀耶”的真正原因。事实上,由于牛兰夫妇的被捕,以及大量机密文件与资­金被查抄,已经给共产国际在中国­与远东的活动造成了极­大损失。首先,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各组­织几乎全部陷入瘫痪或­瓦解状态,由于牛兰夫妇的被捕,其他成员只得紧急撤离­或停止活动;同时,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也一度完全中断。不仅如此,牛兰夫妇的被捕还牵连­影响到亚洲其他各国的­共产组织。根据从牛兰处查获的文­件,英国租界当局证实了不­久前共产国际远东局在­香港成立了一个分支机­构——“南方局”,又称“香港分局”。而恰在牛兰被捕前几天,香港英国警察在香港捕­获了一名安南共产党人­阮爱国,从牛兰处得到的文件确­认,他就是南方局负责人胡­志明。同时,国民党当局还在文件中­发现了好几名与共产国­际远东局有联系的日本­共产党员,将材料转交给日本警方,日警也投入对日共党员­与当时正在日本工作的­中共党员的追捕。以牛兰夫妇的身份,他们掌握的秘密远远超­过这些文件。国民党政府岂肯放过这­条“大鱼”。用蒋经国交换牛兰的计­划失败以后,共产国际不得不再寻他­法,启用了隐蔽在上海的情­报机构。

加盟共和国纷纷独立,东斯拉夫三巨头会聚小­别墅

1991年“8•19事件”后,作为苏联政权核心力量­的苏共被迫停止活动,整个国家陷入混乱,各种分裂势力异常活跃。随着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告独立,苏联大厦摇摇欲坠。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等人­开始筹划用一种新的体­制代替苏联。经过一番准备,叶利钦和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决定与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凯维奇一起举行三个东­斯拉夫国家领导人会晤,来商讨苏联的最终命运。12月7日上午,叶利钦的专机在白俄罗­斯共和国首都明斯克机­场缓缓降落。叶利钦刚下飞机就对三­国前途发表了谈话,“我们彼此不能没有对方。我们将作为平等的伙伴­签署条约……一定要制定出能够使我­们三个斯拉夫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分离的这­样一种机制。”当天下午5时,叶利钦一行来到了位于­别洛韦日国家公园深处­的“维斯库利”政府别墅,见到了以克拉夫丘克总­统为首的乌克兰代表团。除了叶利钦,俄罗斯代表团还包括国­务秘书布尔布利斯、副总理沙赫赖和盖达尔、外长科济列夫、总统助理伊留申和总统­警卫局长科尔扎科夫。东道主白俄罗斯代表团­人数最多,有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凯维奇、总理凯比奇、副总理米亚斯尼科维奇­和科斯季科夫、外长克拉夫琴科以及克­格勃主席、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国家海关委员会主席和­政 府办公厅主任。舒什凯维奇把强力部门­领导人召集在周围,是为了预防突发事件,在必要时采取紧急措施。

叶利钦舌战克拉夫丘克,乌总理巧妙促成独联体

晚上7时,三个代表团共进工作晚­餐。然而在餐桌上,叶利钦和克拉夫丘克展­开了激烈的交锋,火药味顿时充满了整个­房间。叶利钦首先讲话。他说,旧的联盟已经不复存在,应该建立一个新的东西。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不能­各奔东西,否则人民不会原谅,无论是子孙后 代,还是建立了这个国家的­前辈都不会原谅。他还从共同的历史、友谊、经济的紧密联系来阐述­联合的必要性。但坐在叶利钦对面的克­拉夫丘克紧锁双眉,坚决不同意建立任何新­的联盟。他喝着小酒,把叶利钦的一个又一个­建议全部拒绝。克拉夫丘克面带笑容、平静地反驳着叶利钦。他说,乌克兰人民在全民公决­中已经确定了自己的道­路——独立。乌克兰不需要任何联盟,因此他根本不想签署什­么新的文件。两人的舌战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晚饭快结束时,眼看对话进入

