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N XI BAI SUI HUANG PU LAO BING YI KANG ZHAN ：MAO MING KAO JUN XIAO ZHI WEI SHANG ZHAN CHANG山西百岁黄埔老兵忆抗战：冒名考军校只为上战场
八十年前，日寇肆虐，无数学生投笔从戎，太原高一学生王宗昌年级低，不在招兵之列，便假冒学长之名，与六名校友考入黄埔军校，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如今，六名校友或战死沙场，或因病去世，仅剩他一人。记者探访王宗昌时，回忆战时，王宗昌热泪盈眶，“打到最惨烈时，最后一颗子弹是给自己的。”
入学
刚过百岁生日的王宗昌身体康健，思路清晰，耳朵有些听不清，生活平静，因养生多吃粗粮，爱看美国男子职业篮球联赛，能一口气做三十个下蹲，和一般长寿老人并无不同。仅生活习惯还残留着部队的痕迹，他每天早晨五点必起床盥洗，从未改变。八十年前，当远在包头的父亲得知儿子当兵的消息时，王宗昌已成为黄埔军校南京本校第十三期步科一总队四大队学员，身处南京。炮火延绵，双方音讯断绝11年。王宗昌1916年12月13日出生于山西省太原市南郊王家堡村，父亲经商，家境不错。1936年秋，九一八事变已过去了五年，愤怒和屈辱仍充盈在国人心头。太原平民中学学生王宗昌也不例外。他报考空军失利后，冒充生病请假的高二学长王履新报考军校，于当年9月18日正式入学黄埔军校南京本校。彼时，他新婚不久。上世纪80年代，太原平民中学同学聚会，王宗昌与王履新时隔多年相逢，一人戎马半生，一人教书育人，命运迥异，皆已两鬓斑白，聊起这段往事，唏嘘不已。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学生流浪到关内，很多人加入黄埔军校，王宗昌记得，“大家常在一起唱流亡三部曲。”
迁校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先后爆发，王宗昌的学长们被派往前线作战。他所在的十三期则跟随学校紧急撤往四川。王宗昌听说，很多学长牺牲在了两场战役中。当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军校发有皮靴，学员们舍不得，只在重要场合穿，平时穿草鞋。他们从南京出发，途经江西、湖南、湖北，进入四川，抵达铜梁，为期八十多天，行军数千公里，因此被称为“草鞋同袍”。紧张的行军中，也有悠闲时刻，行至庐山时，王宗昌和一位同学连夜爬上庐山，欣赏夜景，至今难忘。刚抵达铜梁时，他们住的是茅草屋。1938年9月，第十三期学员毕业，王宗昌被分配到远在山西抗日的14军，其总司令为抗日名将卫立煌。然而，河南信阳失守，交通阻断。王宗昌辗转到达长沙，请多年担任黄埔军校教育长、时任湖南省主席的张治中重新分配。张治中将其分配到29军79师。
火起
“只说29军在江西，具体在哪没人知道。”正发愁之际，11月10日晚，王宗昌和同伴在长沙街头吃宵夜时，巧遇一位戴着79师臂章的勤务兵，找到部队。
当时，为防止日军得到物资，当敌军进犯城市时，要实行焦土政策。11日，长沙民众举火炬上街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2晚，长沙起火，王宗昌跟随部队统一坐火车离开长沙，“火车是从火中穿行出去的，远去后回望能看到滚滚烟火。”长沙大火延烧3昼夜，全城被毁十之八九，死亡2万多人，与花园口决堤、重庆防空洞惨案并称为中国抗战史上的三大惨案。事后，长沙人作一首对联，嵌入张治中的姓名，联云：“治绩云何，两大政策一把火；中心安忍，三颗人头万古冤。”横额云：“张皇失措”。王宗昌至今能背诵，一字不差。
受伤
