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彭真自评：我是做实际工作的 不是理论家

1991NIAN PENG ZHEN ZI PING ：WO SHI ZUO SHI JI GONG ZUO DE BU SHI LI LUN JIA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彭真，幼时名傅懋恭，在后来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时用过许多化名，1937年第一次到延安后改名为彭真，直至终生。这一改之“真”字，意蕴丰富，耐人寻味。名如其人，人如其名。他一生的言行都闪烁着“真”的光芒――虽然身居高位，却一贯以人民公仆自居，追求真理，坚持原则，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认真负责……时时处处体现着对党和人民事业的高度忠诚，自始至终保持了本真为人、求真务实的品格和作风。1941年9月，彭真在延安担任中共中央党校教育长后，有一次问毛泽东，中央党校的校训是什么？毛泽东说：“实事求是，不尚空谈。”这年冬天，中央党校大礼堂落成，毛泽东亲笔题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镶嵌在礼堂正面的墙上。从此，实事求是就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党的思想路线的科学表述。而彭真对此领会深刻，成为坚定忠实地贯彻执行这一思想路线的典范。在延安，彭真说过，我们分析解决问题的立场是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是彻底的唯物论的观点，方法是彻底的辩证法的方法。这个立场、观点、方法是统一的、不变的，但随着具体的问题、具体的经济和政治环境的不同，在处理问题时却又千变万化。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他的这个指导思想始终如一。他说，实事求是是我们现在和将来都

必须坚持的思想路线。“实事”不同，“是”也不同。“实事”变了，“是”也要变。我们就是要根据不断变化的“实事”相应地去求不同的“是”。“实事求是”，说起来容易，似乎也好懂，而真正做到，却是很难的。要全面掌握“实事”，就要下苦功去“求”，求出来的“是”又要反映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绝不是嘴上说说就能够做到的。早在1941年6月，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书记的彭真，在延安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汇报晋察冀边区各项具体政策实施及党的建设方面的情况，报告里处处紧扣实事求是的原则。其中，彭真讲到了工资问题。由于当时物价不断上涨，工人生活水平不断下降，而不得不多次要求增加工资，这就使劳资关系紧张起来。边区政府对此种情况进行研究，认为仅靠做说服工作不行，要从实际出发，解决实际问题。所以，就决定实行半实物工资，即工资和粮食各一半。结果工人非常拥护，雇主中反对的人也不多。显然，这项工作就是贯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效果良好。类似的例子，报告中还有很多。所以，中共中央对这个报告给予充分肯定，认为晋察冀边区的建设经验很好，并把报告分几次批转各根据地党委学习参考。1948年7月，彭真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在华北局扩大会议上做报告，贯彻1948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的指示。他在

这个报告中对中央的指示进行了分析，并加以说明和解释。彭真要求干部在贯彻中央指示的时候，一定要认真领会精神实质，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不要忘记实事求是原则。比如，他在讲到关于农村支部的整顿问题时就指出，忽视党员的社会成分和唯成分论，都是片面的，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他说:“党必须恰当地注意党员的社会成分，注意实事求是地培植工人和贫雇农成分或出身的干部，以加强党的领导的无产阶级成分。”

新中国成立后，彭真担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工作更加繁忙，各个领域的事都要抓要管。1949年12月，他在北京文艺干部会议上做报告，提到旧戏改造问题时，要求干部一定要实事求是地看待和处理问题。比如，旧戏中有反动内容的要禁演，内容有毛病的要改造。但是，改造之前，要不要禁演呢？彭真说：“我看不应该。因为有许多演员就是靠那么多戏吃饭的，把那些戏一禁演，就打了人家的饭碗，就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我们吃的是供给制，禁不禁，反正有饭吃，如果那么多的戏都禁演了，人家的生活怎么办呢?我们应该谨慎地处理这个问题。”

1955年全国进行肃反运动，到1957年底基本结束。运动中出现了斗争面过宽和“逼、供、信”的偏向。1956年3月，时任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的彭真，在第三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上提出，发现错案要坚决及时纠 正。他说，不要认为有5%的错案不要紧，就是1%就不得了。在你看来是1%，对被冤枉的人来说就是100%，而且影响范围很大。彭真强调：“错捕、错判要坚决纠正、平反，因为我们的国家是代表人民的，是实事求是，光明正大的，不冤枉好人。”在1958年“大跃进”高潮时，彭真一直保持比较清醒的头脑。他一再强调要实事求是，要按客观规律办事。到1958年秋，中央也开始察觉因违反客观规律而出现的各种 问题。1958年11月25日，彭真在为中共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写的发刊词中，提出了一条极有针对性的指导思想：“用客观上可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要求我们的工作。”也就是要“根据党的方针政策，根据客观实际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最大限度发挥主观能动性，即用党和群众自觉的努力，使我们各方面的工作，以客观上可能的最高速度，健康地前进”。他说：“我们要改造现实，改造社会，改造自然。可是我们却不能感情用事，不能凭灵

机一动的‘本能’办事，不能按照片断的材料和表面现象办事，更不能像风筝、氢气球一样，随风飘荡，即跟着空气办事。总之，不能违背客观规律，任意乱干。我们必须，也只能实事求是地、老老实实地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按照客观规律改造现实。”从此，北京市委就按照这个方针进行检查和部署，要求自己，要求各方面的工作。大家的头脑开始冷静下来思考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步一个脚印地扎扎实实工作。一个当时在市委建工部工作过的人后来回忆说，在“大跃进”浮 夸风刚刚刮起来的时候，建筑工人就不满地说：“反正吹牛也不上税！”后来他们听到市委提出的这个方针时，马上就高兴地用他们的语言领会说：“这个标准就是要我们踮着脚够得着啊。” 1985年在经济体制改革讨论的热潮中，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彭真与人大常委会一些负责人谈话时，要求大家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强调只有用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才能使思想混乱的情况得到改变，达到认识上的一致。对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人们的思想很活跃，但是也应该力求统 一认识。办法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允许批评，也允许反批评。彭真指出：“无论是批评和反批评，都要实事求是地摆事实，讲道理。是就是，非就非。是非的标准是社会实践，而不是自以为是，更不能强词夺理。”

晚年，彭真经过精心整理修改，推出了一批书稿，如《彭真文选》、《站在革命和建设的最前线》、《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等，对这些文稿，他都是字斟句酌，反复核改。子女们为80多岁高龄的父亲废寝忘食伏案不休的精神所感动，继而心疼，便积极参与编稿，替父亲分担重任。在子女参加整理文选的工作期间，彭真一再谆谆告诫他们：“我过去的东西，有的可以不收，有的话可以删，但不能改、不能加，那是历史。《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写了那么多序，里边有很多重要的新思想，那是因为宣言是历史文件，不能改，只能通过写序来做补充。”这些话，充分体现了他坦荡做人的原则与对后辈的殷切期望。

1991年初，当《彭真文选》定稿时，他自我评价说：“我是做实际工作的，不是理论家。人们常说理论联系实际，我是实际联系理论。在实际工作中遇到问题，就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它、解决它，处理完一件事，再去处理另一件事，几十年就是这样过来的。”