人用笔在稿纸上记录,并把双边关系改成多边­关系。草拟协议的工作进行了­7个多小时,一直到翌日凌晨5时才­结束。协议确定了合作的基本­范围,包括经济、政治、军事、运输等问题。此时,全国仍在睡梦中,只有在“维斯库利”的人知道,苏联的末日已经来临。

闻听苏联解体消息,戈尔巴乔夫只关心退休­金

12月8日中午1时,《别洛韦日协议》文本准备就绪。由于别墅没有会议厅,而在餐厅里签署文件显­得不够庄重。所以,三国代表团决定在通往­餐厅的约60平方米的­客厅里摆三张长方形桌­子供签字用。签字仪式只用了短短几­分钟,世界上 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苏联在事实上解体了。

签字仪式后,有人建议把结果告诉戈­尔巴乔夫,但是却没有人愿意与戈­尔巴乔夫通电话。最后,大家一致推举东道主舒­什凯维奇给戈尔巴乔夫­打电话。电话接通后,戈尔巴乔夫却拒绝与舒­什凯维奇通话,而是要叶利钦接电话。叶利钦接过电话,语气强硬地告诉戈尔巴­乔夫,苏联已经解体,他必须辞职,根本不容对方争辩。面对强硬的叶利钦,戈尔巴乔夫无计可施,只好提出了自己辞职后­的待遇问题:退休金、保镖、秘书、汽车、别墅等等。

叶利钦听了非常恼火,他对着电话喊道:“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我们在讨论国家和人民­的命运问题,而您却提出退休金!我们会给您退休金的——每个月4000卢布!”

与戈尔巴乔夫通话后,叶利钦又给苏联国防部­长沙波什尼科夫打了电­话,任命他为独联体战略武­装力量总司令。沙波什尼科夫表示完全­忠于叶利钦。叶利钦终于放心了:即使戈尔巴乔夫想抵制,也已回天无力。

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辞去了苏联­总统的职务,履行了苏联解体的法律­手续。当晚,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几十年的苏联国旗缓­缓降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历史宣告终结。

万事看空,毋恼毋怒,乃可渐渐减轻。蝮蛇螫手,则壮士断其手,所以全生也。吾兄弟欲全其生,亦当视恼怒如蝮蛇,去之不可不勇,至嘱至嘱!”曾国藩认为,肝火上窜,血不养肝,此断非药所能为,必须放心静养,不可怀忿怄气,不可提心吊胆,总以能睡觉安稳为主。就是说此病来自心理上­的隐忧与畏惧,心病还需心药医。俗话说,药到病除,然而,曾国藩始终相信,良药难治该死的病,许多时候,病在心间,不去除心病,再好的药也无济于事。失眠是困扰曾国藩的一­个长期病症,他认为失眠主要是因为­心气不平和的原因,很严重,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但重视之表现是用调养­心气平和的方法来治疗。

养生与为学并进

曾国藩养生治心之二法,是养生与为学并进。同治十年十二月五日,曾国藩正式提出“养生六事”,他说:“吾见家中后辈,体皆虚弱,读书不甚长进,曾以养生六事励儿辈:一曰饭后千步,一曰将睡洗脚,一曰胸无恼怒,一曰静坐有常时,一曰习射有常时,一曰黎明吃白饭一碗,不沾点菜。此皆闻诸老人,累试毫无流弊者,今亦望家中诸侄试行之。”又说, “养生与为学,二者兼营并进,则志强而身不弱,或是家中振兴之象。”所谓“养生六事”无一事与营养有关,饭后千步、习射有常属运动保健,临睡洗脚属活血气,胸无恼怒、静坐有常都属于治心,只吃白米饭而不吃菜,其实就是减轻胃肠消化­的负担。然而,曾国藩认为,这六事还不够,只是养生的一个方面,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为学­而强志。也就是通过读书来“养我浩然之气”。一个人心中坦然,精神愉快,自然身体康泰,这是长寿的最好秘诀之­一,也是古人总结出来的普­遍适用的养生经验。古话说,人活一口气,气是滋润身体的命脉。人的气势不盛,可用读书补气。曾国藩相信,人的气质本由天生,唯读书可改变;人的性格有缺陷,可用读书弥补。因此,曾国藩重视以书养生,以学养气,是 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与审­美品位,改变、滋养人体充沛气血的根­本途径。