“日本兵穿呢子衣服，我们的武器装备不如日军。我们军装夏天草绿色，冬天灰棉布，用的汉阳造步枪，手枪的杀伤力就弱了。日军重武器比我们好，炮比我们也好。”王宗昌回忆说。
1939年3月南昌会战爆发，王宗昌所在的29军加入战斗。一次战斗中，一颗子弹从他的右胸穿胸而过。他被送到浙江萧山战后医院治疗。当时，他担任29军79师235团第三营排长，之后得知军长陈安国殉国，其头颅被日本兵割下作为战利品送往日本，29军也消耗殆尽。
“打到最惨烈时，最后一颗子弹是给自己的。”说着，王宗昌声音呜咽了，儿子王仲平伸手搂住 老人肩头，“好了，好了，都过去了。”讲述期间，老人哭了两次，第一次是自己负伤，第二次是营长自杀。伤愈后，他跟随部队开始在江西、浙江一带参加反扫荡，和日军小规模战斗不断。一次在金华换防时，因天气、路况原因，王宗昌所在的部队未能按时抵达，营长邢恒山自杀谢罪。日本队伍与王宗昌迎头撞上，敌众我寡，仓促之下，老人只能和一名战友跳下两米高的田垄，在水稻田里趴了一宿，“日本来了一个连队，人很多，从晚上十一点到天亮才走完。”此后，老人先后担任徽屯警备司令部徽州办事处主任、49军105师师部少校参谋等。1947年，他与家人取得联系，将妻子接到上海。1948年，长子王仲平在无锡出生。1949年，他在上海被解放军俘虏。1950年，他回到太原，在太原市粮食局参加工作，直到1986年退休。2015年，他获得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历史功勋得到肯定。据山西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秘书长路支前介绍，截至目前，山西省被发现的黄埔老兵已从2015年的36位锐减至22位，王宗昌是毕业于黄埔军校十三期硕果仅存的一位， “黄埔老兵是历史活化石，是历史见证者，我们一直在紧急抢救挖掘老兵们的口述历史。”
一本日记记载了1365次生死搏杀的战斗，而这本日记的主人——老革命家萧锋，当年却是个没上过一天学、大字不识几个的文盲。《解放军报》刊登萧锋女儿萧南溪的回忆文章《萧锋<长征日记>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爱妻萧曼玉是他的识字老师》，作者认为，支持父亲坚持一生记日记的动力有两个：一是火热的斗争生活，以及那些同生死共战斗的烈士们的英雄事迹。另一个就是曼玉妈妈，曼玉是萧锋革命的引路人，是使萧锋摆脱文盲帽子的老师。提起写日记，现在的年轻人一定会不假思索地说：这有啥？不就是把当天的事记录下来吗？但是，大家别忘了，我父亲是个没上过一天学、大字不识几个的文盲呀，那么我父亲是如何识字写日记的呢？
苦难的童年
我父亲萧锋1927年9月参加革命，那年他仅有十一二岁。在那个黑暗的年代，贫穷的家境不可能给他一个可以上学的机会，甚至连生存的基本权利都没有。他六岁时做雇农的父亲撒手人寰，只好拉着瞎眼的母亲到地主家讨饭。随后，又给地主家当了放牛娃。他饥寒交迫地挨到了九岁，他的长生哥把他送到十里外的陈家铺子学习裁缝。那时学徒的规矩，实际上就是先给师傅家做下人，且打死不偿命。记得他刚去一个月，不小心搞断了一根针，陈师傅看到了，顺手拿起身边的铁尺子愤怒地向他头上连续打了三下，打得他头破血流。母亲用“厥圜草”敷在头上，迫于生计又把他送去继续当学徒……为了最基本的生存，为了不被人欺压、凌辱和剥削，他光着脚丫子，攥着两个小拳头，衣衫褴褛地加入到了“推翻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社会”“穷人翻身当家做主人”的革命洪流中，与成年人一道，高举着代表“信仰”的镰刀锤头的旗子，浴血奋战在父亲日记记载的1365次生死搏杀的战斗中……
邂逅萧曼玉
萧曼玉是吉安白鹭中学的一名中学生。上世纪二十年代，那里有了共产党的组织，萧曼玉受到党的启蒙教育，思想进步；我父亲学成出徒，成为一个一天可以做一身衣服的小裁缝。由于他聪明伶俐，陈师傅把他留在裁缝铺。这个裁缝铺就设在白鹭中学旁边。1927年夏天，我父亲和曼玉在由赣东向赣西的渡船上巧遇，而后相识，相知，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9月份的一天，曼玉到裁缝铺把萧锋偷偷地叫出来，问他：“忠渭哥（萧锋原名），你怕不怕死？”萧锋答：“不怕死！”曼玉满意地笑了。1927年秋天，在中共赣西南特委和泰和县委书记康纯的领导下，萧锋和曼玉一起参加了万安“农民暴动”，萧锋打着红旗走在最前面，曼玉刷标语。第二年的一月份，他们动员了42个萧氏弟兄参加了“泰和紫瑶山游击队”，我父亲是一小队队长。曼玉是游击队文书和士兵委员会主任。他们参加了四打泰和，九打吉安，从二月到八月，四次挑粮上井冈，为朱毛红军贡献4.8万担稻谷，其中还配合粟裕的红28团二营打了“新老七溪岭”歼灭战、新
城战斗，将敌伪县长张开阳活捉，曼玉立头功。上级要萧锋写战报，这可难坏了他，曼玉替他完成了任务。随后，曼玉娓娓地对他说，光会打仗冲锋不行，没有文化就不能更好地提高自己的作战水平、做好宣传工作。我父亲非常好学习，但是在纷繁的战斗中，如何学习？萧曼玉关切地说，别着急，我来当你的识字老师，并建议他用记日记的方法学习文化，提高思想理论水平。就这样，他用五颜六色的包装纸，用缴获的钢笔、铅笔开始“写”日记，有时大地当纸，竹棍当笔。大家可以想象，第一篇日记肯定是“鬼画符”，可惜没有保存下来。
1929年10月，担任泰和县游击营营长的萧锋在马家洲战斗中头部负伤，昏迷15天。当他醒过来时，看到曼玉含着热泪为自己补写日记，很是感动。曼玉建议乘着养伤的三个月时间，每天坚持认30个字。曼玉严格要求萧锋，要是识不得30个字，不许吃饭！我父亲记得，曼玉给他读的第一本书是《共产党宣言》，学的第一本书是《新三字经》：“共产党，救穷人；打土豪，分田地；不交税，不还租；打当铺，分浮财；有饭吃，有衣穿；讨老婆，不要钱……”父亲不仅将萧曼玉的话认真地听在耳朵里，并牢记在心里，真的将写日记作为提高自己文化水平的方式。他记得，1933年2月，他们在瑞金列宁团校学习时，曼玉到街上为萧锋买了一本四角号码字典，就是在她 的帮助下，他很快认识了近三千个字。后来，组织又让他到瑞金第一期马列主义大学（即第一期党校）深造近一年。在党校里除了一个专职教员成仿吾外，其他全是后来的共和国的领袖人物，如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张闻天等，使我父亲世界观有了飞跃进步，在成仿吾手把手地帮助下，记日记的水平又有了长足的提高。记日记渐渐地成为他的好习惯。他的日记记录了第一、第二、第三、第五次反“围剿”（第四次反“围剿”期间萧锋在党校学习），记录了红1军团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记录了晋察冀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记录了华东中原战场的三年半解放战争，记录了“魂系坦克三十载的和平年代”，一写就是64年呀，一直写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1991年2月1日早上，他的脚浮肿得连袜子都穿不上了。我和母亲陪他到北京军区总医院验了血，在高干病房工作的曹主治医师（我爱 人）给他办理住院手续，可是他坚决不住院，他说：“我高血压、脑血栓，心脏大70%，心房纤颤，专家说了，我这病在医院和家里都一样，心脏骤停或心脏破裂，在哪儿都救不过来，还是给国家省省医疗费吧！”中午，我用自己一个月的工资100多元为他要了一桌丰盛的饭菜，就赶回去上班了。从医院回父母家有两条路，往常看病回家，父亲都是走北路，车少，比较好走；而那天，冥冥之中，父亲硬要司机走南路，就是从长安街上走。经过天安门时，他对司机小王说，你开慢点，再慢一点……他让我母亲把挡风玻璃摇下来，顶着刺骨的寒风对毛主席像行注目礼，深情地望着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好像在向他汇报：毛主席啊毛主席，我基本完成了你交给的工作，日记和回忆材料也基本整理完毕，很快就要到您那儿报到了！父亲坐车回到大院，马路离家门口还有近30米，这30米的路程好像又走了一个小长征，他一步一喘