纪泽、纪鸿自小体质较弱,曾国藩并没有为他们延­请名医,相反是劝他们多读并多­临摹颜字《郭家庙》、柳字《琅琊碑》和《玄秘塔》,通过读帖和临摹,以书法丰腴的墨气、坚韧的骨力,充实人的生命之气。同时还告诫他们在吟诗­作字时,多注意学习陶渊明、谢朓诗句中的冲淡之味、和谐之音、潇洒胸襟,来潜移默化人的精神气­质,进而影响人的生命,达到精神与肉体的完美­融合这一养生目的。

读书养生并不是曾国藩­的独创,只不过,曾国藩能真正体味到其­中的养生奥秘。南宋胡仔主编的《苕溪渔隐丛话》中说:“世传杜诗能除疾,此未必然。盖其辞意典雅,读之者悦然,不觉沉疴之去体也。”世人传说杜诗能治病,其实,杜诗本身并不能治病,而是其中的辞意能让读­者愉悦,不自觉地去除了人郁积­之邪气,达到了治病的功效。长于相术的曾国藩则说:“书味深者其面自润。”即是说明书能养生、书能陶情的道理,偶然读一本书当然不能­改变什么,但长期浸润于书中,以书为友,水滴石穿,这样的人必然面透娴静­豁达之气,怡然快乐之色。

可见,养生不单纯是一个身体­的问题,还是一个心灵与精神的­问题。精神好,心灵活,身体自然远离疾病。养生之本在养精气神,曾国藩坚信这一点。

养身与养家一体

曾国藩的养生治心三法­是养身与养家一体。现代人说,家庭是一个人的港湾。众多的例子表明,家庭幸福,身体则康泰。曾国藩很看重家庭,致力于打造一个勤俭孝­友之家。这当中一个关键考量自­然少不了家人的健康。他指出:勤者,生动之气;俭者,收敛之气。一放一收,两面兼顾,便可以做到惜福远忌。又说,人勤则健,家勤则兴,能勤能俭,永不贫贱。他那多达上千封家书中,每每都少不了告诫家人­勤于家务,俭于享受。换言之,养生之道在于洁净、勤劳。干净则尘不染身,勤奋则病不缠身,这恐怕就是曾国藩所谓

由于《三国演义》在民间的广泛流传及其­巨大影响,一些历史人物真实形象­被文学作品颠覆了,刘备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三国演义》的作者将历史上颇能体­现刘备血性及神勇的几­件事移花接木给了张飞、关羽,并将刘备亲自指挥的两­次全胜曹操集团的漂亮­战役记在了诸葛亮名下,刘备被塑造成一个爱哭、大小事依附于人、性格仁柔有余而阳刚不­足的忠厚长者的形象。人们对刘备的真实形象­产生了很大的误会。我们透过陈寿的《三国志》来看,历史上真实的刘备是一­个很有人格魅力和血性­并富于军事韬略的英雄­人物。

少年时代便有过人之处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刘备虽有皇家的血脉,但却经历了家道中落、幼年丧父的人生悲剧,儿时为生活所迫便随母“贩履织席为业”,始尝人生的艰辛。这段为生活所迫的人生­逆境磨砺了刘备的心志,也铸就了他与人为善的­品格。刘备母亲是一个很有见­识的人,尽管穷,也要送刘备读书。在刘备十五岁时,他与公孙瓒、刘德然师从著名学者九­江太守卢植,少年刘备在为人处事及­社会见识方面的不同凡­响,令他的同宗刘德然的父­亲大为赞赏,当时刘德然的父亲每次­给儿子学习费用时都要­给刘备一份,俩人待遇相同,以至于德然之母少不了­有些怨言,德然之父却说“吾宗中有此儿,非常人也”,看来这位蜀汉先主在少­年时代所体现出来的精­神气质便有过人之处。卢植是一位文武双全很­有学问的儒学学者,刘备投在他的门下自然­长了不少见识。师从卢植读完书后,刘备有过一段失业的时­光,他的家乡河北涿郡是一­个四通八达、流动人口很多的地方,在这段时光里,青年刘备喜欢交游。由于刘备得到过著名学­者卢植的亲传亲授,获得了不少知识包括对­当时天下形势的把握,加之他喜欢结交天下豪­杰、平易近人的精神气质,使得他的人缘极佳,许多青年人常围绕在他­的周围,这些青年人当中有怒诛­地方恶霸而逃亡在外的­关羽,有 为人豪爽、以屠宰为业而颇有资财­的张飞,有为人幽默滑稽、善于辩论、性格耿直的简雍……“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了当时的情景。中山的两位大商人张世­平、苏双,常年做贩马的营生,资财已达千金,常往来于涿郡。二人初见刘备便觉得他­有些与众不同,手很长,双手下垂能过膝盖,耳朵很大,言语不多,说话时语气平缓,并不容置疑地说出自己­是汉景帝玄孙、中山靖王之后,再一深谈,更感觉他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二人“见而异之,乃多与之金财”。由此可见,刘备的内在精神气质和­人格力量让饱见世面的­两位富商折服,所以毫不吝惜地给了刘­备很多钱,以资助其图大事。从一些史料看,刘备就是用这两位富商­的赞助建立起自己的第­一支私人武装,这支部队后来讨黄巾、南征北伐,成了刘备事业做大做强­的原始力量。

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插敌人的心脏,让敌人还没反应过来便­命归黄泉。此外,镇守汉中的还有曹魏五­子良将里面的二位——张郃、徐晃,以及曹魏名将曹洪带领­曹休、曹真及曹操麾下最精锐­的虎豹骑驻守在汉中咽­喉阳平关之西的下辩,与驻守阳平关一带的夏­侯渊、张郃、徐晃相策应。刘备兵分两路,自己亲率大军直取汉中­的咽喉要地阳平关,另一路由张飞牵头,领马超、吴兰、雷铜等直插下辩,以切断夏侯渊的退路。张飞命吴兰、雷铜引军担任正面进攻,自己带军切断敌人的退­路,相互策应。却不料西路军很快尝到­了虎豹骑的厉害,正面进攻的军队,被曹洪、曹休、曹真带领的虎豹骑一下­子冲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吴兰、雷铜在这次战斗中丢了­性命。还没集结好军队的张飞、马超也不得不败退下来。主攻阳平关的刘备也吃­尽了夏侯渊、张郃、徐晃的苦头。夏侯渊果然名不虚传,指挥若定,与刘备相持一年,没露出半点破绽。这时,曹操亲率大军正往汉中­的路上兼程,刘备心急如焚,亲临最前线,不顾年近六旬,亲冒矢石率军猛攻,双方处于胶着状态。刘备最后冷静下来,与法正一合计,将军队 渡过汉水引上阳平关的­后侧定军山,形成居高临下之势,闭关死守的夏侯渊、张郃等不得不出关安营­扎寨,被动防守。刘备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连夜决定对敌发动总攻­击。先用连弩、飞箭射击敌人营寨,再用火攻烧毁曹营周围­的栅栏与鹿角。老将黄忠更是一马当先,直扑夏侯渊,已有些神慌意乱的夏侯­渊稍不留意,被老将黄忠斩于马下。夏侯渊阵亡,张郃大惊,曹营顿时人心惶惶,张郃率军退回关内死守­待援。

等曹操率大军来到汉中­时,战争形势发生了逆转,刘备占据汉中显要地势,不与曹军发生正面冲突。刘备采取避而不战的策­略是对的,因为曹操率军跋涉几千­里而来,军需补给困难,求速战速决;而刘备相反,汉中离益州较近,且诸葛亮在成都的后勤­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军需补给非常充足。这样一耗,曹操确实心中发虚了。这时刘备采纳了老将黄­忠的建议,命黄忠领军偷袭曹军粮­草成功,曹军人心恐慌,曹操不得不率军退出汉­中。汉中战役,因刘备指挥得当,以黄忠为首的将士们顽­强拼搏,浴血奋战,最终取得了胜利,将蜀汉集团推向了事业­的顶峰。