粗气，坐在邻居家的水泥墩上歇了三次脚才进家门。随后，他拿出半个月的工资300元，催着司机小王到邮局，给井冈山脚下的南溪村的五保户寄去。第二天夜深了，他又打开日记本写下最后的一百多个字日记。四小时后，他的心脏骤停，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他太累，太累了……2月3日清晨，我最敬爱的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儿心揣父情
1982年2月1日，我父亲将1928年到1942年的部分日记无偿地捐献给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当时，有媒体记者问父亲：“萧锋将军，是什么力量使您能持之以恒记日记几十年？”父亲坚定地回答：“是信念！信念支配着行动。有了坚定的革命信念，就不会把记日记看成是平常的事”。作为与他长期相处的家人，现在我反思他，一生刚强的父亲，内心深处还有温柔的一面。所以我认 为，支持父亲坚持一生记日记的动力有两个：一是火热的斗争生活，以及那些同生死共战斗的烈士们的英雄事迹。他身边的许多好战友，好战士，刚才还有说有笑，转眼之间就牺牲了。父亲多次回忆说：“记得过草地时，侦察连的崔明义班长是江西老表。行军中他一会儿帮这人拿行李、一会儿帮那人背枪；自己带的青稞炒面，那是过草地的命根子啊，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拿出来和战友们分享。有一天，由于天黑看不见，他滑进了泥沼，我们收容队的十几个人赶忙趴下把枪递过去救他，崔班长用尽最后的力气大呼：傻瓜！别过来，一个还不够吗，还要再搭上一个！我们就眼看着他被泥沼吞噬……多好的战士啊”！过草地时，他们收容了240名伤病员，其中有120名永远地倒在了草地……父亲的眼泪要哭干了，笔停不下来！另一个就是曼玉妈妈，曼玉是 他革命的引路人，是使他摆脱文盲帽子的老师，1932年3月，他们到信（丰）、（南）康、南（雄）发动群众，十个月残酷的战争环境催熟了他们的爱情，经组织批准，他们结婚了。那年9月，他们在信丰古陂圩后垄山的皎洁月光下，五人席地而坐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一壶米酒两斤花生米权当酒席，由少共信康南中心县委组织部长主婚。萧曼玉和萧锋拜了月婆婆，喝了交杯酒，曼玉即兴赋诗一首：“野外婚礼古来稀，月下拜堂堪称奇，不是曼玉创新俗，实是蒋家王朝逼！”萧锋憋红了脸，吟出一首打油诗应和：“一壶米酒醉心田，我与老师结良缘，婚后更比婚前爱，携手共筑新江山！”
不幸的是， 1934年8月，时任公略县（今吉安县）少共书记的曼玉妈妈，连同怀抱里吃奶的孩子（萧瑞金），遭到敌机轰炸，牺牲在县委机关转移的路上，当时牺牲的有近百人，即“水南惨案”。父亲爱她，感念她，当他打开日记时，曼玉那美丽动人的倩影就浮现在他的面前，好像在对他说，忠渭哥，你记日记了吗？只要活着，就要写啊，写日记，就是在写历史，什么都是一股烟，只有文字能留下……对父亲而言，虽然没有能够实现与曼玉妈妈“携手共筑新江山”的心愿，但承载了他们美好爱情的日记和字典，是他思念、缅怀爱妻的寄托，日记就这样跟他生死与共、形影不离、风风雨雨地相伴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