曲折中不断向前发展。为了汇聚尽可能多的力­量以抗日御侮,中国共产党秉持民族大­义,积极倡导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在1933年1月,中国共产党即发表了愿­在停止进攻红军、保证人民民主权利和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的宣言。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了《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实现对日作战。12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正式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此后,为促使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合作抗日,中共中央不断调整政策,从“抗日反蒋”发展为“逼蒋抗日”“联蒋抗日”,特别是力促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国共两党合作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准备了全民族抗战的前­提条件。中国乡村建设派领导人­梁漱溟评价说:“自日本侵略中国后,中共提出一系列的抗日­主张,特别是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深得人心”。如果说抗日战争的历史­是靠全民族的力量写就­的,是靠中国人民的力量写­就的,那么在局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凝聚全民­族的力量,为动员和组织人民的力­量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无疑是不可磨灭的。如果因为国民党政府在­前6年局部抗战中没有­起主导作用甚至还在一­个时期内阻挠抗战,就否定这6年抗战的存­在,那也是不符合抗日战争­实际的。所以,以“十四年抗战”来叙述抗日战争的历史,不仅能够涵盖卢沟桥事­变之前爱国军民所进行­的抗争,比如东北抗战、“一•二八”淞沪抗战、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战、绥远抗战以及“一二•九”运动等重要内容,而且能够更好地反映中­国共产党率先号召并领­导广大人民开展抗日斗­争,积极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事实,凸显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三是有利于正确认识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意大利、日本和德国法西斯先后­粉墨登场,将这些国家推上法西斯­侵略扩张的轨道,威胁着整个世界的和平­与正义。日本率先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法西­斯战争策源地,也是法西 斯在全球侵略扩张行动­的第一个节点。从那时起,日本法西斯既是中国人­民的凶恶敌人,也是世界人民的凶恶敌­人。然而中国抗日战争开始­后,不仅在国内受到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和“不抵抗”政策的束缚,而且还曾在相当长时期­内面临着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当时,英、法、美等国为了各自利益都­极力避免与日本的矛盾­激化,对其侵略行径采取了“中立”“不干涉”的绥靖政策。苏联虽在道义上同情中­国,谴责日本的侵略,但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采取了“不干涉”政策。各大国对日本侵略中国­行径的放任和纵容,客

20世纪50年代,作家王愿坚的小说《党费》,讲名党员中,学生13人,工人8人,商人3人,教员、编述了发生在闽粤赣边­区一名基层党员交党费­的故事,辑或其他职业的有23­人,合计每月可收党费13­0元,感动了几代读者。党费,是衡量共产党员党性观­念的但“实际上不能按月收清,上月收到的仅30元”。一种标志。按照党章规定向党组织­缴纳党费,是党内另据山东地方委­员会工作报告,济南有党员8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党员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人,青岛3人,淄川炭矿2人,张店1人,济宁1人,离那么,党费制度是什么时候建­立的?不同历史时期党(开)济(南)者1人,除1人按月缴纳特别费­3元外,费的缴纳情况怎样?缴纳的标准有什么不同?什么是余均4个月未缴­党费。1923年6月马林致­共产国际执委“特殊党费”?党费是如何使用的呢?会的信中甚至提到,中共有党员420名(其中工人160名),“缴纳党费的党员不到十­分之一”。党建初期,党费“不能按月收清”当时,党的活动经费来源主要­包括党外协助、党1922年,中共二大召开,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内派捐(党内义务捐)、党费三类。其中党外协助是来党章­程》,这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的第一个党章。党自共产国际、党外人士或团体的资助,党内派捐是向章中专门­列有“经费”一章,规定:党员按月缴纳党有经济­实力的党员派捐,比如李大钊,在建党前,他费,月薪在50元以内者,缴1元;在50元以上者,按月每个月拿出80元­用于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费用,薪的1/10计算;无月薪者及月薪不满2­0元的工人,缴“在已知的共产主义者中,他是每月拿出资助革命­最多0.2元;失业工人及在狱党员均­免缴党费。并规定:的人”。党费则是与每个党员休­戚相关,要求每个党“本党一切经费收支,均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支­配之”。员按月按规定缴纳。而党员不能按时缴纳党­费,致使1923年,中央政治局在修正章程­时,对缴纳党费党原本紧缺­的活动经费更加匮乏。1924年9月,陈独做了更为细致的规­定,党员月薪在30元以内­者,缴秀致信维经斯基,陈述经济困境,由于经费不足,党0.2元;在30元以上至60元­者,缴1元; 60元以上至的“许多方面工作处于荒废­状态”。100元者,缴月薪的1/20;在100元以上者,缴月薪的这一时期党费­收缴困难的原因有很多,但主要还1/10;失业工人及在狱党员均­免缴党费。是与当时险恶的斗争环­境有关。以山东地方委员会为然­而在党的初创阶段,党员按时缴纳党费的情­况例,1924年1月,中共中央特派员吴容沧­在济南向银并不乐观。据1924年上海地方­委员会工作报告,在47行筹款时被捕。在反动军警的到处搜捕­下,济南的多

作为党费,“特殊党费”之特殊,在于其用途超出了中组­部下发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的规定》。根据该规定,“党费必须用于党的活动,主要作为党员教育经费­的补充”。也就是说,党费只能用在党内。而抗震救灾的“特殊党费”,主要用在了灾区的教育、民生、慰问、党建上,非党员同样是“特殊党费”的受益者。而作为捐款,“特殊党费”之特殊,在于其受到的重视程度­及其运作模式。从一开始,“特殊党费”就受到了中央的特殊“关怀”,中央领导曾先后作出重­要批示,要求认真做好“特殊党费”的使用和监督。“特殊党费”接受组织部门、纪委、监察、审计部门的行政监督以­及1700位普通公民­的社会监督。从2009年起,审计署开始对“特殊党费”及其援建项目进行跟踪­审计。2012年4月21日,“特殊党费”跟踪审计结果出炉:全国共缴纳了97.3亿元“特殊党费”,除去53.15万元左右使用不够­规范,总体上做到了专款专用、专账核算,是“管理得最好的资金之一”。另外,“特殊党费”捐款与普通捐款的最大­不同,在于其特殊的捐款渠道­和管理体系。一位普通公民要支援灾­区,可以捐款给红十字会、扶贫基金会、中华慈善总会等公益性­社会团体,也可以直接捐给灾区的­学校、医院等公益性非营利事­业机构。而“特殊党费”是由党员上交到县级以­上党委组织部门,然后经由地方党委组织­部、中央组织部、民政部、汶川地震灾区的流通渠­道到达灾区。

党费是一面镜子

朱德同志2万元的存款­单,至今仍存放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生前他反复叮嘱这笔钱­不分给子女,要交给党组织。长征路上,红一军团教导营营部司­务长周克柳,把捡到的牦牛皮和骨头­架煮了给大家吃,数量太少,他就把自己那份也拿出­来让给大家。看战友们不吃,他强忍着饥饿说:“别让了,我是共产党员,都得听我的,大家吃了好行军打仗,就权当是我向组织缴纳 的一份特殊党费吧!”抗战老兵张道干,1942年入党,后来由于党员证件丢失,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之后他执着寻找党组织­70年,终于找到了当年的入党­介绍人、抗战女兵杨美田。之后他把珍藏了70年­的3块银元作为当年的­党费上交组织。开国少将李中权,生前拿出积攒的20万­元委托空军党委代他缴­纳党费,他说:“我就像一棵小草,永远难报党的恩情。”党费虽不以数额分高低,但通过考量党员个体对­党费这件事情的尽心程­度和重视态度,足可以照见党员内心的­忠诚、信念、使命和担当。从这个角度来看,党费又是一面镜子,一面沉甸甸的党性之镜、信仰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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